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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液学领域独领风骚

时间:2022-07-1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2011年1月14日,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王振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并出席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为他颁奖。她得知王振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专程从浦东赶到瑞金医院向王振义表示祝贺。

王振义 在血液学领域独领风骚

◎金 慈

王振义院士

王振义(1924— ),原籍江苏兴化,上海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48年毕业于震旦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他与夫人合译由Stefanini编写的《出血性疾病》一书,于1958年由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出版。1979年他与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张天仁教授合作,在他的领导下,在国内首先提纯因子Ⅷ相关抗原(即vW因子),并制成抗血清,应用于临床,在国内推动了血管性血友病(vWD)和血友病携带者等的研究,液学杂志1980年第一期及1981年第二期,并在1982年获卫生部科研成果乙等奖(第一完成人)。他与陈竺主编的《肿瘤的诱导与凋亡疗法》1999年获国家图书一等奖。发表在Blood(1988年)上的论文获美国ISI引文经典奖。发表科学论文300多篇,参加撰写专著5本,其中一本获得国家出版一等奖。曾获上海市教育功臣和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1月14日,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党和国家给予他国家最高奖赏。2012年1月20日,获得美国癌症研究全国基金会第七届“乔奇癌症进展”大奖。

国家最高的奖赏

2011年1月14日,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王振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并出席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为他颁奖。党和国家给予他国家最高奖赏。

他获奖的消息迅速传到上海,许多经过他治愈的癌症患者兴高采烈,向他表示祝贺。24年前,经王振义从癌症病危中抢救过来的一个小女孩,后来成长为相貌端庄的大姑娘,她大学毕业后,现在是国际著名制药公司的药物研发员。她得知王振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专程从浦东赶到瑞金医院向王振义表示祝贺。她说,王教授高超的医术挽救了她的生命,“我和家人衷心祝愿王教授幸福快乐,健康长寿”。她道出了经过王振义治愈的患者的心声。

王振义获奖后说:“我以万分激动和感激的心情接受胡锦涛主席授予我国家最高科技奖。在接受此荣誉的同时,我想,如果没有我们整个团队和各级医务人员的精诚团结和合作,勤奋工作,没有上海各医院和国内有些医院的合作和协助,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的,因此,他们应该分享此荣誉。我和我的团队将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为攻克白血病而继续努力。”

2011年1月14日,在受奖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为王振义(左)、师昌绪(右)颁奖

胸膺填壮志 荣华视流水

“您的工作不仅指出应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治疗一种特异的疾病,而且更新了可以应用单一药物通过诱导分化治疗癌症的概念。”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2001届毕业典礼上,该校校长乔治·鲁普是这样评价王振义教授的,并授予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对于当时已77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王振义教授来说,他为自己能代表祖国前去大洋彼岸领奖而自豪,但他更愿意看到台下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一群群朝气蓬勃的毕业生,期待着他们能成为更成功、更优秀的科学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会见王振义院士

这位被世界医学界誉为“癌症诱导分化第一人”、名噪国内外血液学领域的学者对于所获得的荣誉,喜欢用一幅画来简单诠释,在王老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清贫的牡丹》,“我认为这幅画表达的是清静向上的意思,做人要有不断攀高的雄心,但又要有一种正确对待荣誉和自我约束的要求和力量,对名利看得很淡,对事业看得很重,这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我相信做人最本质的东西:胸膺填壮志,荣华视流水”。对于这幅画的理解印证了王振义教授为人、为医、为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揭示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医学科学家的成功之道。

如今,王振义已年逾八十,但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是一位老师,桃李遍布各地,但他仍在耕耘;他是一位医师,救治患者无数,但他还在探索;他是前任所长,创立的血研所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研究机构之一,但他还不满足。

勤奋好学 刨根问底

王振义1924年11月30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兴化。父亲8岁时,祖父去世,祖母靠一份遗产把王振义的父亲抚养成人。父亲高中毕业后,在一家荷兰人办的保险公司工作,之后在自创民族企业思想的引导下,在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安平保险公司任襄理。

王振义在查阅资料

王振义自幼勤奋好学,刨根问底的天性在孩童时代显露无遗,凡事总有问不完的“为什么”。姐弟8人,他排名老三。在8个孩子中,他是个很好学也很会玩的孩子,因此严厉的父亲对他责备甚少,由于学习成绩优秀,父亲的“戒尺”从没落在他的手心。而溜冰、“造房子”、打乒乓、踢毽子、打“墙球”,这些孩提时代的游戏,他样样喜欢,毽子从来就是他亲手制作的,踢起来当然更胜一筹;打乒乓是其最热衷的,工作后在当时的广慈医院还拿过乒乓球比赛第一名。

