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截面数据的分析

杨 帆[1]

摘 要：本研究基于中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的数据，从资源视角分析了农村社区发展与留守老人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研究将全国范围内233个农村社区中的3468位50周岁以上的农村留守老人纳入分析。通过多层回归模型（multilevel model），研究发现留守老人的抑郁症状与外出务工子女的情感支持程度有显著相关关系，而与他们所提供的经济支持的关系则不显著。进一步地，在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和子代支持后，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资源变量，即社区基础设施资源和活动设施及组织资源，与留守老人的抑郁症状呈现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文章分析了这一研究结果对我国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社区发展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农村留守老人；抑郁症状；社区资源；子代支持；中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

一、研究背景

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和人口城乡流动政策的放松，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根据人社部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77亿，其中绝大多数年龄在16～45岁之间[2]。伴随这一现象的是大量农村留守人口的产生，其中农村留守老人问题非常严峻。根据民政部的估计，目前农村留守老人约为5000万人，他们在经济生活、家庭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面临着较大的压力。既有研究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需求、子女代际转移等问题关注较多（杜鹏等，2004；周祝平，2009），虽然有调查数据反映在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来自各个层面的多重负面因素所产生的叠加影响，使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的心理健康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Phillips等， 2009；宋月萍，2014），但关于该群体的抑郁症状及相应的社区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比较欠缺。

老年人生活所处的社区的资源环境对其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张卫东， 2005；Nanetal.，2015）。较之其他年龄群体，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性更高，对社区资源，如医疗卫生资源、基础设施及建筑设计、社会关系网络、治安环境等因素的变化会在心理上更加敏感（Jiangetal.，2016；Polain et al.，2011；Yeattset al.，2014）。国际经验表明，全面评估和发展社区环境是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一条重要途径（Liu&Yang，2016；Muramatsu et al.，2010）。在城镇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我国众多农村社区的资源环境都发生了重构。这对于老年居民的心理健康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社区经济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是维持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因素；但另一方面，伴随城镇化而出现的熟人社会瓦解、社区治理方式的改变、家庭成员分离等问题则会对老年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Yang，2015）。

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社区”这一概念被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政策框架（Zhang&Song，2003）。政策制定者期望通过建设和发展以村/居委会为单位的社区来更好地应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这其中也就预设了农村社区对于保障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责任。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农村社区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人口流动和人口构成方面，也体现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基层组织发展和组织形式方面。这些发展变化对于农村留守老人的影响亟需科学深入地探讨。基于此，本研究从社区资源出发，探索社区发展背景下社区资源与农村留守老人的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在城镇化过程中建设有利于农村老年人口心理健康的社区提供政策建议。

二、研究假设和研究模型

（一）研究假设

代际关系研究中的利他主义模型认为，来自子代的支持能够对父母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显著地降低他们的抑郁症状。在中国农村地区，传统孝道文化以及相对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都使得老人的心理健康与子代的支持紧密相关。一方面，来自子代的经济支持是农村老人的重要收入来源，为他们的心理健康提供了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入城市导致了农村家庭的解构，成为留守老人抑郁症状的风险因素，而由子代提供的情感支持，如电话问候、定期探望等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风险（贺聪志等， 2009）。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假设（1），来自子代的经济支持与留守老人的抑郁症状成负相关关系；假设（2），来自子代的情感支持与留守老人的抑郁症状成负相关关系。

既有研究通常使用基本原因理论（Fundamental Causes Theory）来理解社区资源与居民的抑郁症状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关系。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其中居民的心理健康的基础性影响因素（Phelan等， 2010）。而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从实体性资源和非实体性资源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好的社区社会经济状况意味着居民可以获得足够的生活便利和基本的实体性资源来参与社会，从而为心理健康提供社区性的物质支持。这些资源通常体现为较为完备的社区生活服务设施、交通道路设施和休闲活动设施。结合中国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些资源主要包括道路交通、生活用水、燃料、垃圾处理、排水管网等基础设施，以及各类户外活动设施等。第二，好的社区社会经济状况还能通过给予居民更多的非实体性资源来降低居民抑郁症状的风险性因素的影响。例如，良好的社区活动平台能使居民更多地参与社区事务和形成居民互助氛围，进行促使居民形成对健康行为的较高预期，减轻抑郁症状等心理健康问题（Shields等，2009）；基于兴趣爱好和利他精神成立的社区组织有利于形成更为紧密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一定程度上减轻环境和社会性心理健康风险因素的困扰、降低抑郁症状的发生率（Frishman，201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假设（3），社区拥有的基础设施资源与社区留守老人的抑郁症状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假设（4），社区拥有的活动设施和组织资源与社区留守老人的心理健康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二）研究模型

