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欧在全球治理中不够和谐

为何中欧在全球治理中不够和谐_全球治理：新认识与新实践

身份的冲突：为何中欧在全球治理中不够和谐^＊

Clash of Identities：Why China and the EU are Inharmonious in Global Governance

王义桅

［内容提要］ 中国与欧盟如果能够抓住双边关系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实质，那么双方理应在全球治理中呈现出和谐的局面。本文旨在说明中国与欧盟不和谐的真正原因在于双方自身身份定位的冲突。中国试图在四种身份中保持平衡：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东方文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的，在中国人看来，欧盟也拥有四种不同的身份：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后现代模式、西方文明以及欧洲资本主义。自我身份定位的不同为中国与欧盟关系限定了四种范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新兴大国和后现代模式、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四种关系。这种动态性的身份一方面使得双方形成天然的伙伴关系，在构建多极世界和引导有效多边机制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两者的身份冲突。中国与欧盟的使命就是要逾越身份与错误知觉的鸿沟并在全球治理中寻求中欧关系的和谐，同时在共同的利益、挑战和价值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人们常说，中美关系坏不会坏到哪里去，而中欧关系好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中美之间始终存在着地缘政治利益的重叠与冲突，如在台湾海峡。但中欧之间，即使是在非洲——中欧地缘政治利益日益重叠的地区，合作也不令人满意。对于中欧双方来说，这是一个提醒：我们应该抓住双边关系的实质，并超越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视角。

作为既古又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共性要远远大于中美。因为中欧间享有多元的文化、等级制的传统，并且都是世俗社会，这与基于新教教义以及反共基因的美国例外主义迥异。中国是个古文明国家，但却是世界事务的后来者，欧盟也是如此；并且中国与欧盟都拥有着动态而多元的身份，这使得双方既冲突又合作。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对欧公共外交机制研究”（编号：12YJAZH148）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变动中的中国国家身份

清末著名学者梁启超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⁴⁰⁾，这也体现了中国三种不同的身份。今天，“中国的中国”指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亚洲的中国”指的是东方文明（东亚文明），“世界的中国”则更加突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身份。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丧失传统的身份，并且踏上了寻找新身份的漫漫长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从根本上瓦解。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的成立，在将主权与民族国家等西方体系和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相结合之后，中国才最终获得了“亚洲的中国”和部分“世界的中国”的新身份。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也将自己定义为第三世界的一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融入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地与亚洲和世界相融合，逐渐成为一个新兴大国，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的身份才得以真正形成。⁽⁴¹⁾

如今，中国采取了“和平崛起/发展”战略并且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发展理念。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紧随其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世界的中国”对“中国的世界”，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同时，当前中国进取性的外交政策和持续高涨的公众舆论，也都表明中国的关注点越来越从“世界的中国”向“中国的世界”转变。

毫无疑问，中国——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双重身份越来越被世界所热议和认知。“中国的中国”和“亚洲的中国”在受到国内条件约束的同时也正逐步塑造着中国的国际行为方式。

当然，中国身份的转变并不仅是改革开放之后所经历转型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世界在发生着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出现，一个新的世界身份也正在形成。西方/美国式的全球化正在让位于多样性的全球化。中国也正着手自我调整为将来做好准备。

如何才能使中国四种不同身份和谐共处？中国历史学家章百家这样描述中国与世界的对接：“改变自己，影响世界。”⁽⁴²⁾这种逻辑已经被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所证实，也将进一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得到检验。

正因如此，中国一直主张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并将其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中国外交政策的“韬光养晦”也同样适用于这种逻辑。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始终将内政放在优先地位，对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总是略显犹豫。

那么现在这种逻辑改变了吗？中国已经到了通过改变世界从而改变自己的阶段了吗？也许我们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毕竟世界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夕——不仅需要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同时也要满足新兴大国的需求。但是这样一种变化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变化。不过无论中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些国家还是会对“较新”而不是“全新”的中国感到不满。

当然从另一种角度讲，答案又是否定的。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或者解释中国的崛起主要得益于全球化进程。不断增长的中国实力不仅是中国可以独立运用的自主性力量，也是一种依赖于世界的结构性权力。最重要的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总理温家宝经常用一个“乘除法”来做形象的说明：

作为中国的总理，我的责任很大，工作要求也高，工作任务繁重。13亿，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如果我们使用乘法，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这对于外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和体会的。⁽⁴³⁾

未来“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之间的平衡，将决定于中国与世界如何互动并将被中欧身份的冲突所检验。