父母家教很严,教育子女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有一技之长、对社会有用的人。祖母是王振义最敬爱的老人,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在他7岁那年,祖母不幸患了伤寒,病势凶险,请到了当时一位沪上知名的医生前来诊治,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祖母最终还是未能得到救治。父亲是由祖母一人抚养长大的,自然是悲痛欲绝,从此也寄希望子女中有一人能够从医,对家人有所照顾。其实,当时只有7岁的王振义已经在思考着:“为什么这个病不能治呢?怎么会得这个病呢?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一个接一个的问号,在王振义的心中链接成一种对医学知识探求的渴望,链接成一种从医的萌动。当然王振义的幼年及青少年时代也是在外国欺凌中国人民的忧患时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所以深受“只有奋发读书,有了技术才能救国”的思想影响,家境允许他从小学一直念完大学。1936年,他毕业于上海法租界所办的萨坡赛小学(现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1937年至1942年在震旦大学附属中学念完中学,1942年免试直升进入震旦大学,在“医生是一份崇高职业”的思想及家庭支持下,选择了医学事业。

王振义在学生时期受到孔孟思想的熏陶,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受到党的教育,所以他的人生观是孔孟思想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两者融合而成的,使他成为一个克己奉公,为人正直,把为病人服务放在首位,不断钻研业务,努力提高学术水平的人。

挑战出血性疾病 屡获佳绩

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因成绩名列前茅,留在广慈医院(瑞金医院的前身)担任住院医师。1952年,上海第二医学院成立,口腔系设在广慈医院,王振义发现不少口腔病患者小手术后(如拔牙)出血不止,原因不明,一般止血疗法无效。1953年,广慈医院的内科已分专业,他从事血液病的诊治工作。为此,喜欢刨根问底而又不服输的他沉浸在大量的文献中,并了解到国外有轻型血友病A的报道,即血浆中凝血因子Ⅷ的水平为正常的5%—25%,平时并不出血,小手术后出血不止,一般实验室检验无法发现,需要用凝血活酶生成试验。此外,鉴别血友病A及B也只有依靠这种试验。但做该试验时,需要将硅胶涂在玻璃管壁上。当时国内无此材料。一向喜欢钻研的他用石蜡代替硅胶,成功地在国内首先确立了这种检测方法,并做出血友病A、B的分型及其轻型的诊断,解决了这种不明原因出血的诊断和治疗问题。论文先后在1956—1959年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中文、外文版及中华内科等杂志。这些成果成为1963年他晋升为副教授的主要依据。1956年,鉴于国内缺少一本有关出血性疾病的参考书,他与夫人合译由Stefanini编写的《出血性疾病》一书,1958年由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在这方面国内唯一可供参阅的书籍。1979年他与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张天仁教授合作,在他的领导下,由邵慧珍等具体操作,在国内首先提纯因子Ⅷ相关抗原(即vW因子),并制成抗血清,应用于临床,在国内推动了血管性血友病(vWD)和血友病携带者等的研究,其水平与当时国外相比,仅差1—2年。有关论文发表在中华血液学杂志1980年第一期及1981年第二期,并在1982年获卫生部科研成果乙等奖(第一完成人)。此后,他继续在血栓止血领域中深入研究。在他的领导下,在病生教研组教师、瑞金医院血栓与止血实验室及各届研究生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内首先提纯β血小板球蛋白(βTG)(张启良)、蛋白C(顾敏祥,何旭华)、蛋白S(邵慧珍,陆核)、凝血酶敏感蛋白(TSP)(陆核,邵慧珍),制成相应的抗血清,应用于临床,并在国内报告首例蛋白S遗传性缺乏症(瞿嘉珉)。此外,1986—1988年,在他的指导下,在张彩英等协助及中科院药物研究所合作下,他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赵基,从中药蒲黄中提纯了4种有效成份,并从出凝血、纤溶、内皮细胞水平,阐明了生蒲黄防治家兔食饵性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1989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自从王鸿利教授负责临床血栓与止血的研究工作后,王振义仍一如既往,阅读这方面的文献,掌握新的动向,关心和指导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的血栓和止血研究,多次为全国血栓止血学习班讲授血栓与止血研究的新进展。2001年,他应邀在全国血栓止血学术会议上作了有关“血栓与止血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反应较好。1998年,由王鸿利领衔的“血栓与止血的检测和应用”研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他是第3完成人,199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他列为第2完成人。2001年,以王鸿利为首的“血友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他列为第7完成人。王振义教授从1982年开始就指导研究生开展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研究,以后又开展肝素对血小板和巨核细胞刺激作用的研究。1997年,他应邀在Bailliere's Clinical Hemaology(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与沈志祥合写了“巨核细胞与血小板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的变化”一章,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被邀在这一国际刊物上撰写有关血液学的论文。2001年,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天津血研所所长韩忠朝所从事的“巨核细胞和血小板的病理生理学特征及其生长调节”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他列为第5完成人。2005年,王鸿利教授领衔的《遗传性凝血因子缺陷症和抗凝血因子缺陷症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课题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虽然王振义的学术生涯后期重点放在全反式维A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但他始终活跃在血栓与止血的领域。从1952至今,他共发表论文和综述282篇,第一作者42篇,其中120篇是有关血栓与止血的论文。他是第一位向国外介绍中国血友病研究的学者(Scand J Haematol 1984,Suppl 40,33:45)。在他主编的5本书和他参加编写的19本参考书中,近2/3是有关血栓与止血的内容。他与李家增、阮长耿,以后又有王鸿利、韩忠朝、宋善俊参加主编的《血栓与止血》(1988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及2004年第三版),已成为我国在这领域中的代表性专著。