本研究采用多层回归模型来分析农村社区资源与留守老人的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层回归建模是出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理论上，根据社会生态视角，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多个层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个体层面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状况、身体功能情况以外，还应考虑家庭层面的支持状况，以及社区层面的资源状况。其次，在模型构建的具体操作上，标准的回归分析是基于样本的独立性这一前提的，但是本研究中的样本不符合这一前提，因为生活在同一农村社区的留守老人受到社区资源的影响是具有同质性的，而选用多层回归模型则可以调整数据的非独立性所产生的标准误。

模型的第一层1.1考察个体层面的人口学变量与留守老人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模型的第一层1.2加入了子代的经济和情感支持变量；模型的第二层进一步加入社区资源变量。本研究建构的模型为：

层1.1：CESDij=β0j+β1j（Age）ij+β2j（Gender）ij+β3j（Edu）ij+β4j （SRI）ij+β5j（IADL）ij+βij 　（1）

层1.2：CESDij=β0j+β1j（Age）ij+β2j（Gender）ij+β3j（Edu）ij+β4j （SRI）ij+β5j（IADL）ij+β6j（Material）ij+β7j （Emotion）ij+rij 　（2）

层2：β0j=r00+r01（com_infra）j+r02（com_org）j+μ0j 　（3）

此外，层2的模型还包括：β1j=r10；β2j=r20；β3j=r30；β4j=r40；β5j=r50；β6j=r60；β7j=r70。

公式（1）（2）中，CESDij表示i社区中的留守老人j的抑郁症状程度，Age表示年龄、Gender表示性别、Edu表示受教育状况、SRI表示自评收入水平、IADL表示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状况、Material表示来自子代的经济支持、Emotion表示来自子代的情感支持。公式（3）中，com_infra表示社区的基础设施资源、com_org表示社区的活动设施和组织资源。在具体分析过程中，首先会建立一个零模型来计算社区层面因素对留守老人抑郁症状的解释度；其次，会在模型I中纳入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再次，会在模型II中纳入个体收到的来自子代的资源支持变量；最后，会在模型III中纳入社区层面的资源变量。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是基于北京大学所主持和执行的“中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CHARLS）项目的数据库。该项目涉及全国28个省级行政区中的150个县（市）和450个村/居委会，基线调查的样本总数为17705人。由于该数据库目前仅在第一波调查中公布了社区层面的数据，故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CHARLS的2011年基线调查。为了选取农村留守老人样本并在模型中控制他们的代际支持性资源，本研究设定了以下三条样本筛选条件：①居住在农村地区且年龄在50周岁或以上；②有一个或多个成年子女；③在成年子女中，有一个或多个在老人所居住的县（市）以外的地区工作，且其他子女均不与老人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经过筛选，共计有3468个有效样本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他们分布在233个农村社区中。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村留守老人的抑郁症状。抑郁症状是测量心理健康的国际常用指标，本研究中使用CES-D10量表对其进行测量。该量表含有10个词条，是最初20个词条版本的精简版，内容包括“因小事而烦恼”“做事难集中精力”“情绪低落”“做事费劲”“对未来充满希望”“害怕”“睡眠不好”“愉悦”“孤独”和“无法继续生活”。回答者会根据自己最近一周的状况对各个词条所描述的情形的出现频率进行选择，从“很少或根本没有”“不太多”“一半时间是”，到“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这四种频率分别对应0～3分，量表的总分最高30分，得分越高者，抑郁症状越严重。该量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运用于大样本的社区人群的抑郁状态筛查，有较高的检测准确度（Björgvinsson等， 2013）。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个体层面的子代经济支持和子代情感支持，以及社区层面的社区基础设施资源及活动设施和组织资源。在分析过程中，对这四个自变量进行了如下的工具化处理：①将子代经济支持编码为一个虚拟变量，即有收到外出务工子女的钱或物方面的支持定义为“1”，没有则为“0”；②将子代情感支持定义为留守老人与外出务工子女的联系频率，对问卷中设置的9类联系频率由低至高赋值1～9分，如果有多个外出务工子女，则对多个子女的联系频率赋值进行加总；③将社区基础设施资源定义为全年通行的道路、地下排水管道、改建过的厕所设施、自来水、天然气或液化气设施、垃圾处理系统等六项，对每个社区拥有这六项基础设施的数量进行加总计算，形成社区基础设施系数（0～6分，cronbachα=.641）；④将社区活动设施及组织资源定义为篮球场、游泳池、户外健身设施、桌球台、棋牌室、乒乓房、书画协会、舞蹈队、老年及残疾人互助组织、就业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协会等十二项，对每个社区拥有这十二项活动设施和组织的数量进行加总计算，形成社区活动设施和组织资源系数（0～12分，cronbachα=.831）。

