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民众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也沦落为日帝的殖民地。1932年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山区农村武装斗争便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和基本内容。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朝鲜民族率先组织各种形式的游击队，积极主动而英勇顽强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东北各族人民中起到了先锋带头作用。这是因为：一是东北朝鲜民族早已饱受亡国奴的悲惨生活，深知日帝野蛮的侵略野心，对日帝抱有满腔的民族仇恨。二是，他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已有较好的历史基础。这是有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前期的朝鲜反日独立军活动和朝鲜共产党活动而来的结果。三是，他们业已经历了长时期的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在血和泪的经验教训中认清了只有拿起枪杆子才有民族解放的道路，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与东北各民族人民并肩战斗才能战胜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道理。四是，有义兵和独立军抗日武装斗争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也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如有独立军出身者和遗留下来的一些武器装备等。五是，初期游击队活动地方大都是原朝鲜独立军活动区域，具有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以及地形优势等。

1932年9月初，满洲省委为纪念“八•二九”韩国亡国22周年，发表“决议”指出，“满洲已经成了韩国的第二，满洲三千万被压迫的中国民族与一百七十万在满洲的韩国被压迫民族没有什么分别。中韩工农劳苦群众的共同敌人，统统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韩地主资产阶级。中韩劳苦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中韩劳苦群众的革命行动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中韩民族共同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结成密切的联合战线” ，指示“发动各地反日反帝同盟，动员中韩劳苦群众举行‘八•二九’韩国亡国纪念，援助韩国革命”，“为了具体的实现帮助韩国革命运动，东满、南满的党，应该选派得力的党员与团员以及忠实积极的贫农、雇农份子回韩国进行群众的工作”^[1]。

1933年1月，满洲省委指示东满特委，“帮助韩国发展党的组织与建立群众工作，东满党仍须尽可能的派一部分干部（注意决不能派继续派争的分子去），执行这一任务。东满党要把开辟与发展韩国工作，看做东满党中心任务之一。同时这一工作与东满的工作的发展与配合是息息相关联的”^[2]。满洲省委将东北的抗日革命和朝鲜革命密切联系起来，指示“要向中国与朝鲜群众解释中国革命与朝鲜革命的关系”，强调“满洲韩国群众参加中国革命，一方面是保护中国，一方面也是为恢复朝鲜国土而斗争”^[3]。同年6月东满特委发表《告民众书》：“中国共产党认为，中韩民众必须联合起来，以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强盗。……坚决主张：在满洲的韩国少数民族有和中国民族完全平等的权利，主张少数民族有完全自决权。……中国共产党号召在满洲的韩国民众：你们应该坚决和中国民众联合起来，参加中国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朝鲜革命的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你们，鼓励并帮助你们为恢复朝鲜国土而斗争。……中国民族独立与领土完整万岁！朝鲜民众为恢复国土的革命运动万岁！中韩民众联合战线万岁！”^[4]同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联合发表《告韩国民众书》：“日本强盗用灭亡韩国的方法，强占了满洲，使东北三千万民众也同你们一样的悲（惨）命运，做了日本强盗的奴隶。东北三千万民众同你们一样深感亡国之痛！你们同东北三千万民众处在同样的奴隶地位，日本帝国主义是东北三千万民众与你们共同敌人，你们应当与东北三千万民众亲密的联合起来，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在满洲，同样在东满，韩国民众的命运与中国民众的命运密切的联系着，中国民众获得民族的解放，同样韩国民众也能获得解放；中国民众没有得到民族解放，韩国民众绝对不可能单独先得到解放。因为中韩民众的民族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把日本帝国主义逐出满洲，全满洲的中韩民众就无由获得民族的解放。因此，中韩民众应当亲密的结成弟兄同盟，与共同敌人日本强盗斗争到底。”^[5]号召东北朝鲜民族同中国民众结成反日联合战线，为中朝两国的民族解放努力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东北朝鲜民族更加积极地投入抗日革命斗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33年，朝鲜民族党员在东北党员的比例是：北满的阿城特别支部内占100%，珠河县委内占90%，宾县特别支部、汤原中心县委和饶河中心县委内均占99%，绥宁中心县委内也占多数；而作为南满中心活动地域的磐石中心县委内占99%^[6]；东满则“我党组织最强，在全满洲占第一位……党员有一千二百人，团员有一千一百人。有广大的群众组织。但是，党的组织也好，群众的组织也好，95%是韩国同志”^[7]。这一时期，全东北的中共党员共有2100余名，其中朝鲜民族占80%以上^[8]。1934年5月，东满特委的中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共计2300多人，其中汉族、满族等其他民族成员为80多人，仅占3.5％，其余全部是朝鲜民族^[9]。1935年2月，东满第二军独立师内朝鲜民族约占90%^[10]。据当年12月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的报告，东满中共党员（东北人民革命军除外）的95％以上和游击区人民的95％以上均为朝鲜民族^[11]。