开创治疗白血病诱导分化治疗的先河

国际同行对王振义教授的研究有三个评价:一是在癌症研究史上第一次发现了如何使用自然物质,而不是有毒的化学物质,在人体内把癌细胞改造为正常细胞,这一研究不仅仅停止在体外和动物身上进行实验,而是在治疗运用中取得了成功;其二,初步弄清了全反式维甲酸在白血病患者体内是如何起作用的;其三,他治白血病不是传统的化学、放射疗法,不是用杀灭细胞的方法,而是把癌细胞改造成正常细胞,并且把传统的中国理论与现代分子生物学实践相结合,为治疗癌症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能够享有如此高的评价,获得国际上癌症研究最有权威的凯特林奖,其中渗透着王振义和他的同仁们10余年的心血。

早在1959年,领导上要他负责白血病的病房工作,希望在短期内攻克这种“可怕”的疾病。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病房工作,可是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数十例急性白血病病人不治而离开人间。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单有热情而没有过硬的本领是救不了病人生命的,这是激励他一定要深入研究白血病的治疗,造福病人的动力。后来,他调离了广慈医院。

王振义深知,科学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浮躁,清贫与寂寞常常是科学家最好的朋友。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1978年,他返回临床,决心与血液科的孙关林、陈淑容、蔡敬仁等研究白血病的治疗。治疗白血病有两条研究途径可循,一是化疗,杀死白血病细胞,另一途径是诱导分化,将恶性的白血病细胞转变为良性细胞。1971年,英国的Friend等报道,小鼠红白血病细胞能被二甲亚砜诱导分化。1980及1983年,美国的Breitman等报道人类髓系白血病细胞株HL-60和U937及新鲜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细胞在13顺维A酸(13顺RA)及全反式维A酸(ATRA)作用下,可以向正常细胞逆转。在儒家“改邪归正”思想的影响下,王振义率领的研究组选择了诱导分化治疗白血病的途径。1980年,西班牙的Gosalvez报道硫杂脯氨酸(TP)可使肿瘤细胞逆转,治疗头颈部实体瘤,取得良好疗效。他的硕士研究生陆德炎发现TP不能使L6565白血病细胞完全逆转为正常细胞,但可能使白血病细胞对CFU-C的抑制作用得到改善。1983年到1986年,国外已有报道,13顺RA对个别APL病人有效。他的研究组证明ATRA在体内可使新鲜APL细胞向成熟细胞分化。1980年,ATRA批准在临床上使用,用于治疗有些皮肤病。在没有13顺RA的情况下,取得病人和家属的同意,他试用ATRA治疗晚期或化疗无效的APL患者,取得惊人的效果。王振义教授回忆道:“我到现在还想着1986年一个才5岁的小女孩,是我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的第一个病人,晚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出血严重,家人已经绝望了。我用新疗法治了7天后,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达到完全缓解,快20年过去了,她还活着。在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这是我最感欣慰的。”