3.控制变量

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状况、自评收入水平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状况。年龄为留守老人在调查年份的周岁年龄。受教育状况被编码为虚拟变量，即文盲为“0”，非文盲为“1”。自评收入水平也分为两类，即“一般水平及以上”和“贫穷或非常贫穷”。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状况用于测量老人的身体功能情况，由5个条目组成，即“做家务”“准备饭菜”“购物”“管理财物”“吃药”。一项活动不能独立完成则计1分，最低0分，最高5分。

（三）样本描述

数据表明，农村留守老人样本的平均年龄为62.41岁，女性占49.6%，有37.6%的样本为文盲，43.9%的样本自评经济收入水平为一般或比较高， 59.1%的样本能够获得子代的经济支持，子代情感支持系数的平均值为14.80， IADL失能项目的平均值为0.49（见表1）。在一共233个农村社区中，有91.8%的社区有1项或以上的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数量的平均值为2.33；有59.7%的社区有1项或以上的活动设施及组织资源，活动设施及组织资源的平均值为1.88。

表1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续表）

四、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子代支持对农村留守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如表2中模型II和模型III所显示，有无外出务工子女经济支持的农村留守老人在抑郁症状方面并无显著差异。我们认为可能的解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2009年开始试点、2010年10月正式实施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效减轻了留守老人生活方面的后顾之忧，缓解了他们对外出子女的经济依赖[3]。二是外出务工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可能是出于一种交换的考量，即经济支持并非专门指向留守老人，而是用于补偿老人照顾同样留守在农村的孙子女辈的投入（江克忠等，2013）。与此同时，数据还显示，在控制了个体人口学变量后，外出务工子女的联系和探望频率与老人的抑郁症状呈显著负相关关系（b=－.05，p<.01）。这表明子代情感支持在维系留守老人心理健康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结果也与Silverstein等（2006）、申秋红等（2010）在我国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一致。

表2 农村留守老人抑郁症状的多层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续表）

1ref=参照组

*=p<0.05；**=p<0.01；***=p<0.001

（二）社区资源对农村留守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首先构建了一个零模型，计算得出组内相关系数（即intraclass coefficient，简称ICC）等于0.138，其意义是留守老人中抑郁症状差异的13.8%应由社区层面的因素来解释。这一结果显示了研究留守老人抑郁症状的社区性影响因素的必要性。我们通过模型III进一步发现，在控制了个体的人口特征变量和外出务工子女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后，社区基础设施资源及活动设施和组织资源这两个社区资源变量均与农村留守老人的抑郁症状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社区基础设施（b=－.31，p<.05）及活动设施和组织资源（b=－.23，p<.05）越多，老人的抑郁症状越轻。对这些结果的解释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社区的基础设施如燃料、净水、排污、垃圾处理等，是现代宜居和稳定生活的必要保障，而交通等基础设施也是居民获取其他资源的重要条件，它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体质健康、生活便捷性等因素影响留守老人的心理健康。其次，一般认为，设施完备性是衡量一个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尺度，而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社区越有可能为居民规避心理健康的风险性因素，如高犯罪率、医疗资源缺乏等（Fraser等，2005）。第三，完备的活动设施和丰富的社区组织资源能够促进留守老人的社会参与、增强他们的互助精神和社会网络，从而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作用（Serby等， 2003）。

