如何区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言论

尧曰第二十

题　解：

篇名“尧曰”取于《论语》第二十篇第一章首句“尧曰”二字。该篇共3章，选用3章。该篇是编辑《论语》者，通过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治国思想，阐发了孔子总的治国安邦的大略。既说明了孔子思想是五代圣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说明了只有孔门师生才能使五代圣人思想得以弘扬。孔子“祖述尧舜，彰明汤武”，逐渐构成了“孝弟忠信，礼仪廉耻；爱人亲民；中和、忠恕、中庸”之道。所以《尧曰》篇是全书思想的归纳概括。全书最后告诫人们要记住为人做官之纲，“尊五美，屏四恶”；“知命、知礼、知言。”

20.1原　文：

尧曰：“咨（音资zī）！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音镇zhèn）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音赖lài），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原20.1）

译　文：

尧说：“唉！你舜！天的大命落在你的身上，你要执中不偏，如果四海穷困，天给的一切就永远结束。”舜也用这番话教导禹。汤说：“我小子履，大胆地用大黑公牛作祭品，明白地告诉光辉的上帝，对违天害理者，绝不放纵。我小子履绝不蒙蔽，绝不简慢天地之心。我自身有罪，绝不怪罪多方民众。各方民众有罪，罪的根源在我。”周有上天的大赏赐，善人是最大的财富。“即使是宗亲家族，也不如仁人君子。百姓有过失，应由我一人负责。”认真整顿度量衡，审定礼法乐章，修复废弛的管理部门，四方政令畅通。振兴被灭亡的国家，使之薪火相传，选举隐逸的贤达，天下万众归心。重视百姓衣食、丧事与祭祀。宽和待民就会得到百姓拥戴，讲信誉百姓就希望其任职，聪敏办事自然功效大，公平行政使天下欢悦。

评　论：

允，信，诚；谨，谨慎、恭谨。权量，权，本是秤砣，指秤；量，升、斗量器；权量于此作衡量解，即明辨是非黑白曲直。审法度，审订礼法、乐章。修废官，修整废弛之官，此章是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编辑《论语》者，回顾历史，对五个历史时期的五代圣人的治国兴邦的根本大策进行了梳理：尧对舜的教导，舜对禹的教导，以至尧、舜、禹所行的根本治国教民的大策，则在于“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执其中，《礼记·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为舜乎’！”舜治国及其传给禹的方略都是多听周围人的意见、看法，抑制恶的、宣扬善的。处理任何问题都要避免极端，要无过无不及。如果不如此而为，使得四海困穷，百姓疲敝，上天所赐予的地位、待遇将永远的终结了。这是编写者认为尧传给舜，舜又传给禹的思想真谛。次写汤的治国理民的方略。汤强调的是遵从天理行事，不能欺蒙；爱民恤民，敢于为民承担责任。这就是汤的基本治国方略。再次写周室得有上天的恩赐，赏赉给它的最大财富是许多善良之士。周武王、周公申明大义，即使周室宗亲，也不如仁人君子。管叔、蔡叔叛逆，一样诛罚。而纣的宗族微子、箕子是仁人，对他们就相当推重。可见，周的治国理民方略又进了一大步，在前圣保护百姓、恤民爱民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人的作用，善人就是财富，仁人胜过亲属。这就提出了贤的问题。叙过五代圣人功德之后，阐发了尧、舜、禹、汤、周文、武、周公的治国兴邦的思想。认为整顿度量衡，审定礼法乐章，整饬管理国家的各个官职，各正其名，各负其责，四方的行政施令则畅行无阻。重新兴立被灭亡的国家，即使他们没有接续者，也要从其旁门、近支找一个人顶替，使之薪火长传。寻访流散在民间的贤人志士，使其才有所用。诚能如此，天下老百姓就会襁负其子由衷而来归。治国就应重视恤民爱民、关心民之温饱，追悼先人以培养感恩思想，重视祭祀以培养恭敬思想。统治者宽和待民就易于得到群众的拥护；办事讲信誉，老百姓就信任他；聪敏、能力强就易于见功效、有成就；处事公平，民众就心悦而诚服。其实，此章是编辑《论语》者通过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治国思想，阐发了孔子总的治国安邦的大略。既说明了孔子思想是五代圣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说明了只有孔门师生才能使五代圣人思想得以弘扬。孔子“祖述尧舜，彰明汤武”，逐渐构成了自己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爱人亲民；中和、忠恕、中庸”之道。所以《尧曰》篇是《论语》全书思想系统的归纳。

20.2原　文：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音丙bǐng）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原20.2）

译　文：

子张向孔子问道：“怎么做就可以治理政事了呢？”孔子说：“遵守五种美德，摒除四种恶性。这就可以去治理政事了。”子张说：“什么叫五美？”孔子说：“君子施恩惠于民而不浪费，使民劳动而无怨忿，想行仁德而不贪求仁德之名，形象高大而不骄横，庄重威严而不猛烈。”子张说：“什么叫施恩惠于民而不浪费？”孔子说：“据人民以之为利之处使人民满足，这不就是施恩惠而不浪费吗？选择大家愿意做的使大家劳动，谁还怨忿呢？想行仁，而得以行仁，岂能叫贪？君子无论多少，无论大小，不敢怠慢，这不也是高大而不骄横吗？君子衣冠端正，瞻视正派，庄重严肃，人们望而敬惧，这不就是威严而不猛烈吗？”子张说：“什么叫四恶？”孔子说：“不教育，犯了错误就惩罚叫作酷虐；不警告，眼看构成了错误，叫作残暴；设法使人犯错误，叫作强盗；如当给人爵禄、利益时，非常吝啬，却推称是有关部门的决定。”

