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和色釉里的乡愁

郑云一，1970年生于安徽祁门。技校毕业后曾在县城粮食局工作，因酷爱绘画而辞职一度成为“北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安徽省工艺美术学会陶瓷研发中心主任，安徽省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景德镇云一艺术空间主持人。

一

我认识云一很久了。2007年我刚到官庄，就有人对我说，你弟弟的青花画得很不错呢。我挺纳闷，什么时候我在官庄有了一个兄弟？后来才知道，被人“册封”的弟弟叫郑云一，与我的名字只差一个字，而且就住在我的对面。人家看见我门前挂的招牌，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是姐弟了。

云一却真的一口一个老姐叫我了。

※上图/云一工作室，浸染着沉郁的乡愁

※下图/工作室一角

※右图/郑云一作品之《家园》，60cm×60cm

※右下图/郑云一作品之《上学》，60cm×60cm

1970年，郑云一出生于安徽祁门县渚口村。云一说，他至今也没弄明白，他当年在村里读的幼儿班，为什么叫红二班？比他大一点的小孩子所待的班为什么又叫红一班？我说，可能全称是红小兵一班，红小兵二班吧？这种称谓，在20世纪70年代竟流行在远离省城，自古文韵悠长的徽州乡村，今天听起来的确有点怪异，当时却是全中国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云一的老家，是黄山脚下的一个古村，离祁门县城三四十里地，始建于唐朝。村景亦如诗中所云：绿树村边合，溪水村头绕。黄牛白鹭，景色如画。但这都是云一后来回味中的影像。当时四五岁的孩童印象最深处，是村里树上挂的大喇叭常常大声播放“批林批孔”，是每个小孩子都会发一杆红缨枪，木头做的，老师领着他们一帮娃娃，排队扛着红缨枪，齐声大喊“一二一，打倒孔老二！”。老师是村里人，可孔老二是谁，老师没有说过，小孩子们哪里清楚，个个觉得神秘得很。于是晚上，在屋边草丛里，村童们玩游戏，都用木棍往石头缝草丛里捅扎，怕有孔老二藏在黑暗中。顽皮的云一觉得有趣，此时便会趁着黑幕拉开嗓门怪叫：孔老二来啦！就像说鬼来了一样，所有小孩子立刻吓掉了魂似的一窝蜂地逃散。

云一当时虽小，却很浑，坏点子特多，母亲管不住他。例如他不懂“批孔”是什么，可一听大喇叭广播，就会指着邻居小女孩子的脸做怪相吓唬她：鼻孔！鼻孔！把小女孩吓得大哭。

二哥对妈说，让小弟跟我去读书吧，你可省心，我还可以亲自教他。如果不是二哥这一决定，云一也不知道，他还会是今天的云一吗？

云一坦承，他跟着二哥在山里读小学的那五年，是人生基础最重要的五年，他最终能感受艺术之美的启蒙，便在这里完成，这也成为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多年以后云一几次动念想重回旧地，却始终不敢成行，因为他知道，最美好的回忆只能留藏在心底。

云一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丈夫虽在县城工作，她却一直待在老家，生了六个孩子，云一最小。二哥高中毕业后，因为舅舅曾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去了台湾，所以他没资格考大学，只好在祁门东坑深山里的村庄当了民办教师。学校在东坑山顶一座早就没有香火的旧庙里，只有二哥一位老师。一间教室，五个班级，五个班级总共十几个学生，所有课程都是二哥一人教。老师的宿舍、厨房都在教室旁边，用水挑山泉，烧饭捡柴火。

云一被二哥带到了祁门东坑的山顶小学。对他来说，这是命运的恩赐。

太阳落山前，其他学生都回家了，只有云一跟着二哥住在庙里。落日余晖下，山鸟在树梢盘旋，不知名的动物有时一闪而过。山里很寂静，没有红缨枪，云一也无伴可玩。他开始想象着把身边万物当成玩伴，自娱自乐。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四周的山林草花，太阳月光，石头小虫，竟然都是如此的美，仿佛有生命一般，让他好生喜欢，于是他找来纸笔，开始兴奋地在纸上涂抹。他把他所见的，喜欢的一切，都画在纸上。他觉得，他眼中的这些，比二哥笔记本上红旗飘飘的插图，“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插图，更好看更有趣。

二哥喜欢读书。他的藏书不多，却还有些是线装书。二哥虽不懂绘画，却懂得什么是教育。见云一喜欢画，便挤出微薄的工资，给他买来纸笔和颜料，还有当时少见的连环画。于是，在深山里的少年云一，在二哥的庇护下拥有了一个丰厚的童年。这场童年，除了读书，还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天有地，唯独没有红缨枪和大喇叭。在沉静安宁的大山中，在大自然的潜移默化下，云一比别的孩子多了一点对美的敏感和认知。