（三）控制变量对农村留守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中五个控制变量的效应基本符合预期。主要结果为：①年龄与抑郁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质健康和功能的下降不可避免，这将增加老人对于他人的依赖性、降低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而这些变化与心理障碍的发生显著相关（Fultz等，2005）。②男性留守老人比女性留守老人抑郁程度低。国内外抑郁症状研究均较为一致地汇报了这一性别差异，但也有研究认为这一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女性较之男性更为容易袒露自己的情绪。③受教育状况与抑郁程度并无显著相关性。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④自评收入状况与抑郁程度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即自评收入较高的，抑郁症状越轻。⑤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水平与抑郁程度无显著相关性。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现。第一，性别、年龄和自评收入等级等人口学特征与农村留守老人的抑郁症状显著相关。其中，男性、年龄低、更高的自评收入等级都预示着更低的抑郁程度。第二，在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后，留守老人的抑郁症状与外出务工子女所提供的情感支持有显著的负相关性，而与子代所提供的物质支持则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凸显了家庭情感支持对于当下中国农村老人的重要性。第三，社区层面因素对于农村留守老人在抑郁症状方面的差异有较强解释力，在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和外出务工子女支持等变量后，社区基础设施资源和活动设施及组织资源均与老人的抑郁症状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显示了社区资源可以在减轻农村留守老人的抑郁症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局限性。首先，由于是基于二手数据，本研究在分析过程中未能纳入其他的一些影响老年人抑郁症状的重要因素，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设施、专业服务队伍等，也未能纳入更多的对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的社区内非实体性的因素，如社区层面的社区融合性和犯罪率等等。国内外既有研究表明，这些因素均能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老年人心理，是设计心理健康干预政策过程中需要认真加以考虑的。其次，本研究使用的是截面数据，这就决定了研究结果并不能验证各项社区资源与农村留守老人抑郁症状之间的因果性关系。这一问题将随着CHARLS数据库公布新的社区层面的调查数据而得到解决。

尽管有以上的局限性，但本研究的发现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政策含义，这尤其反映在我国农村社区发展政策方面。当前我国正经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一方面，城市化通过吸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形式，大大削弱了农村居民养老过程中的传统代际支持模式，成为影响农村老年人口心理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另一方面，城市规模扩张和农村社区开发又给农村居民养老带来了新的资源。在城市化大潮不可逆转、农村青壮年人口持续流出的背景下，我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应当在保障留守老人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同时，在继续强调和发挥家庭，尤其是子代情感支持的积极作用以外，还应充分发挥社区发展在维系留守老人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农村社区发展要在“老年友好型”的方向上不断推进，就需要一方面不断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强道路交通建设和用水、用电、排水管道和厕所等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为留守老人创造更加便利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建设和培育更完备的娱乐活动设施和社区组织资源，来构建农村留守老人基于兴趣爱好和互助利他精神的社会关系网络平台，从而达到避免和缓解抑郁症状、保持心理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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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restructuring and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a cross-section study based on CHARLS

Yang Fan

Abstract：Based on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data，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the left-behind rural elderly people in China from the resource perspective.Utilizing multilevel modeling to analyze the data on 3，468 left-behind elderly people in 233 rural communities around the country，this study first reports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elderly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out-migrated children's emotional support.Moreover，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he nega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elderly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and health facilities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re revealed.The policy implications with regard to rural community building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are finally discussed.

Keywords：rural left-behind elderly，depressive symptoms，community resources，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1] 杨帆，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博士。

[2] 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

[3] 这一结果已经为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张川川等（2015）发现“新农保”养老金收入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减少了贫困的发生、提高了其主观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消费和减少了老年人劳动供给；而宁满秀（2015）则进一步发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框架中的“家庭捆绑”机制对家庭代际经济转移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