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之以恒的进取意识

据《左传》记载：“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句话的意思是，处在平安的环境里，要想到有出现危险的可能；既然想到了出现危险的可能性，就要提前做好准备；只有事先有了准备，才能避免祸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和行动。这些几乎成为古今中外执政兴国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逐步形成了思则有备、持之以恒的进取意识，这是全党应对各种严峻挑战应有的精神状态，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证。

1949年初，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结束后，长江以北几乎全部获得了解放。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358万人，解放区总人口达到约2亿人，在政治上、战略上、数量上和技术上都取得了绝对优势，而国民党军队总兵力下降为204万人，且多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防御。蒋介石为了维系专制独裁统治，采取了以退为进的阴谋，1月21日宣布隐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以便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同时，他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试图阻止解放军挺进江南，划江而治，制造南北朝。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1949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他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以“农夫与蛇”的故事，寓意生动地告诫人们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22]新年献词的发表对于揭露美蒋的阴谋，争取教育各阶层人士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共中央还针对南京政府的阴谋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是筹备渡江战役，毛泽东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二是同南京国民党政府谈判，尽管和平渡江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放弃和谈，如果能以小的让步换取大的胜利，这对人民是有利的。

因此，中共中央赋予人民解放军“全国作战的总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与残余的军事力量”，^[23]积极筹备渡江战役。首先，加强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统一了全军编制、番号、制度条令、法规手续等；其次，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准备，广泛深入地进行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的形势任务教育，新区政策、城市政策和纪律教育，以及与江南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师的教育。再次，展开进军江南的军事准备，如战役战术侦察活动，制订渡江作战计划；针对南方山地多、河川多、森林多、雨水多、道路少的特殊情况，学会河川战、山地战以及雨季作战的方法；培养大批新干部和技术人才，组织部队学习使用新式武器来制服敌人可能使用的军舰、坦克、飞机和喷火器等现代武器。最后，地方党政机关开展大规模的支援前线工作，动员船工、渔民随军参战，筹集粮草，修复道路，疏河开坝，组织庞大的群众支前队伍，等等。

同时，为了更好地分化敌人，团结争取各方面力量，孤立主要敌人，4月1日，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谈。国民党虽然公开表示愿意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实际上是想保存国民党的政府与军队，占有江南半壁江山，以期东山再起。因此，谈判的焦点是：南京政府是真接受八条还是假接受八条。李宗仁政府“表示希望参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但是他们和继续主战的蒋介石及其死党一样，反对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反对接受中共的八项条件”。“他们要把反动势力‘平等’地‘光荣地’保存下来，以为卷土重来的资本。”^[24]显然，这是一种极荒谬、极反动的态度，是与立功赎罪的态度完全不相容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代表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表现了最大的诚意和做出了最大让步，答应在谈判期间可暂不渡江，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予以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也在认真听取南京代表团的意见后，作了适当的解决。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还主动向他们保证，若李宗仁政府接受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将负责同各民主党派协商，接受他们以及南京政府方面若干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参加联合政府。最后，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团半数以上修改意见，双方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稿，要求南京政府签字，从而推动和平事业的进行。

果然，南京政府和谈阴谋失败后，拒绝了在《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上签字，并反对渡江。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渡江命令，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做好了周密的准备，渡江战役进展极为顺利，当天晚上就突破了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多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在南京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接应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冲进蒋介石的总统府，降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宣告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覆灭。

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做好准备。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取得巨大军事胜利后，也加快了建立新中国的步伐，他们必须面对执政后一系列的严峻考验，其中之一就是由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向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新任务，而这对于一个长期从事革命的政党而言，经济建设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刘少奇坦言：“我们的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不会经商。”^[25]因此，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与发展国家经济，就成了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的考验。毛泽东坚定地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必须去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及城市中其他工作（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建设工作、工会工作、各种民众团体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都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我们要有主动当学生的态度，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26]毛泽东对于党员干部学习经济工作的能力充满了信心，他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27]

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对于党在执政以后面临的经济困难和考验是有足够思想准备的。为了克服经济建设方面的困难和考验，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做经济工作，提醒全党正确把握经济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对于防止政权陷入经济危机是颇为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