二、欧盟的身份危机/认同困境

不同于中国变动中的国家身份，“欧洲，总的来说，正在经历一场从国家到个人层面上的身份危机。”⁽⁴⁴⁾正如乔治·韦格尔（George Weigel）所解释的：

欧洲，尤其是西欧，正处于“文明道德危机”之中。这一危机最明显的表现并不在于欧洲人对官僚机构所体现出的特殊偏爱，也不在于医疗保健方案和养老金计划上不稳定的财政支出，更不在于欧洲低迷的经济生产率或一些欧洲领导人对宗教极端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绥靖心态。不，这些都不是，这一危机最明显的表现无疑告诉欧洲人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欧洲的人口正在快速的减少。⁽⁴⁵⁾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不仅折射出欧盟政治危机，也揭示出欧盟的身份危机——欧盟为什么而存在，将来发展目标是什么？危机期间，退休年龄差异的小问题就引发了南北欧洲的争吵，折射出更严重的欧洲道德问题——“欧洲失去了道德和文化的承受力”。⁽⁴⁶⁾同时也显示出欧洲正在遭遇一场后现代发展模式和欧洲资本主义身份的危机。

更重要的是，欧盟同样也面临着认同困境，一般而言，欧盟被称为“规范性力量”。然而，这样的一种自我认同有利有弊。

在欧洲人看来，欧盟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国际行为体并且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自成一格的规范性力量。正如伊恩·迈纳斯（Ian Manners）所认识到的那样：

［……］欧盟是一种规范性力量：它改变了世界的规范和标准，并使得世界政治远离有限期望的国家中心主义。有一种说法认为欧盟的规范性力量是一种包含着超国家治理方式的充满美德的混合政体；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欧盟代表着行为的规范（例如伦理的善）。⁽⁴⁷⁾

迈纳斯将“持久和平”概述为欧盟的主要规范性原则，在欧洲得到了较广泛的认同。然而，一项国际调查对欧盟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欧洲应该成为维护世界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欧盟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外交决策机制，并且欧盟也没有能力为维护世界安全承担应有的军事责任。作为世界上最需要加强力量的地区，欧盟却因为摇摇欲坠的欧元以及过多新成员国的加入而丧失效力。所以有时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那些本可以采取行动以维持稳定却没有这么做的国家。⁽⁴⁸⁾

今天的世界，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学习和包容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欧盟的问题是作为一支新兴力量却不幸坐落在衰落的大陆（德国除外）上，也反映了欧洲代表性、一体化进程以及作为“规范性力量”的自我认同的言行不一的困境。⁽⁴⁹⁾

除了将欧盟视为规范性力量之外，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在把欧盟与其他处于“现代”阶段（如中国）或者前现代阶段（如阿富汗）国家相比较之后，倾向于把欧盟界定为后现代的发展模式。⁽⁵⁰⁾然而，其他国家并不是在走欧洲历史的老路，这样的一种论调充分反映了欧洲人强烈的线性发展思维以及基于此基础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优越感。

欧盟倾向于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还处于现代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视自己为到达了后现代发展阶段，不过这样的一种认知在中国人看来，只不过是中国在一个世纪前放弃的“天下”观的现代翻版而已。从这点而言，欧盟也在重蹈中国过去历史的覆辙。

中国的崛起是全球力量转移的结果，并且这也帮助了欧洲重新界定其自身的心态/身份：从普世主义向后普世主义过渡；反之亦然，欧洲通过推动“中国的中国”向“世界的中国”的转变从而也塑造了中国新的身份。

三、中欧身份冲突

与中国相同，欧盟在中国人眼里也拥有四种身份：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后现代模式、西方文明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因此，依照乘数法则，中欧关系应该有4×4＝16种组合。

当然，这16种组合只有相互结合对照才有意义，换句话说，中欧关系之间存在四类身份冲突。

第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中国的中国对欧盟的欧盟。为什么中欧之间一直存在意识形态隔阂？社会制度的误解是重要方面。欧洲本是社会主义发源地，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存在较多误解。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把中国视为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国家。更多的误解集中在民主、人权等基本价值观方面。欧盟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缺乏灵活性，而中国强调的是倾听“人民的心声”，是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区别于欧洲绿党和自由党所推崇的程序民主。

第二，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亚洲的中国对欧洲的欧盟。为什么中欧之间还存在文化隔膜？可以说，中国是古老文明中少有的未被欧洲完全殖民的，因此这也导致了中欧对于普世主义看法的对立。由于东西方文明演绎的不同路径，中国主张世界和而不同，认为欧洲的普世主义只能被称为欧洲主义而不具有全球范围的代表性，而欧洲不以为然，认为价值观念超越了文化差异性，那些最初由欧洲提出而最终反映在《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共识上原则、理念等就是普世价值。