1988年,以他的学生黄萌珥为首总结了24例APL的治疗结果,23例完全缓解(CR)。他很快将该疗法向国内外推广,并提供ATRA(那时只有国内可提供)。1992年,在孙关林主持下,总结了我国544例APL用ATRA治疗的结果,84%获CR。以后世界各国都先后证实了这种疗法的效果,如法国的Fenanx(1993年54例,CR率91%),美国Warrell(1995年79例,CR率86%),日本的Kanamaza(1995年109例,CR率89%)。1989年,他的硕士研究生陈竺、陈赛娟从法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工作。他们用先进的思路和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ATRA治疗APL的作用机制研究,取得了许多创新性的进展。ATRA治疗APL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何梁何利科技奖(1994),求是杰出科学奖(1996),在国际上获凯特林肿瘤研究大奖(1994),瑞士布鲁巴赫肿瘤研究奖(1997),法国台尔杜加科学奖(1998),美国血液学会海姆瓦赛曼奖(2003)。他与陈竺主编的《肿瘤的诱导与凋亡疗法》1999年获国家图书一等奖。发表在Blood(1988年)上的论文获美国ISI引文经典奖,该奖表彰我国从1980至1998年所发表的论文在国际上引用最多的47篇论文,该文至2000年已被引用1000次以上。2000年由美国Lichtman等教授编写的一部长达1000多页的著作《20世纪具有标志性的血液学论文》一书中,该文被列为86篇标志性论文中的一篇。1992年,他被选为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到目前为止,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应用ATRA治疗的病例高达85%—90%,这种方法副反应少、不抑制造血、不引起出血、使用方便(只要口服)、价格低廉。这不仅为过去被认为治疗困难、死亡率高的急性白血病找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而且还为肿瘤可以通过诱导分化治疗的理论和治疗途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重视。目前综合应用ATRA、砷剂及化疗,APL的5年存活率已高达80%—85%,成为第一种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甘为人梯,培养造就了一批国内顶级的血液学研究俊才

他是一名成功的教师,他的学识丰富渊博、逻辑思维周密、治学态度严谨。无论是基础理论课,还是临床病例讨论分析,他的讲课、他的精辟分析都给他的学生、他的同行留下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影响了一大批学生。现在这些弟子均已成长,他们都以自己的老师为榜样,学习他的做人道理,对医学的理论和临床精益求精,在各自的医学领域中为人类健康奉献、奋斗。王振义教授先后担任过内科学基础、普通内科学、血液学、病理生理学等教学工作,培养了博士21人,硕士34人。作为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的创始人、首任所长,回眸建所以来的近20年,他不由地感叹“岁月如斯,历历在目”。在年轻一代科学家的不断努力下,血研所从初创时的40平方米到今天总面积达3600平方米的三个楼面,先后成为上海市、卫生部、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上海市“重中之重”重点学科、“211”工程重点建设专业、上海市领先专业,乃至2001年成为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了100余项国家级课题,约80余项省部委级重大课题,14项国际合作课题等,共获得科研经费约达1亿元人民币。血研所一步步走来,是艰辛、是踏实、更是无限辉煌!

“传世育人,识才用才。”现任卫生部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是王振义教授的研究生。1978年,只有中专学历的陈竺,以专业考分第一名的佳绩成为王振义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而王教授那年招的另一名研究生就是后来成为陈竺的妻子,在白血病和细胞遗传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陈赛娟。陈竺夫妇不会忘记,是王教授手把手地指导他们进行血液病理生理的实验,专门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撰写有关血友病和血管性假血友病的论文。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王教授每一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这对当时论资排辈已经习以为常的学术界来说,是破天荒的惊人之举。正因为这样,当时年仅31岁的陈竺脱颖而出,陈赛娟亦获得了迅速成长的助推力,以后对白血病发病细胞和分子机制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杰出的女科学家,现在她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1984年,王教授力荐陈竺夫妇赴法留学。1989年,夫妇俩学成回国,继续在导师指导下工作,并最终开辟出一块令人瞩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我一直以这两名学生为荣,看到学生超过自己,这是当老师的最大安慰。”

