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进取，放眼世界

4.10　严谨进取，放眼世界

汤钊猷：2001～2004年在全国各地的演讲.医学临床研究，2003，20：641～644

图4.10-1　与弟弟摄于1935年（左为汤钊猷）

1930年12月26日我出生在广州。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留美的，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读经济；母亲是助产士。我6岁前的记忆是美好的（图4.10-1）。但很快就进入战争年代。全家7口迁到澳门，我在小学穿的鞋子，脚趾是露在外面的，中饭通常是一个小山芋。有两件事印象深刻，一是每天早晨上学，经过澳门镜湖医院的后门，总有几车被饿死的尸体运走，因为非常瘦，远看就像一堆柴板；另一件是连葡萄牙的小孩也敢欺负中国的大人。“落后挨打”这个真理已深深地刻在心里。抗日战争胜利，父亲带着家人满怀希望乘船迁到上海。到达外滩时灰蒙蒙的天空已经预示着艰难的未来。马路上有两个字最大，一是酱油店的“酱”字，一是当铺的“当”字。这正是旧中国“经济落后”和“民不聊生”的写照（图4.10-2）。希望很快变成失望。父亲开始还能在中学教英语，但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失业了，一个留美学人，不得不设摊卖豆。

图4.10-2　茫茫的黑夜

1946年刚到上海，我就考取育才中学，没有钱乘电车，上下学都得各走一个多小时。1948年高中毕业，正值兵荒马乱。父亲失业，我只好到一家外汇经纪人办事处打杂，白天帮着做外汇交易，写好合同送去，一个早上要在上海外滩走上五六个来回，人家说我走路快，也许是那时练就的；下午做账，晚上用打字机打下来；星期天替老板收房租；挨骂是常事。不久，连这份打杂的差事也没有了，我只好买一本书，自己学做肥皂（图4.10-3）。青少年时代的坎坷，倒给我带来一些终身受用的东西：我认识到什么都来之不易，直到现在，便条都是用背面用过的纸来写的；由于一生也经历了不少事，尽管身体瘦弱，但意志还比较坚强；从小就受到各方面的欺负，慢慢也培育了奋发图强的精神；从小就不求人，也没人可求，什么都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字和英语，也在那时打下了基础。

图4.10-3　新中国成立前夕用以做肥皂的罐子

1949年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我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即后来的上海医科大学，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哥哥做事，挑起家庭重担，让我安心攻读。我深感读大学来之不易，所以勤奋学习，不敢松懈。1954年大学毕业，我仍坚持学习，薪水除部分给家用外，多数都买了书。那时我订了2～3套中文杂志和4～5套俄文杂志；每月50多元薪水，要买5～10元的书。有空就到图书馆看书，从临床到基础，从西医到中医。30岁出头，我就写成一本30万字名为《发展中的现代医学》的书稿（图4.10-4）。惜因“文革”，书稿在上海科技出版社躺了15年，后来要我修改后出版，那时我已近50岁，已挑起肝癌研究的重任，既无时间也无胆量去把整个医学的发展再浏览一遍。但这本没有出版的书，仍使我终身受用。从事肝癌研究后，我所以感到有必要搞一些相关基础研究，应该说是源出于此。20世纪90年代，我仍有勇气接受主持编写《临床医学基础研究战略研讨》，也是因为有了那个基础。

图4.10-4　《发展中的现代医学》部分书稿

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附属中山医院从事外科工作。记得我写的第一篇论文，有幸请我国外科元老沈克非教授审，几天后我的稿子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红字，使我难以接受，几乎句句都错了。但这种“严谨”的学风正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大的。1957年起我参加血管外科研究，师从崔之义、冯友贤教授，我不仅有机会做了几百条狗的血管外科实验，而且真丝人造血管这个“创新”（变革）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我。那时血管外科的临床和实验档案，长时间被誉为全院最好的科技档案。在此期间，裘麟教授要我部分脱产搞医院行政，当时很想不通。但我38岁那一年所以能独立领导一个研究组（后来升格为研究室和研究所），并从事长达30余年的研究，如果没有行政工作的锻炼，也是难以胜任的。1968年为响应已故周恩来总理关于攻关癌症的号召，我改行搞肝癌研究，于是一切又得从头做起。那时肝癌临床的情景可以概括为：“病人从前门进来，又从后门出去”，天天有病人死亡。这促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救治肝癌病人奋斗终生。如今，肝癌病房已明显改观，“病人从前门进来，又一个个从前门出去”。他们或好转，或治愈，病人在病房死亡已经很少见。

在30多年间，我（应该说是我们——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的集体）主要做了两件半事。一件就是小肝癌研究，第二件是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第三件只做了一半——就是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与防治。1971年有一位外国学者收集全球1905～1970年间生存5年以上的肝癌病人，结果只找到45人。肝癌是不治之症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而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我所）至1995年底已有558位肝癌病人生存5年以上。住院的肝癌病人过去5年生存率不到5%，如今已提高到40%左右。促使这个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小肝癌的研究及其延伸”。简言之，肝癌得到早期发现和“早期切除”的多了，而小肝癌切除的5年生存率比大肝癌切除者要高一倍，达到60%～70%。此外，复发的肝癌由于可在症状出现前早期发现并加以“再切除”，使肝癌切除后的5年生存率又进一步提高10%～20%。再者，小肝癌研究的原理同样适用于部分不能切除的大肝癌，通过综合治疗使不能切除的大肝癌缩小，再加以“二期切除”，这种二期切除病人的5年生存率竟和小肝癌切除者一样好。但是不论“早期切除”、“再切除”或“二期切除”都有转移复发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肝癌的生存率就难以进一步提高。这样我们在90年代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与防治。