第三，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集团：世界的中国（Ⅰ）对世界的欧盟（Ⅰ），这引发了关于中国国际责任的争论。由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于世界100名左右，中国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欧洲人认为中国隐藏在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帷幕之下，在全球治理中未能扮演与国内生产总值“老二”相称的角色，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第四，新兴大国（现代化模式）对后现代模式：世界的中国（Ⅱ）对世界的欧盟（Ⅱ）。在欧洲的保守主义者看来，中欧关系是一场零和博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急剧增加的权重以及欧洲和日本份额相应地减少便是这种心态最好的证明。欧洲人把后现代模式看做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超越，而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将欧盟视为一种失势力量。⁽⁵¹⁾

中欧身份的差异，例如欧洲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没有动态/多元社会的等级制国家，反之亦然，这给中欧关系带来了许多错误知觉。

如果欧盟把中国的模式作为其可供选择的经验，并把中国看作是不同于欧洲的文明，在包括民主和人权等问题上不根据现代欧盟心态随意剪裁或者断章取义，那么中欧关系将会更加富有成效。在全球最受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上，就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上述中欧之间问题。

四、案例研究：为何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够和谐

身份意味着责任，而责任也体现出身份。多元动态的身份需要承担多元动态的责任。中国与欧盟理应在各自四种身份的基础上承担相应的责任。

气候变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应具有以下三个维度并与四种身份保持平衡（第三个维度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方面：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

第一，“中国的中国”：对于中国人而言，生存与发展是基本的权利。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为13亿国民提供良好舒适的生活环境是中国政府的基本职责。在这种情况下，较之于其他国家，中国的碳排放权利并没有全部用完。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连发达国家人均量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第二，“亚洲的中国”：亚洲国家因为人口密集以及快速发展的现代化，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作为亚洲最大以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将在经济合作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亚洲地区机制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并日益发挥着主导作用。

第三，“世界的中国”：（1）发展中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捍卫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权利。主权的维护不能通过接受国际检查或者大幅度削减排放量等方式体现，而应该在必要生存的排放量基础上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情况自愿削减中得到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依旧是关键。（2）新兴大国：中国是快速发展进程中新兴大国的一员。三分之一的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碳排放）属于国际转移排放。“中国制造”不仅仅是为中国人而生产，更多的是被外国人所消费，尤其是不用对国际转移排放交税的西方消费者。

作为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有着超越国家的利益并在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大国群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气候变化对于中国而言不仅是挑战，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契机。也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使中国的人均排放水平还相当低——考虑到气候变化的趋势以及未来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需要，中国首次量化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

当然，上述提及的身份/责任的顺序与级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发生变化的，但是“中国的中国”这一身份却一直是基本核心。

与此同时，欧盟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后现代模式、西方文明以及欧洲资本主义的代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日益发挥主导作用。

因此，对于中欧关系而言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四种范式：

第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中国与欧盟之间的气候变化关系集合了中欧之间的主要矛盾，也是双方谈判的核心。

第二，新兴大国与后现代模式的关系导致了中国与欧盟在气候变化历史性、法律性和道德性责任等问题上的潜在零和博弈，因为今天气候变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欧洲工业革命。

第三，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双方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同思路：顺应还是缓解？欧盟主张采取积极主动的选择，例如在主导文明的基础上强制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中国则倾向于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文化的基础上顺应气候变化。

第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样反映了中欧在谈判中的不同心态：公平还是效率？虽然在国内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欧洲社会市场经济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国际层面，中国更愿意寻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使国际关系民主化。而欧盟则倾向于基于欧洲规范和效率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方式。

中国在弥合发展中世界与发达世界，尤其是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鸿沟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所以，与中国一同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其他问题也就意味着与发展中世界和“金砖国家”并肩作战。

总之，在欧洲人看来，中国与欧盟之所以在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上缺乏融洽，是由于中国自身的身份困境：不断崛起的中国隐藏在发展中国家帷幕之后将变得更加困难，欧盟希望中国作为新兴的全球性力量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文明的代表，在处理全球问题上所使用的节制而有效的方法也带来了混乱和竞争。相反，中国人眼中欧盟的身份困境在于，欧盟并不是发达国家、后现代模式、西方集团以及资本主义的代表。

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关注生活标准而不是国家排名。因此，他们容易把中国当作全球化的替罪羊，这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在中国人看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是被欧洲人“绑架”了的一次不公平的会议。欧洲人对“世界的中国”表示关切而中国人还是更多地关注“中国的中国”。中欧的认知差异是在不断增加而不是日益减少。

中国的复合身份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表明，在全球事务中，中国与欧盟关于国际责任的“软斗争”不可避免。这将会成为转型时期中欧关系的一部分。中国的身份也迟早会从以历史、现在为导向转变为以未来为导向。因此，中国与欧盟在全球事务中将享有和承担愈来愈多的共识和责任。欧盟应该消除西化中国的幻想和被“汉化”的担忧。中国与欧盟的和谐共处和密切合作不仅为全球安全带来更多希望，同样也会减少更多的全球不安全因素。