评　论：

此为《论语》最后一篇《尧曰》的第二章。第一章讲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德政圣迹之后，孔子弟子徒孙以孔子思想对其阐发弘扬。而此第二章则在先圣先贤治国兴邦的大略大策基础上，概括地展示了孔子系统的治国方略。显然，孔子继承弘扬了先圣先贤的宏图大略，也更说明了孔子大大发展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思想。孔子的部分弟子与再传弟子为其先师孔子确定了历史地位。通过子张问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就引出了孔子一系列详明的政治主张。即“尊五美，屏四恶”，尊，遵也，守也；屏，弃，除去。子张进一步问“何谓五美？”孔子则具体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君子使百姓得到实惠，而又使其无所损耗；君子爱人，从爱人的角度出发，使役百姓，百姓心悦而诚服；君子欲修仁德，但不贪求仁德之名，不是为仁德而仁德，而是施仁德于百姓；君子气宇轩昂，泰然自若，《礼记·中庸》“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此即讲“泰而不骄”；君子要庄严不可狎亵，但对百姓又很平易。《子张》篇“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此即“威而不猛”的最好注释。接着又通过子张的深问引出孔子进一步深入地说明五美的真谛：君子要依据民所希望得到的利而去设计使之得到的办法，且又使其无所损耗。这岂不是使百姓得到实惠，而又使其无所耗费吗？君子要依据具体情况为民选择可获益的劳作而使之劳动，人民虽辛苦而绝不怨愤。君子一心修养仁德，施仁德于百姓，绝不是为了沽钓仁德之名，所作仁德之事再多也不是贪。君子待人无论势力大小，人多人少，对上不媚，对下不骄。即使“鳏寡孤独废疾者”，也绝不欺压。《诗·大雅·烝民》：“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所言正是“泰而不骄”之管理者。君子穿衣戴帽皆整肃端庄，脸色眼神皆严肃宽和，使人望而生敬畏之心，这岂不是威严而无暴行者吗？子张再问什么是四恶？孔子说：对百姓不加教化，待百姓犯了罪就刑杀，这是真正的暴虐。《左传·成公二年》：“明德慎罚”，讲的是对民要以德教诲，千方百计杜绝其犯罪，一旦犯了罪，要审慎地惩罚。所以孔子反对不教而杀。而对民不教而行杀戮者就是暴虐的恶人。对百姓不提出警戒的指导，不告诉他们应注意避免什么，应防止什么，以致使百姓的错误行为构成了错误，这就叫作残暴。使别人的过失慢慢滋生蔓延，以至不可救药的地步，这就叫邪恶。虐、暴、贼三恶共同之处在于不教，任其犯错误，乃至犯罪。三者区别之处在于“不教而杀”，不一定是存心不教，或是行政水平能力不够的问题。“不戒视成”是管理者眼看着被管理者行为逐渐构成了犯罪，而未及时警告。这比“不教而杀”要糟糕一些。而“慢令致期”是统治者设圈套使人达到犯罪的严重程度，这种人比前二者都更坏，是最阴险、最毒辣的人，所以这就叫真正的邪恶。这是“四恶”之首。《左传·隐公元年》载“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事件，揭露了郑庄公对其弟共叔段就采取了“慢令致期”的邪恶手段。其弟屡做坏事，他不去纠正，且说“子姑待之，多行不义必自毙！”所以历史上认为郑庄公搞阴谋耍邪恶手段。第四恶，是管理者给人利益、名誉时，非常悭吝，却借口是有关部门使然。《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项羽“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讲的就是“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项羽原想封别人官，刻好了印，又舍不得立即封赏给人家，以致把铜印的棱角都玩弄圆了，尚不释于手，最终落得众人皆叛的结果。所以，孔子认为“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是管理上的第四恶。一位管理者如能做到遵行“五美”，除掉“四恶”，就可以做好官，管好事。出纳，出内，从中往外拿利益给别人。有司，有关部门。此章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孔子仁德治国的思想方略，其对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国管理思想起到了主导作用。至今仍不失其鲜明的积极意义与管理的实用价值。

20.3原　文：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原20.3）

译　文：

孔子说：“不懂得自己应有的名分，就没办法成为君子；不懂得等级规范，就没办法立于社会；不懂得各人的言语，就没办法了解别人。”

评　论：

此章为《论语》最末一章，是对《论语》一书有关孔子做人处世思想的总括，“知命、知礼、知言”。命，《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朱熹注：“性，即理也。”不知命，即不知天理，按宋明理学的理解，天理即纲常伦理。而汉孔安国认为是“穷达之分”，强调了名分。其实质与后世理解的纲常伦理也是相通的。而命所指的名分是一个人应有的名分，不是社会给他的名分。知道了自己当有的名分，就可以恰如其分地去追求，既不退缩，也不贪求，如此方可谓君子。不知礼，不懂社会的等级名分、为人处世规范，就没有办法立于社会之中。知言，辨别他人言语是非曲直善恶的能力；又懂得自己应如何运用语言表述自己的思想情感。如果既不能辨别他人语言，自己也不会运用语言，就没办法了解人。不了解人，就不能很好地管理人，当然就做不了官了。所以孔子认为“知命、知礼、知言”方可谓了解人、会管理人、立得住的君子。这是孔子为人处世思想的高度凝炼、概括。《论语》最后叫人记住为人处世之纲，即“知命、知礼、知言”。作为一名法官，首先要明白自己的身份、职责；自己应恪守的法官规范；要了解工作对象的种种方式的语言手段。对工作对像一眼看穿，使其无躲闪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