这种认知，开始影响他的人生。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悟出，这番童年时代在大自然中的美育，对他的一生有多么重要。

他不知什么叫写生，却把身边的一切喜爱都画在纸上，他也不知什么叫临摹，不过照着二哥送给他的连环画画小人儿，他会按照内心的喜欢改造他们的模样，这种游戏给了他无穷的乐趣。在东坑深山里跟着二哥读小学的五年间，云一把画画当成了自己沉迷其间的唯一娱乐。

有时，他跟着二哥回到母亲所在的渚口村。村里还有一些空置的老房子，房主因种种原因已离村几十年，乡里乡亲的，谁也不会去动它们。云一钻进窗去，在阁楼上，在木柜里，他常常会有意外的发现：有时是角落里一条围巾，虽然落满灰尘，却织满云一从未见过的美丽图案；有时是一堆贴上封条的破旧老书，上面的文字云一半懂不懂，却很新奇，和他的课本大不一样。他会偷偷拿走一两本旧书，看不懂的就问二哥，二哥就教他一些文言文的常识。这些书中，他印象最深的是《浮生六记》和《闲情偶寄》。这些读不懂或只能部分读懂的古籍，会将时间深处的声音带入云一的梦境。很多年后，郑云一在景德镇官庄他的陶瓷工作室，以“闲云偶寄”的篆书印文，来装饰自己工作室的墙壁。

二

转眼，云一长成少年，进了县城中学读初中。他的绘画才能，在新的学校让美术老师惊讶。不过，老师却常常呵斥他，因为他的绘画没有任何规矩。老师是中规中矩的人，对这个孩子是又爱又恨，他看不惯云一信笔涂鸦，浪费自己的才能，他在教授云一素描和水彩时，也试图纠正云一的想象力。如今，老师和他早成为忘年的朋友，说起当年，彼此依然又爱又恨。

而当时的云一，正处于青少年时代的叛逆期。县城中学丰富多彩的生活，开始吞噬他纯净简单的思维。绘画不再是心灵的盛宴，他开始享受绘画带给他的虚荣；背着画夹走在县城的街上，他感到神气和得意，他忘了山林鸟鸣，忘了朝阳晨曦。在同学们羡慕和妒忌的眼神中，他觉得自己虽然来自贫困的山中，却完全有资格昂首挺胸，因为他的绘画是如此的出众，高年级同学也没有谁能超过他。他开始知道了中国和世界上的一些艺术大家，如徐悲鸿，如毕加索。他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让老师和同学大吃一惊。

少年心事，天大地大。

第一场打击很快就来了，初中毕业，他没能考取高中，只能进一所普通技校。他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生活中的无名小卒，一个谁也不会关注的乡村少年，前途无着，艺术的梦也开始黯淡。

1986年技校毕业，父亲托人把他安排到县土地局当了一名土地详查员。此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帷幕轰轰烈烈拉开之际，百废待举的中国，开始进行曾被长期搁置的全国土地普查，此项工作繁复庞杂，需要大量工作人员，云一只是一名临时工。由于童年养成的习惯，他会在单调的环境里寻找人生乐趣，在这里，他学会了观察植被和裸岩。没有那些丰富的植被和奇形怪状的裸岩，云一无法记住枯燥无味的测量数字。

在这个岗位只工作了一年，天性自由的云一就待不住了。他在父亲的咆哮和母亲的无奈叹气中坚定地辞了职，南下广东，17岁的少年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闯荡。

当时，深圳和蛇口都是内地小城话题里比较神秘的地方，富裕凶险而充满机会。他跟着别人去倒腾服装，在深圳和蛇口批发便宜的“洋装”，回到县城晚上去“练摊”，生意竟然奇好。那些时髦的衣裳，吸引了小县城里爱美的人群。当时中国城镇还没有城管这一说，只有工商局的人会来收税。12块一件批发来的大衣，可以卖到80元。有时一晚可卖出十来件。很快，年纪轻轻的他就成为“万元户”；有了钱，一帮小混混跟着称他为“老大”。摆摊一般选择在晚上，政府不太干涉，但需要“抢摊”占位，云一不知不觉中步入县城里的“江湖”。“江湖”是一个非常中国的词，直接的词意是江与湖，暗指的却是凶险莫测，前途未明的另类生活。云一内心并不快乐。他开始抽烟喝酒打架，成为父亲眼中的“逆子”。艺术离他越来越远，仅仅成为他排遣情绪时的工具。有时候，他会怀念度过童年的山顶小学，那些安宁美丽的日子，那些在纸上随心所欲的图画，他会回想老宅的青砖灰瓦和马头墙檐，回味在荒芜破败的无人阁楼上阅读古书的某一情节。他不知道人生有何意义，他就这样混下去有何意义。