由于在东满开展的抗日革命运动以朝鲜民族为主，所以当时甚至有人将中共东满特委组织和革命活动称为“高丽共产党”^[12]、“高丽人叛乱”^[13]等，在抗日游击区内组织的苏维埃革命政府一时被误解为“韩人苏维埃”、“韩国苏维埃”^[14]。1932年以来，东满各县开始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时候，也正式使用过“中韩游击队”延吉、汪清、珲春、和龙中韩游击队与汪清反日别动队告反日士兵书》，1933年3月，《东北文件汇集》（甲44），1990年，第1—5页。" class="calibre9">^[15]、“赤色中韩游击队”、“中韩赤色游击队”^[16]和“中韩工农游击队”^[17]等组织名称。

在极其艰苦、复杂和尖锐的抗日武装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在关于朝鲜民族抗日斗争问题上，也曾犯过一些“左”倾错误。1932年10月至1936年2月的三年四个月期间，中国共产党东满特委在党、团组织和抗日游击区内部以朝鲜民族同志为对象所进行的反“民生团”斗争延边民生团事件研究》，（韩国）白山资料院1999年。" class="calibre9">^[18]，忽视、否认和歪曲朝鲜民族抗日斗争历史的特点，把朝鲜民族主义者、朝鲜共产党“派争分子”和朝鲜民族亲日派组织“民生团”三者完全等同视之，怀疑排斥和逮捕审查数千人，其中错杀五百余名革命干部和群众骨干（原吉林省第一任省长周保中同志曾说有两千余名朝鲜民族干部和群众被错杀）^[19]。这一错误的反“民生团”斗争，无情打击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热情，严重破坏中朝人民抗日联合战线，几乎断送了东满抗日革命运动。

笔者认为，这一“民生团事件”发生的主要的客观原因可简单概括为：第一、东满社会历史特点，包括地理环境和地域人口的民族构成等；第二、朝鲜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特殊性和东满抗日革命武装斗争的艰难残酷、尖锐复杂的特殊性；第三、日帝的阴险毒辣的民族离间政策和朝鲜民族亲日派的恶劣作用等。其主要的主观原因可概括为：第一、中国共产党当时“左”倾路线影响和东满特委主要干部的认识错误和政策水平问题；第二、抗日革命队伍内部中朝民族关系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些误解、偏见和内部矛盾问题；第三、东满朝鲜民族所具有的客观局限性和内在脆弱性等特点问题。^[20]

1935年2月，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平（即杨松）在致东满特委的信中明确指出，“在东三省间岛的韩国人，云南省、贵州省的苗人、瑶人，东三省某些区域内满人，有全权成立自己的民族自治区，加入将来的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因为，在这些区域内，这些民族占大多数，有自己语言、文字、经济、风俗、习惯等特点；但是，同时人口少，不够成立共和国。而我们所以主张间岛成立脱离日满统治的民族自治区，归入将来的东三省人民革命政府管理，而不归朝鲜，因为间岛是中国的领土，并朝鲜总督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权。……我们应把‘韩国民族独立’作为中心口号之一。……中国领导同志为着彻底明了韩国群众情形和便于领导起见，应学韩国语”^[21]。同年12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在报告书上就明确指出，“每个中国同志学习高丽语，研究高丽民族的语言、风俗、人情、习惯等民族特性”，要“提出正确（的）高丽民族的政治口号”。 ^[22]这无疑是深刻总结和接受反“民生团”斗争的经验教训而提出来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和正确主张。