1996年,陈竺的研究臻于成熟,王振义教授的高兴与自豪是难以言表的。此时的他,并没有考虑名利的得失和地位的动摇,而是主动把代表中国血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交给了陈竺,因为他看准了陈竺渊博的学识、大度的气量、出众的才能,一定能将血研所带向新的成功与辉煌!那一年陈竺42岁。曾有人问王教授当时的想法,他说:“现代医学科技发展非常快,但我却越来越老了,如果我们不看到发展,还是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个研究所,用原来的学术水平领导这个研究所,这个所是会走下坡路的。早在1993年,我就有了退下来的想法。陈竺非常有进取心,是世界一流的人才,交班给这样的学生,我放心。我退下来了,可以做些咨询工作,虽然我不是非常高明的理论家,但至少在我一生中累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事实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是明智的。”

的确,在学生们的眼中王振义是一位谦逊、豁达的长者,是一位严谨求实的学者,是一位爱才惜才的老师。“973”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上海第九届十大杰出青年陈国强,王振义教授的另一位得意门生,“博士研究生导师我还是要考王振义教授的!”回忆当年他报考王教授的研究生的情形,“那瞬间的选择,源自于王教授修改我的硕士研究生论文的整个过程”。在写论文还没有电脑的年代,导师一遍遍修改,学生就要根据修改的内容,重新整理、抄写,陈国强的硕士论文被王教授先后改了10遍,陈国强将近二万字的论文先后抄了十遍。王振义教授时任二医大校长,白天工作繁忙,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修改学生的论文,王教授多次把陈国强叫到家里一起吃晚饭,而一放下碗筷,师生两人就一头“扎进”了论文。多少个夜晚,多少次交流,这位老者的谆谆教诲深深地刻在了陈国强的心中,这位老者甘为人梯的品格时时激励着陈国强向更高、更险的医学高峰迈进。现已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的陈国强说:“我深深懂得,这些成绩是站在我的导师王振义、陈竺两位院士的肩膀上,在同事们的支持帮助下取得的。今后,我一定继承传统,不断创新,为解除人们的病痛、促进人类健康作出更大的努力!”

还有,黄萌珥、董硕……年轻的学生们只要提到王教授,心中涌出的除了崇敬,更多的是对恩师的感谢。

人格魅力,使他成为学生心中永远的明灯

1950年,王振义的老师邝安堃教授,在设备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成功地研究了应激情况下肾上腺皮质的功能,论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王振义在参加该研究工作中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即热爱科学,不断探索和进取,不计较条件,刻苦钻研。在以后十多次调动工作期间,在新的岗位上他仍不断地学习,利用一切机会,掌握新理论,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他在二医大病理生理教研组工作时,不失时机地学习生理、生化、病理解剖、病理生理、免疫学、药理学。在任职中医科时,他努力学习中医中药。甚至在90年代以后,他还学而不倦,向自己的学生——国外学成回国的年轻科学家陈竺和陈赛娟博士学习,钻研新颖的学科——分子生物学,并在较短的时间熟悉了分子生物学等新知识和新理论。浑厚扎实的基础医学知识,长年的医学临床实践,不断充实更新的医学理论。在50多年行医的生涯中,王振义将基础学科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将祖国医学和现代西医理论合二为一,将中国古代哲理思想与当代科学思想融为一体,在内科血液学领域中进入为人师表的境地。他不但作为著名内科血液学医师为许多重危病人救治带来生机和希望,而且为某些疾病的治疗提出探索性并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为其他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型治疗思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诱导分化治疗是其中之一。他经常和学生们探讨学术问题,对学生的教导从来不是居高临下、高高在上,多媒体制作中颜色是否协调、英文论文中哪个单词用的不确切、英语口语中的语音纠正都是王教授关心的,还有分子生物学的结构、显微镜下观察细胞、X片显影结果,即便是再小的环节遇到不好解释的结果王教授也总会要求学生们再做一次。

虚怀若谷,诚实谦逊。那是2002年,王教授指导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很不理想,课题组陷入了实验停滞期。听说河南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于是课题组决定向他们求教,按照常理可以用E-mail或是电话联系,即便是要登门造访请实际操作的年轻人去也无妨,但时已78岁高龄的王教授却执意坚持要亲自上门请教,因为他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永远不会有第一,即便是院士,在自己不懂的问题上就是一个学生。郑州大学接待的同志听了随行人员的介绍,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朴素和蔼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院士,在验证了王教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证后还是不敢相信,最后请来了曾经和王教授有过一面之交的老师来验证,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怀疑王教授的身份,而是真的很难相信一位著名的医学家怎么可能这么虚心地上门求教呢。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王教授的诚意打动了对方所有的专家学者,当然也令他的学生们看到了一名科学家应有的大家风范和品格。