当时的社会对练摊者是另眼相看的，“个体户”是一个人人皆知的贬义词。为了儿子的前途，在粮食局工作的父亲想尽种种办法，终于让云一进了公家的单位：1989年，他成为县粮食局的正式职工，先当付粮员，后来又成为仓库保管员，在当时，这可是一份让人人都羡慕的稳定工作啊。这个让父母头痛的孩子，应当从此安分下来，娶妻生子，像大多数中国百姓一样，过上安稳而普通的日子。

如果不是中国社会正处在特殊的转型期，如果不是一场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著名艺术事件，年轻的云一会不会就像父亲一样，一辈子待在县粮食局做他的仓库保管员，从此忘了人生梦想，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小职员？

答案是如此的迷离，因为社会也是如此的不确定。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却是：1991年春季，县粮食局仓库保管员郑云一无意间读到报纸上关于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

也许，今天的读者知道北京有宋庄，有798，可知道当年圆明园画家村的已经不多了。更不知道正是圆明园画家村的先锋崛起和悲壮遣散，才有了后来的宋庄和已遍布全国的文化产业创意园。

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有必要回顾一下这段中国艺术史上的往事：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先后毕业于北京各大艺术院校的学生，放弃国家的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娄斗桥一带，成了京城较早的一拨流浪艺术家。年轻导演吴文光独立拍摄的电影《流浪北京》1990年问世，记录了当时这些人的部分生活状态。他们那种自由择业的勇气，撼动了户籍制度的基石，为后来更多的艺术家流浪北京、选择自由职业牵线搭桥作了某种索引。尤其是他们均寄住在圆明园附近，以此为创作与生活的根据地，因此也成了“圆明园画家村”的最早雏形。1990年，曾经参与报道京城流浪艺术家的《中国美术报》原工作人员田彬、丁方等人，从报社撤退出来，与方力钧、伊灵等艺术家一起迁到了圆明园附近的福缘门村画画，从而形成了一个艺术家聚集的中心。这就是“圆明园画家村”的历史序幕。此后，随着序幕的拉开，越来越多的流浪艺术家纷至沓来，也吸引了许多媒体的关注，“圆明园画家村”的称呼便不胫而走，渐渐成为一个文化象征。

艺术家最早聚集到福缘门区域的共同原因是这里可以租到相对便宜的大房子，而且邻近的高校使得日常生活相对容易应付。

对于从事架上绘画创作的艺术家来说，一定空间的工作室是其从事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一般的公寓房或者相对狭小的空间都无法承受这个需求。当时绝大多数来到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都是脱离了先前的体制内生存机会，以外地人的身份到北京寻求发展，经济条件的制约使得他们只能选择当时城乡结合地的农民房。而福缘门周边荒废的昔日皇家园林所呈现出的原生态的景色，无意中又契合了艺术家们心中的“巴比松”情结。

其实，从来没有上过艺术院校的云一，虽然也断断续续地学习了油画技巧和中国画，却并没有认真想到过要做一个艺术家，绘画是他的一种生存状态。只是童年期养成的自由率性，中国乡间文化里一息尚存的人文滋养，使他本能地被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生活所吸引。

2013年的秋天，在景德镇工作室的茶桌上，他对自己当年的出走毫不后悔，对曾经的画家村生活充满眷恋：“那才是真正的人生，充满艺术的生命和生活！”

三

我知道当年在福缘门村，能真正靠卖画为生的艺术家并不多，何况云一这样一个既无文凭又无人脉的外乡人。我问他，怎么解决生活问题呢？

秋光中，手端茶盏的云一诡秘一笑：开始靠原先攒的钱，后来靠卖菜。

我一愣，卖菜？随即回过味来：云一，17岁时便南下广东，走过江湖啊！贩菜卖菜，对农村出生的他来说是轻车熟路。

“当时福缘门村处在北大、清华、人大三所名校的交合处，出于人们生活的需要，在这里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半遮半掩的早市，说是早市，其实相当于现在古玩市场的“鬼市”，因为凌晨4点半就开始了交易，6点天亮以后就基本结束了。我晚上12点骑三轮车到大钟寺批发市场去进一批菜，主要是冬瓜、西红柿、辣椒和茄子，也有一些绿叶菜，然后4点半再带到早市上卖，一星期卖一两次，其中的差价足以让我维持在画家村生活的开销。”

