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翻译发展脉络

一、中国翻译发展脉络

我国的翻译活动始于西汉一直持续到如今，关于翻译史的分期也是众说纷纭。不同时期不同的学者对分期的看法也各不相同。下面将介绍一些代表性的观点。

鲁迅曾经将中国的翻译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六朝至唐之译佛经；第二个阶段是清末之译《圣经》以至《时务报》时代；第三个阶段是经严复、林纤过渡到新文学时期。”[1]郭沫若则根据其对中国文学及思想所带来的变化，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翻译划分为三个阶段；《佛经》翻译；《圣经》汉译；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

王克非则根据时间顺序，对翻译进行了二个全方位的划分。他将翻译分为四个阶段：佛经翻译；科技翻译；西学翻译和现代全方位外籍翻译。

在此综合考虑了各个学者的观点，力图能够给读者全面地介绍中国的翻译史。本章将中国的翻译史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佛经翻译时期；西学翻译时期（明代至晚清）；文学翻译时期（五四时期至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以后。每个阶段在介绍翻译的发展史的同时，也会把该时期的重要的译者及其他们的贡献介绍给读者。

（一）佛经翻译时期

佛经的翻译在中国的翻译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佛经的翻译可以说是始于西汉末年。当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使得中国与西域各国往来逐渐频繁，佛教于是传入了中国。佛教的传入便引起了佛经的翻译。佛经的翻译正式开始是在东汉时期，始于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当时译者安世高将梵文《明度五十校计经》译成汉语，一般认为这就是佛经翻译的正式兴起。

至符秦（公元351—394年）时代开始出现了译场，有官有私。尤其是道安主持译场时，佛经的翻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阶段译家辈出，译经汗牛充栋。晋代以后，译场更加兴旺。译场也逐渐正规化，组织周密。如东晋时期庐山之般若台，建业之道场寺，在当时都颇负盛名。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有鸡摩罗什和真谛。鸡摩罗什（344—413），天竺（今印度）人，与弟子僧肇等翻译了大乘经典《金刚经》、《法华经》等共74部， 384卷，译文传神。他十几岁时便因粗通佛经而出名。他考证了前人对于佛经的翻译，并对前人的翻译进行学习与批判，还根据自己翻译心得提出了意译的方法。其所译的经文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真谛（499—569），印度人，译经以大乘瑜伽宗为主。他所译经论及讲述疏记，据《历代三宝记》所载共四十八部、二百三十二卷（内有重出和他家混入的）。《开元录》刊定其译籍为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其中主要有《十七地论》、《金光明经》、《无上依经》、《仁王般若经》、《广义法门经》、《唯识论》、《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律二十二明了论》等。真谛的翻译，由于译处不定，所以译文不很统一。他的翻译，大都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保存了原本的面目，因此文字多少有些艰涩，或杂入他自己的解释，但从其师承来说，经文是正确的。

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翻译的繁荣时期，此时佛经翻译活动历经五百余载也达到其极盛时期。当时正值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吸收外来文化的高潮，封建社会也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玄矣，他为佛经翻译添上了最为浓重的一笔，使佛经翻译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玄奘（600—664），本姓陈，名炜，河南人，十三岁出家，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在中国家喻户晓，与鸿摩罗什和真谛一起被誉为历史上的三大佛经翻译家（也有人将不空大师和他们放在一起，成为四大“四大译师”），而玄奘理所当然地推为大家之首。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西去印度取经，到达印度之后多次参加有关佛学的辩论，所向披靡。他留印十七年研讨佛学，成就斐然。此后载誉归国。玄奘在中国翻译史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首先他翻译经文数量巨多。玄奘从印度取回梵文经典657部，十九年间共译出佛经75部，共1335卷，过唐代译经数之半，实乃空前之举，其次，他开启了佛经翻译新译之先。玄奘译风严谨，文笔精练，将翻译的标准与意译、直译等重大问题在其实际译作中得到空前的完美体现。他深谙佛理，精通华梵，翻译时采用了多种技巧如补充法、省略法、分合法、变位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佛教史将玄奘译经称为“新译”，其前则称为“古译”与“旧译”。其译文质量亦成为空前之举，为历代所称道。

唐代以后，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开始进入尾声。事实上，雄踞翻译史上的佛经翻译活动基本以宋朝为殿，然而至南宋时已没有什么规模性的译经活动了，而南宋之后更是衰微，只见零星译事了。佛经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繁荣期，其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历史上令人叹为观止。

这次佛经翻译高潮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带来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简言之，经佛经翻译，佛教教义传遍华夏。佛教的哲学思想、故事传说及文学风格也渗透进入我国古代的传统哲学思想、文学创作等中，如在老庄哲学的玄谈、玄言诗以及唐代王维、白居易等人的诗，魏晋唐代后的变文、小说、戏剧中都可看到佛经的思想和文学风韵。佛经翻译还给语言文学等带来深远的影响。佛教的经论给人们的思想及语言词汇注入新的内容，“四大皆空”、“万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轮回”等均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汉语词汇中的“世界”、“刹那”、“五体投地”均来自佛经，使用至今。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在今天仍可看到。另外，佛经的翻译，也使得翻译成为一种职业，为后来专门化的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西学翻译时期（明代至晚清）