同年3月，东满党团特委在“反‘民生团’斗争的决议”当中就决定“派部分武装过境开始游击运动，真正的来帮助高丽人独立”。^[23]在同月举行的第二军独立师“政委联席会议”上也决定进军朝鲜国内“造成中韩游击区”。^[24]在朝鲜和中国东北都沦为日帝殖民地的现实形势下，作为中朝两国人民抗日武装队伍的第二军，试图在中朝边境一带创立“中韩游击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1936年初，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决定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同时，关于东北朝鲜民族的抗日斗争提出了新的方针政策：“对于东北韩国民族问题，吾党中央主张：A、中韩民族联合共同抗日，争取中韩民族独立；而对于东满间岛，吾党中央主张‘中韩民族联合起来，推翻日满统治，建立间岛韩人民族自治区’。B、将目前东满人民革命军改为中韩抗日联军，并在东满成立单独的韩国民族革命军，到韩国内去打游击，争取韩国民族独立。C、在韩人内联合一切不愿当日本亡国奴的人，建立韩人内部反日联合战线。为除吸收忠实的韩国工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外，还组织韩国民族革命党，其目的在推翻日本在韩国的统治，恢复韩国之独立，保护韩国祖国。”^[25]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东北朝鲜民族进行长期的抗日革命斗争过程中，进一步深刻认识到东北朝鲜民族及其抗日革命斗争的特殊性，并在经历了诸如反“民生团”斗争这样的经验教训后，在更为充分和肯定地理解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双重革命使命”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所采取的新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方针。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尚对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单纯地、一刀切地要求“中共党化”^[26]，只把朝鲜民族看成是国内各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对象的倾向，或单纯从国际主义义务和战略战术角度上考虑支援朝鲜革命的话，那么，现今则是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更高层面上对他们有了重新认识，开始正确认识到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东北抗日革命的一支主力军，又是朝鲜革命的一个主体。而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则在倾注了更高的抗日热情和付出了更多的牺牲之后，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正当地位，开始正正当当地开展了“以朝鲜独立为目标的活动”。

但是，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却从中朝两国人民联合抗日斗争和朝鲜革命的现实条件出发，在策略和形式上并没有另行组织独立的民族部队和民族政党。虽然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过单独组织“韩国民族革命党”和“韩国民族革命军”的问题，但他们周密地考虑到东北是主要的武装斗争地区，又需要同占地区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汉族、满族等其他兄弟民族进行紧密的团结，从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抗日联合战线的战略高度出发，决定在形式上继续采用原来的统一的民族联合部队进行活动，并决定在汉族地区将之称为东北人民革命军，而在东北的朝鲜民族聚居地和进军朝鲜国内进行活动时则称为“朝鲜人民革命军”^[27]。这无疑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这样，自1936年3月起，在东北抗日联军这一统一组织体系内的朝鲜民族队员，得以在民族聚居地区和朝鲜国内正式使用“朝鲜人民革命军”这一组织名称。当年5月，“金日成部队”在长白山地区又正式成立了东北朝鲜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开始出版其机关刊物《三•一月刊》^[28]。不仅如此，“祖国光复会”积极向朝鲜国内发展，开始在朝鲜咸镜南道现两江道甲山郡等地，组织“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等朝鲜国内反日统一战线组织文化社1999年版，第454—461页。" class="calibre9">^[29]，并且打响了进军朝鲜国内的普天堡战斗（1937年6月4日）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1936年夏之后改编的抗联第一路军第二军，主要转战于朝鲜族大量聚居的东满地区和鸭绿江北岸的东边道地区以及朝鲜北部的边境地区，在那里坚持抗日武装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考虑，第二军从狭义上讲是东北各兄弟民族的联合抗日革命队伍，而在广义上则可看作是中朝两国人民的抗日联合队伍。1963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也曾明确指出，“应该认定东北抗联实际上是中朝两国人民的联合军”^[30]。

之后，被迫战略转移到苏联远东地区的抗联部队，于1942年8月1日统一改编为苏联远东红旗军特别第八十八旅（又称国际旅，回东北又称抗联教导旅）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页。" class="calibre9">^[31]。及至1945年7月面临日帝的败亡，中国共产党东北党委员会（1942年8月成立，书记为崔庸健）^[32]决定，将派大部分朝鲜同志（290多人）返回到朝鲜工作，并成立了以金日成、崔庸健、金策为核心的“朝鲜工作团委员会”^[33]，使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以自己民族独立的组织力量准备迎接朝鲜解放。当时朝鲜还没有独立建党的情况下，朝鲜工作团就是朝鲜革命的领导核心力量。可以说，朝鲜工作团的成立，是继承1930年的“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和1936年5月“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的必然的历史结果，是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特定时代“双重使命”的必然归属。

根据解放后的国家正式统计资料，在延边地区牺牲的抗日革命烈士共3125名，其中朝鲜族是3026名，占96.8%。^[34]由此可见，东北朝鲜民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民族人民为抗日革命斗争作出突出贡献也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东北朝鲜民族著名共产主义者金日成（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军第六师师长、第二方面军指挥）、崔庸健（抗联第七军党委书记、代理军长、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金策（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三路军政治委员）、许亨植（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第七军军长）、李学福（抗联第二路军第七军军长）、李红光（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李东光（南满反日总会会长、中共南满特委书记、南满省委组织部长）等担任东北党组织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是与1930年代初期朝鲜民族在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中的特殊地位和先锋模范作用是分不开的。