当然，那是一种最低成本的生活，例如租用的床板是用砖头架起来的，例如喝的酒都是劣质酒。如果不是年轻的艺术家们为这个村落带来了阳光和希望，在云一眼中，这座依托京城，命名福缘门的村子，丑陋得根本无法与自己的家乡相比。从村南口进入，不到三米宽的街，像北方常见的那种农户的住房，参差不齐，毫无规律和美感地拥挤在一起。老家的任何一幢房屋，都被设计得具有无比美感，而福缘门则像是到处乱搭的违章建筑，东一间西一幢破破烂烂的红砖房，住满了操各种口音的外地人。当时福缘门区域的几乎每一户民房都有一位至多位艺术家租住，许多房主甚至一再缩小自己的居住面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出租给艺术家。

可是进驻这里的人群，与郑云一在小县城里身边的人群大不一样，他们强烈吸引了他，云一自己也租屋画画，也看他们画画，还和他们吵架争论，吃着与老家米粮蔬菜根本无法比滋味的老茄子，炸酱面，云一竟然乐不思蜀。

究竟有多少艺术家曾经在圆明园画家村生活过，到目前为止没有定论。对于一些原本就具备创作实力，具有独立观点的艺术家来说，圆明园画家村只是其逃离当时的社会体制，进行自由创作的一个场所。对于更为年轻的艺术家来说，在这种自由洒脱的生活方式和氛围中，更适宜探寻适合自身的艺术样式。20多年后的今天，我在电脑上搜索圆明园画家村的资料，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圆明园画家村位于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福海南岸，绮春园的西北。其在行政划分上属于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街道办事处福缘门居委会所辖区域。福缘门具体位置是——‘东至一零一中学西墙，西至一亩园，南至达园宾馆，北至圆明园；占地面积47公顷；建筑面积58156平方米；403户；居民人数1114；建成时间于1949年前。’《海淀区地名录》出版于1996年12月，当时福缘门区域的拆迁改造工程尚未开始，因而其提供的地理和行政区信息符合圆明园画家村存在期间的状况。

“画家村存在期间，其所在区域包括：挂甲屯，福缘门西村、福缘门和南府新村，另外还包括当时已经荒芜尚未恢复的圆明园福海西侧九州岛清晏、曲院风荷、碧桐书院、天然图画等景观区域，艺术家们称之为‘林子里’，当时的画家村毗邻圆明园遗址公园、达园宾馆、东北义园、一零一中学，中国的两所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近在咫尺。

“圆明园画家村周边诸多著名的人文地标决定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进而使其成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政府清理整顿外地流动人口的对象……”（熊焰《圆明园画家村之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意义》）

1995年秋，政府勒令艺术家们搬离福缘门区域，之后的若干次的“收容遣送”，是圆明园画家村解体的直接原因，反映了当时社会包容性的欠缺。圆明园画家村解体之后，各种规模和形式的艺术家聚集地遍布全国各地。它们的存在和蓬勃发展是曾经存在过的圆明园画家村的意义所在。

圆明园画家村是中国第一个自发形成的艺术家聚居地，存续虽然短暂，但是它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了中国一代艺术家心中永远的乌托邦。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介绍圆明园画家村，一方面，因为郑云一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艺术家郑云一，和他在圆明园画家村的经历有关；二是今天外来艺术家纷纷聚集景德镇已颇具规模，大环境不同，艺术家的境遇和追求也大不相同了。我想让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对比。

四

画家村解体后，云一回到了安徽老家。他曾经幻想以生命作画，自觉内心强大，但现实却使他沮丧和空虚。为了生计，他在屯溪开过大排档；又凭着一技之长，在宏村卖画为生。2005年结婚之后，在休宁旅游区租了个小竹楼做小买卖兼卖画。他老婆胡艳秀回忆那段日子说，那时真是很苦，冬天，雪花就能从竹楼窗缝门缝里飘进来。但北京之行打开了云一的眼界，此时的他不再是一个仅凭天赋作画的少年人了，他有了一些气味相投的朋友，互相往来谈论艺术见解；他也开始大量读书，开始关注古籍善本，有了钱便深入乡间去采风写生。徽州的乡土民居，人文气息便在一次次的采风写生中感动着他，只是那时云一不知道，它们日后都将在自己的青花瓷上完成定格。

在宏村的时候，郑云一认识了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几位老师，他们带陶院学生在古村落写生，常到云一的小画廊去喝茶。这些老师中，有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李菊生等大名鼎鼎的教授，老师们欣赏云一的才气和灵性，鼓动他去景德镇发展。于是有那么几年，云一就像候鸟，每年会在景德镇待上一两个月。