周光彪是王教授的“关门弟子”,早在他没有成为王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之前他就听很多圈内人说王教授的招生绝对公平公正,只要是真正有能力的,有真才实学的,王教授一定会收!今年36岁的小周两年前已经顺利的博士毕业,跟随王教授的这几年让他时刻感受着一位著名医学家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精神。小周还清晰地记得在自己行将博士毕业正在为是留在科研单位还是做医生,是留在国内还是到国外去的徘徊时刻,是王教授的一番话为他指明了方向:“科学研究是很清贫的,也很枯燥,但是你正在从事的研究是很有前途的,只要你努力,我相信你一定能在这里做出很好的成绩。”周光彪留下后,王教授又主动关心他的生活条件,住处解决了吗?待遇怎样啦?老教授的关心让这位只身在沪的年轻人倍感亲切。毕业后的几个月中,动物实验结果毫无进展,小周和他的同事们陷入了困惑之中,王教授观察到这一情况,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科学研究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与结果,不要急躁也不要钻牛角尖,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临床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客观反映的话就会对临床造成误导,我们的病人就将吃足苦头啊!”导师的一席话就像一剂“清醒剂”,年轻人又开始重新整理研究思路,目前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正满怀信心地去扣开成功之门。

奉献临床,穿上白大褂让他感觉一生的幸福

“我觉得生活的乐趣在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所以我还坚持每周查房。”现年81岁的王教授说得似乎很轻松,事实上,他把挽救病人的生命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他将查房视为自己不断更新知识,开拓创新和不断进行医学教育的机会和场所。

1953年,他参加第二批抗美援朝医疗队,在东北解放军卫生部领导下,参加巡回医疗队,辗转于东北各地,为志愿军伤病员服务。一次在东北的一个后方医院会诊,发现60余例原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的病人,事实上是脑型肺吸虫病,确定了诊断和治疗方法,因而在1953年初冬医疗队工作结束时,荣获二等功。

一年前,瑞金医院血液科收治了一位从哈尔滨来的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病人,经过几个疗程的治疗,病情仍没有得到控制,实验室检查等也均无特异性。这位50多岁男患者沮丧万分,如果上海也治不好,生存的希望真的就很渺茫了。“还是请教一下王振义吧!”第二天就是病例讨论会,当病人得知王教授要来,兴奋地一整夜没有睡。这是罕见的“带有淋标记的单核细胞白血病”,根据这样的诊断,调整了治疗方案,患者病情终于得以控制了。此刻,医生们在感叹,一个生命的脆弱与重生和科学的发展、知识的积累联系得如此紧密!

如果说诊断疑难病例凭得是多年积累的经验,那么洞察新的事物,掌握新的知识,靠的是什么呢?作为一名科学家,王振义教授充分认识到,当今社会是信息的社会,依靠网络的社会。年过古稀的王教授饶有兴致地学习计算机、掌握网络技术。曾有一次疑难病例讨论时,王教授的诊断令与会的所有医师诧异,“分泌IgG淋巴浆细胞样白血病”,从没听说过的新名词,王教授直言是在网上浏览到的,此型白血病仅有英国发表过一篇论文,这个病例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合起来分析,就是此型白血病。果然,采用王教授介绍所学到的治疗方法,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现在在血液科担任副主任的李军民医师是临床业务骨干,也是王振义教授的研究生,他最敬佩的是王老师对病人的关心、对医学事业的热爱与执著!曾有一位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学生,不幸患了白血病,强烈的恐惧感和失落感,使她无法接受治疗,也不配合治疗。王振义教授得知她的情况后,心急如焚,亲自到她病床前,耐心地疏导、安慰她,用事例帮她分析病情,让她树立起与病魔抗争的信心。在王教授的帮助下,女大学生的不良心理状态得到了改变,因为她信任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位充满爱心的好医生。以后的几次化疗,王教授几乎每次都来看她,关切地询问病情,陪在一旁的母亲激动地说,“做化疗的确很难受,但我相信她一定能挺过去的!因为女儿比以前坚强多了,太谢谢您了!”

常有人把瑞金医院和血研所比作是一方沃土,他的学生陈竺、陈赛娟这一代年富力强的科学家就是四季苍翠的树枝,陈国强等一批科学新秀则无疑是郁郁葱葱的枝芽。王振义教授,这位在血液学研究领域不懈追求的老人就是这棵大树的坚强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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