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在制定和执行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的方针政策上尽管存在一些不足、缺点，甚至犯过东满党组织内部反“民生团”斗争等严重错误，但在执行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方面，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斗争、认识、再斗争、再认识的过程中，进一步全面了解和深刻认识东北朝鲜民族，并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制定和完善了符合东北朝鲜民族的历史特点及其抗日革命特殊性的一系列英明、正确的方针政策，如重用朝鲜民族干部、“支援朝鲜革命”和提出建立东满朝鲜民族“自治区”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与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在东北抗日革命斗争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金日成、崔镛健、金策等人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力量，也培育了东北朝鲜民族社会的一大批领导骨干队伍。

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英明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历史记录，是东北各民族实现大团结、共同争取抗日斗争伟大胜利的历史凯歌，又是奠定现代中朝友谊的光辉历史篇章。

注释

[1]《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八•二九’韩国亡国纪念决议》，1932年9月4日，《东北文件汇集》（甲11），1988年，第71—74页。

[2]《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当前的任务给东满特委的指示信》，1933年1月1日，《东北文件汇集》（甲12），1988年，第28页。

[3]《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八一”反战运动节工作计划》，1933年，《东北文件汇集》（甲17），1989年，第18—19页。

[4]《中共东满特委告民众书》，1933年6月10日，《东北文件汇集》（甲29），1989年，第290—293页。

[5]《中共满洲省委、团省委关于反对日本强盗奸细民生团及派争告韩国民众书》，1933年12月7日，《东北文件汇集》（甲16），1989年，第133—134页。

[6]《××同志关于满洲民族革命战争，工农、士兵斗争形势以及我们的工作、组织状况的报告》，1933年1月17日，《东北文件汇集》（甲12），1988年，第295页。

[7]《满洲事变与满洲的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东北文件汇集》（甲17），1989年，第275页。

[8]《××同志关于满洲民族革命战争，工农、士兵斗争形势以及我们的工作、组织状况的报告》，1933年1月17日，《东北文件汇集》（甲12），1988年，第295—296页。

[9]华西里：《满洲工人阶级的情形与革命职工运动的任务》，1934年5月，《东北文件汇集》（甲20），1990年，第177页。

[10]《中共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的报告》，1935年2月，《东北文件汇集》（甲30），第215页。

[11]《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之八），1935年12月20日，《东北文件汇集》（甲30），第368，375页。

[12]《团满洲省委特派员（钟）巡视东满工作的报告》，1934年，《东满文献汇编》（下册），第1188页。

[13]《中共汪清县委启事》，1933年8月10日，《东北文件汇集》（甲35），1989年，第359页。

[14]《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大小汪清群众会上的报告》，1933年8月14日，《东满文件汇编》（上册），第549页。

[15]《延吉、汪清、珲春、和龙中韩游击队与汪清反日别动队告反日士兵书》，1933年3月，《东北文件汇集》（甲44），1990年，第1—5页。

[16]《珲春县中韩工农游击第二大队告反日士兵书》，1933年5月3日，《东北文件汇集》（甲44），第7—10页。

[17]《别动队和汪清、延吉、珲春、和龙中韩工农游击队为走狗同山好进攻别动队事件告中韩民众书》，1933年5月31日，《东北文件汇集》（甲44），第11—12页。

[18]金成镐：《1930年代延边民生团事件研究》，（韩国）白山资料院1999年。

[19]《访问周保中同志记录》，1960年5月30日，李长浦、陈铁健访问，陈铁健整理。

[20]金成镐：《东满抗日革命斗争特殊性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359页。

[21]《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1935年2月10日，《东北文件汇集》（甲21），1988年，第55—56页。

[22]《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之六），1935年12月20日，《东北文件汇集》（甲30），第340页。

[23]《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关于反“民生团”斗争的决议》，1935年3月1日，《东北文件汇集》（甲30），第229页。

[24]《东北人民革命军政委联席会议》，1935年3月21日，《东北文件汇集》（甲44），第432页。

[25]《中共吉东省委致饶河中心县委及四军四团的信》，1936年3月12日，《东北文件汇集》（甲28），1989年，第10页。

[26]《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之八），1933年12月20日，《东北文件汇集》（甲30），第378页。

[27]《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4），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

[28]《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4），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3年版，第441—470页。

[29]［韩］辛珠柏著：《满洲地域韩人的民族运动史（1920—45）》，亚细亚文化社1999年版，第454—461页。

[30]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31]《征途岁月——陈雷回忆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页。

[32]《访问周保中同志谈话记录整理》，1959年12月28—29日。

[33]此时，中国共产党东北党委员会也进行改组，书记为周保中。参照《访问周保中同志谈话记录整理》，1959年12月28—29日。

[34]崔圣春主编：《延边人民抗日斗争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参照附录《延边抗日烈士情况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