气候变化问题再次提醒我们，中欧关系应该超越双边维度以体现上述四种范式的实质。困难和复杂性同样也可以为中欧追求人道主义使命提供巨大希望。

经过哥本哈根会议后三个月的反思，英国上议院以及欧盟委员会在第七次报告中这样论述道：

正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所展现的那样，全球力量的平衡正在强劲快速的向东方和南方转移。如果不解决与中国关系问题，欧盟将无法实现其目标。中国与欧盟在塑造21世纪全球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解决全球问题而言至关重要。⁽⁵²⁾

五、结论与启示：寻求中欧在全球治理中的和谐关系

“身份/认同”一词不仅仅意味着自我认同，也意味着被他人认同。中国与欧盟的使命就在于逾越身份与认知的鸿沟。

早在2 500年前，孔子就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欧怎样处理在他们关系中出现的新范式以避免“小人”式的结果呢？这对未来中国与欧盟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考虑到中欧多元动态的身份，二者都渴望根据自身价值重塑国际秩序。唯一能避免身份或者理念冲突的方法就是寻求并强调双方的一致性和共识。只有超越国内与意识形态的纷争，中欧才能愈来愈享有共同的国际价值，如有效多边主义以及全球治理。即使是在国内领域，中国与欧洲也享有共同的社会价值，如社会世俗化与文化多元化。

拥有四重身份的中国与欧盟是世界“硬件”和“软件”（文化“G2”）最为重要的两根支柱。这不仅体现在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传统国际机制上，同样也体现在二十国集团（G20）这样的新平台上。中国与欧盟需要跨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实现新兴国家与发达世界的双赢，创造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和谐关系，以及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与欧洲资本主义（欧盟模式）的不同从而达到共同的目标。

总之，中欧动态性的身份使得双方形成天然的伙伴关系，在构建多极世界和引导有效多边机制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中欧双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以及寻求在全球治理下的中欧关系和谐方面需要超越身份的冲突。这对世界上延续至今并且拥有动态身份的中国和欧盟来说，将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国与欧盟的关系需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从共同的利益、挑战提升到共同的价值，齐心协力营造全球共识，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Callahan，William A.（2009），China：The Pessoptimist N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urtin，Deirdre M.（1997），Post National Democracy：The European Union in Search of a Po-litical Philosophy，The Hague：Kluwer Law.

Deflem，M.and F.Pampel，（1996），“The Myth If Post National Identity：Popular Support for European Identification”，Social Forces，75（2）.

Delanty，Gerard（1995），Inventing Europe-Idea，Identity，Reality，London：Mac Millan.

Downie Leonard Jr.，Bennett P.，Pomfret J.，Philip P.Pan and Goodman Peter S.，Interview with Wen Jiabao，A Complete Transcript from Chinese Premier’s Meeting，21 November 2003，The Washington Post.

Fossum，John E.（2001），“Identity-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ARENA Working Paper Se-ries n.17.

Fuch，D.，Gerhards，J.and E.Roller（1995），“Nationalism versus Eurocentrism？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in Western Europe”，in M.Martiniello（1995.）Migration，Citizenship and Ethno-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Aldershot：Avebury.

Fuchs，D.and A.Schlenker（2006），“European Identity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EU”，www.eu-consent.net/library/brx061012/Klingemann_Lodz0603.pdf accessed 11 January 2011.

Habermas，J.（1996），“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in Tay-lor，C.and A.Gutmann（1994.）Multicultur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acobs，D.and R.Maier（1998），“European Identity：Construct，Fact and Fiction”，in M.Gaste-laars and A.De Ruijter（1998.），United Europe：The Quest for a Multifaceted Identity，Maastricht：Shaker Publishing.

Jeeyoon，Kong（2008），“A Study of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and Diplomatic Strategies-from Deng Xiao Ping to Hu Jin Tao”，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67th Annual National Conference，Chicago：The Palmer House Hilton，April 2002.

Mann，James（2007）The China Fantasy：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New York：Viking Adult.

Manners，Ian（2008），“The Normative Eth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International Af fairs 84（1）.

Moisi，Dominique（2009），The Geopolitics of Emotion：How Cultures of Fear Humiliation and Hope are reshaping the World，Bantam Dell Pub Group.

Shambaugh，David（2009），“China’s Identity as a Major Power”，www.gwu.edu/~sigur/assets/docs/major_powers_091407/Shambaugh_on_China.pdf accessed 11 January 2011.

Smith，Anthony D.（1991），National Identity，London：Penguin.

Taylor，Charles（1989），Sourcesof the Sel 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MA，U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王义桅：《探索中国新身份：民族主义的神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

Zhu，Liqun（2008），“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EU and the China-Europe Relationship”，in Shambaugh D.，Sandschneider E.and Zhou Hong（eds），China-Europe Relations，London：Rout-ledge.

（作者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

执行院长、中欧学术连线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