2007年，云一带着妻子胡艳秀，正式来到景德镇生活。艳秀说，开始的日子很难，每个月她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余钱都用来投入陶瓷，烧坏的，砸了的，每月都有不少。后来云一成为安徽华教集团签约艺术家，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不过，很快他就不干了，因为签约艺术家在解决生活的同时，也失去了创作的自由。现在，他只兼任着该集团的艺术顾问，为集团正在做的合肥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提供一些文化元素。

云一说，陶瓷艺术不像国画、油画能直抒胸臆，它必须考虑工艺。不解决工艺本身，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就与内心追求达不到一致。云一用了很长时间，研究成型，研究烧成，不过他的目标很明确：所有的技法，最后都将回归绘画本身。他只想以陶瓷作为媒介，以绘画为手段，来传达他内心的世界。

这一点，他和他的朋友、诗人马策有过争执。马策认为画家不应有思想，通灵才对。云一则认为画家应该有独立思想，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质疑，都应贯穿到绘画中去。其实，他俩都有共同点，那就是艺术是应当有依托的。其实，我看云一的瓷画，尤其是他的青花作品，充满性灵的追求。景德镇著名的评论家黄茂军说过：“云一努力是在真正传承景德镇陶瓷的骨血，那就是将传统中国人钟爱的字画与一种器皿的双剑合璧——景德镇陶瓷走到今天这个境界，和当年“新安画派”的画师加盟有很大的关系，这和陈曼生加盟紫砂壶制作类似，如果没有“曼生十八式”，宜兴紫砂哪有今天这样的雍容气象？同样，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新安画派”加盟的景德镇陶瓷，会是怎样一种“素面朝天”的模样？云一在景德镇的驻扎，俨然一段历史的重现。”

我告诉云一我想写他时，他正忙着为年底在北京国家大戏院的戏曲人物瓷画展览准备作品。他说你来吧，我在龚氏瓷板坊，我们边画边聊。作坊里照旧是一箱零乱的空酒瓶，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一瓶啤酒，一杯茶，一支烟，画几笔画，喝一口酒，烟就夹在手指间，他的瓷板画，不打小稿，情绪来了，直接上笔。因为他正画着《岳家庄》里的岳飞和岳云，他就和我谈起古代现代父与子的关系，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又比较了一下历史的其他事件，唯独没有谈艺术。

云一的戏曲人物瓷画展览策划人是李冬君和刘刚夫妇。他们俩是历史学者，云一的朋友，也是昆曲发烧友。我读过他们夫妇合著的历史学术著作《文化的江山》，真是一本观点独到的好书。云一最初画戏曲人物也与他俩有关。有一年，李冬君夫妇请云一到苏州去听昆曲，听着听着，云一就有了强烈的表达欲望。回来他画了一批以戏曲人物为主题的作品，不过都是借戏发挥，趣味横生。虽然酷爱昆曲的李冬君认为他应当画得更唯美一点，但云一只想画在他心中有所触动的部分。他这次的作品，也是一样，每幅作品，都有题外话。如《阴阳河》：世界真太小了，只需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鱼藏剑》：大乘经说：杀了一人，能救众生，这就是菩萨行。

可见云一并不打算做世外高人，他总想弄明白一些这世界上的事情。艺术家，都应当是真性情的人，有话就要说，想画就要画。

该说说云一的青花和色釉了。

当云一落脚在景德镇时，他就明白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种述说方式，来表达中年生命里悠然沉郁的乡愁，那就是青花色釉瓷。在青与白之间，在朴实无华的色釉窑变中，徽州民居的马头墙洒满了斑驳的月光，江南三月的细雨，十月的秋阳，滋润着初春的水田晚秋的米谷；老屋院里的大枣树下，晃动着祖父祖母的身影，缭绕着平淡温暖的时光。在这些青色迷离的背景里，开裆裤的孩童在奔跑哭闹，兰花衫的少女在含情浅笑，抽烟斗的中年人，牵着水牛走在田埂上；还有卧在古井边的老狗，是不是正在寂寞地怀念着往日的时光……

“正月一个礼，二月一个宵，三月清明节，四月谷雨中，五月端午节，六月绿豆香，七月过七夕，八月中秋会，九月九重阳，十月做衣裳，今年著，明年补，后年赤屁股……”

云一的徽州青花，是他自己的精神家园；他有幸在童年身处即将颓圮的旧江南风景中，并在少年时代汲取了幸存于乡间的精神元素。他笔下的青花和色釉读之会让人心醉，亦让人心碎，皆因他为失去田园的中国，留下了最后的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