图4.10-5　从美国带回的Apple II Plus微电脑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我们又建立了3个平台。一是建立了用电脑处理临床资料的平台。1979年我赴美接受美国癌症研究所金牌奖时，由于我的强烈愿望，美方送我一台当时最新的、值4500美元的48K的Apple II Plus微电脑，成为我国医学界最早使用微电脑的单位（图4.10-5，图4.10-6）。二是建立人肝癌裸鼠模型。也是那次赴美，我从美国带回5对先天性无胸腺裸小鼠，并于1982年发表建成人肝癌裸鼠模型，这一模型支持整个研究所实验性研究达10余年（图4.10-7）。三是建立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系统，支持了20世纪90年代起的肝癌转移的研究至今。

图4.10-6　用电脑贮存和分析病例发表的论文

图4.10-7　建成的裸大鼠人肝癌模型

30多年的努力，使我国肝癌研究的国际地位得到明显提高。记得1978年秋，我作为中国代表团10人之一，飞行34小时，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经历了季节和昼夜的颠倒，到达阿根廷出席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这是4年一度全世界最高级别的癌症大会。但没有想到，我的论文竟被排在最后一天的下午，而且只能讲5分钟。当时我国肝癌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不被重视，由此可见一斑。我不得不采取主动参加讨论的方式，力求将我们小肝癌研究的成果加以表达。这个“挤进去”的发言，受到意想不到的重视。3年后我成为一次最重要的国际肝癌会议的主席团成员，第一次坐到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席台上。1990年第15届和1994年第16届国际癌症大会，我成为肝癌分组会的共同主席和主席。在20多年间，已有70多个国际会议邀我作大会演讲。从“挤进去”到“请过去”，反映我国肝癌研究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主要是我国走自己的道路和改革开放的结果。1985年我主编出版了英文版《亚临床肝癌》一书，由Springer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叙述小肝癌的专著，现代肝病学奠基人Hans Popper在为此书写序中指出：“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对肝癌的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同年我们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两年后，作为全国14名中青年科学家之一，我有幸受到邓小平等的接见。1994年我入选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首批院士。

现在，无论“早期切除”、“再切除”或“二期切除”都已经是很多人所熟知的。但在当时，每迈出一步都十分困难，要经一系列变革才能获得。如小肝癌研究之所以得到成功，是经历了由“等病人到找病人（普查）”的转变；诊断上则由“依靠四大症状到依靠甲胎蛋白和超声”的观念更新；外科治疗上也经历了由“肝叶切除到局部切除”的术式改变；等等。最后才导致肝癌的预后由“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我深深体会，“变革”是科学得以进步的关键，前人的结论和原则，既要遵循，又要敢于怀疑，敢于改革。任何一个新的进步，都是在修正了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原则的基础上取得的。30多年来，在肝癌的临床研究中，慢慢悟出一点道理——世间一切事物总是不断地在变化。如：肝癌的诊断已由难变易，只要验一滴血、做个超声检查，即不难查出肝癌；过去认为不正规的肝局部切除，在伴有肝硬化的小肝癌的条件下变成正规的手术方式；肝癌可以由小变大，同样也能由大变小；我国肝癌研究的国际地位已由低变高，但如果不抓紧，也可能由高变低。总之，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其相反方向转化的。我过去30年对肝癌的研究，可归纳为“识变与促变”——即不断认识肝癌变化的客观规律，并促其按自身的规律转化。因此，如果能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就可能更快地推动事物的转化。说到变革，还得感谢“辩证法”。小时候父亲常给我讲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新中国成立后又学了矛盾论、实践论，改革开放更深感辩证思维的重要。

回顾过去30余年研究肝癌的历程，首先是大量地拥有前人肝癌研究的成果。在开始从事肝癌研究的头几年，我每天在图书馆看文献，到晚上八时半闭馆才离开，终于看了几千篇肝癌相关的文献。我从1953年开始做卡片（当然近年电脑代替了卡片），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图4.10-8，图4.10-9）。在此同时，进行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到早期治疗的大量实践，特别是到肝癌高发现场——江苏省启东县工作1年，终于总结出一整套小肝癌相关的规律，并提高到理论，写成《亚临床肝癌》一书。第二个10年又将小肝癌研究的理论引申到复发小肝癌的再切除和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上，我们获得了第二个国家奖。第三个10年，我们又马不停蹄地为研究肝癌切除后转移复发的防治而奋斗，我们又获得中华医学和上海市一等奖。但这第三件事比前两件要难得多，我寄希望于年轻的医学科学工作者。

图4.10-8　自制的最早的卡片箱

图4.10-9　自制的卡片箱

几年前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来访，问我是什么力量推动我前进，我回答是：“人民的培养、国家的信任和国际的挑战”，这也是本文的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