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严谨治学的老师

教我严谨治学的老师——姚曾荫教授

姚曾荫教授早年留学美国，新中国成立前任中华研究院研究员，28岁成为教授。建国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院校合并后，来到外贸学院从事国际贸易教学与研究。

1958年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我们学生与年轻教师到全国各地外贸公司和生产基地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姚先生为首的一些教授留在学校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国际贸易》。改革开放以后，鉴于他对国际贸易资深的研究和贡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我校为第一个国际贸易学科博士点。他成为国内国际贸易学科最早的博士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他主编的《国际贸易概论》获国家社会科学特别奖，为我国国际贸易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获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姚先生为我们讲授国际贸易专题。他上课都带着备好的讲稿，讲课虽不够生动，但备课认真，资料充实，讲得有根有据，逻辑性强。他对我们要求严格，对一些同学的作业不够认真和字迹潦草会提出严肃的批评，并要求重新做。加以过去接触极少，我们都有点怕他和怵他。但有一次上课，他竟表扬了我，说我学习刻苦、肯于钻研，还用卡片积累资料。我撰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得到他的肯定，对我把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作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认为符合实际，是一个创见。

1964年我从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外贸系国际贸易教研室任教。姚先生是这个教研室的主任，我成了他的同事，与他的接触机会加多。我除去参加教研室的教学研究活动，还参加了他负责的一些学术活动。留校不久，就参加了由他主持的为我国参加亚非会议准备文章和材料的研究活动。20世纪70年代初外贸学院复校后，我们一起被借调到外贸部国际组（后为国际司）为邓小平参加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准备发言稿资料。我后来又参加了他主编的《国际贸易概论》的部分研究和评审活动，还一起参加过国内的一些学术活动。

可以说，在几位谢世的恩师中，他是我接触最多，对我治学与学术研究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

他非常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关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方面的论述，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研究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同时注意了解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有关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方面的论述。由于他坚持前者，他分析问题能达到高屋建瓴，独有所见，不人云亦云。

他非常注意积累资料。他积累资料的方法主要是写卡片，卡片袋随身带着。改革开放以后，外贸系资料室有一份大参考消息，他每期都要细看，然后作卡片摘录，有时系里开会，他也抓时间抄录卡片。我到他家拜访时，见到大量的卡片匣摆在书架上。

他写文章，论点和论据都有出处，经过认真研究，独立思考以后而成。写成的文章经得起推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经典性。

他喜欢我们与他切磋问题，甚至争论，讨厌唯唯诺诺。复校以后，在国际贸易教研室活动中，他往往发表一些观点，让我们讨论，发表看法。有一次，我对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辩论起来，他竟然生了气，拍桌要我说明出处。第二天，我把自己用英文打字机打出的500多页的原书稿交给他，说明我论点的出处。他看了我用打字机打出的原书稿，有些激动，问我花了多少时间打出；又看到我的论点确有出处，说有参考价值，然后向我表示歉意，不该拍桌子。此后，教研室再讨论问题，都首先让我发表意见，迫使我多思考，多积累资料，多研究问题。

他为人光明磊落，鄙视背后搞小动作。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学术界就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的合理性发生了争论。他与自己培带过的一位研究生的看法不同，在国际贸易学会召开的昆明会议上，这位研究生自恃高明，竟背着他开小会把争论的问题扩大化。事后，姚先生得知此事，十分吃惊，很不以为然。这次会议我未参加。会议结束回到北京后，他在谈到昆明国际贸易学会研讨会的事，顺便说起此事。他在痛心的同时，希望有不同看法多交流，开诚布公，背后搞小动作不利于学术的发展，更不要把不同的学术观点介入到人事关系上。

他为培养国际贸易人才呕心沥血。我校获得国内第一个国际贸易博士点后，他非常兴奋。为了早日培带出博士生，他认真备课，不辞劳苦。1986年11月份，他下课后骑自行车回家，到小关路口因躲车被摔。第二天上班，我知道后，赶忙去他在前马厂的家看望。姚先生还在伏案工作，他的手臂打着绷带，脸上擦破处涂着红药水。我劝他好好修养，他说，明天还有课，不能耽误，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

他为国际贸易学科发展孜孜探求。他主编的《国际贸易概论》定稿后，立即考虑新的研究领域。1988年1月我们一起到海南岛海口参加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研讨会，然后乘车经万泉河，过兴农华侨农场到三亚市，再经过通札市返回海口市。路上，因公路不好，车颠簸得厉害，他晕车，不时呕吐。为了照顾他，往返路上，我坐在他旁边，与他住在一屋。晕车稍好，他就与我谈起国际贸易学科的发展。言谈中，对我们这一代寄予着厚望。

当年暑假，我要去山东省青岛大学讲课。放假前，我与姚先生见面，问他暑假有什么安排。他告诉我，8月份要去东北牡丹江开会。我请他多保重，他告我，坐火车去，不会晕车，他爱人也一起去。当他知道我暑假中的安排后，嘱咐我虽然年轻，也不要过分劳累，要劳逸结合。

8月25日我从青岛市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学校，听说姚先生因急病已住进同仁医院。当日下午我赶忙到医院病房看他。他见到我来，有些激动，与我握手不放，眼神里透着期望，但已不能说话，我们默默相对，我背过身去流泪，在病房楼道里失声痛哭。

过了三天，他与世长辞。他生前告诉家人，身后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遵从他的遗愿，9月初的一天，我与谭建业副校长，校人事处的孙处长到同仁医院的平安间，与他的家属一起把他的遗体抬到灵车上，在八宝山火化前的房间与他最后告别。

我望着火化烟囱吐出的青烟，祝愿他一路走好；望他放心，他在我们身上倾注的心血不会白费。

（2001年3月28-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