佛经翻译高潮后数百年，除藏、蒙、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继续存在翻译活动，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佛经翻译以及元代的蒙汉翻译具有一定规模外，没有出现大规模翻译活动的高潮。明朝末年，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而西方经过文艺复兴，文明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明神宗万历年间，大批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从此揭开了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序幕。这次翻译时期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国内的民族危亡和先进的“西学东渐”，必然引起中华民族第二次吸收外来文化的高潮，而第二次翻译繁荣时期便孕育在其中了。这次西学翻译时期根据其思想文化内容也可以称为启蒙翻译时期，自明末始，至新文化运动止，历时三百多年，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1.科技翻译阶段（明末至鸦片战争）

这个时期的翻译也是以宗教（天主教）的翻译开始的，但很快转以介绍西方自然科学为主。

最早的翻译者多为来华传教士，有数十人之多，译著成书多达300余种，自然科学类占三分之一。这些翻译者中最为著名者有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意大利人罗雅各及比利时人南怀仁。

当时中国最为杰出的翻译家是著名学者徐光启，其译作与著述为中国引进西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徐光启（1562—1663），字子先，号玄启，曾任东阁学士，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他与利玛窦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即平面几何部分）及《测学法义》，编译了《大测》二卷及《割圆八线表》即三角函数表，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六卷，1607年刊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标志着这一翻译阶段的正式开始。

徐光启的翻译是有其明确思想意义的。一句名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表达出他的拳拳爱国之忱，同时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翻译的主要特征：忧国与科技翻译。

正值这一时期的科技翻译活动蓬勃发展之际，不料雍正二年（1724年）由于突发异变导致天主教在中国遭禁，闭关政策使这一次翻译活动很快进入一段停顿期，从而使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的来临为此竟然姗姗迟到了整整一个世纪。

2.西学翻译阶段

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帝国主义用长枪大炮把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强行地打开了，从此中国就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是，帝国主义如狼似虎地扑向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的同时，西方的各种思想开始涌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国，也开始引进一些西方的思想，于是，在这样双向互动的基础上，就迎来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

与一百多年前的佛经翻译相比，这次翻译高潮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1）来势迅猛，发展强劲，影响深远；（2）宗教翻译退出历史舞台；（3）科技翻译的内容逐渐倾向于政治思想及文学、哲学等方面；（4）曾有外籍人士参与译事；另外，这次翻译活动中涌现了不少的翻译家，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是林则徐、林纤、严复等人。

林则徐，福建人，清末政治家，他自己虽然不懂外文，却精通满文，曾将韩愈的《师说》译成满文，并因此名扬京城。在翻译史上，他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曾组织人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历史、地理科技等方面的书籍，使得关于外国的知识得以传播到中国来。他从事翻译的意义在于想要把中国变成强大的国家，在当时，他的主张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这次翻译高潮中成就最大、对后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清末著名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代的翻译，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77年赴英留学两年，之后到法国游历，这不仅加强了他的翻译能力，并且对他的一生的思想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英法两国在当时是西方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严复的思想中于是就有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种子。他的译著主要收集在《严复名著丛刊》、《侯官严氏丛刊》中，多为西方政治经济学说，他还翻译过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欧克斯的《社会通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严复将资本主义的经典著作系统地引入到中国，于是成为了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

严复最大的成就是他对中国译论的巨大贡献，他在翻译《天演论》时提出了近代最有名的翻译理论：“信、达、雅”。这一翻译的标准，对与后来翻译理论的发展，具有奠定性作用，严复曾引用儒家经典《易经》和孔子的有关论述来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在严复看来：“信”要求其忠实与原文；而“达”是指文字表达有表现力，要通顺；“雅”则指的是要有文采，文字要文雅。人们虽然对其理论也提出过不少批评，但其在中国翻译界的地位却一直没有动摇。

其时还有与严复同时代齐名的大翻译家，即林纤。林纤（1852—1924），原名群玉，别署冷红生，晚年自号践卓翁。严复同乡。林纤本人不懂外语但是翻译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他的翻译是根据他人口授而来的，因而全部以意译译出。尽管如此，他的翻译仍属上乘，颇得赞誉。他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其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学的深厚功底是分不开的。他的译文深得读者的喜爱，被后人广泛传阅。此外，他在进行外译中的翻译时，始终坚持“原作如是，不能不存其真”（《鬼山狼侠传》），即忠于原著的精神和情感的投入：“且泣且译，且译且泣。”严复曾赞其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林氏翻译以速度见长，“耳受手追，声己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译作三十载，译出欧、美、日等国文学小说179种，字数1200万，可称为近代翻译史之最。其中影响较大者有：《茶花女》、《伊索寓言》、《鲁滨逊漂流记》、《海外轩渠录》、《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块肉余生记》、《贼史》、《黑奴吁天录》、《魔侠传》、《堂吉诃德》、《亨利五世》等。

值得一提的是，林纤与严复乃至这个历史时期的其他翻译家一样，强烈地表明过其“广译东西之书”是出于“开民智”以强国抗列强外侮的启蒙爱国的思想目的，这也是这一时期的翻译的一个时代特征。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严复与林纤首开中国翻译史上社科与文学翻译先河，突破了翻译囿于宗教与“天算技艺”的狭窄天地，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大功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客观地讲，这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繁荣时期极为精彩的一笔，其意义不应低估。视其为下一次翻译繁荣时期的先声为承前启后者，当不为过，对此应给以充分肯定。

这次启蒙翻译高潮，结束了宗教翻译的一统局面，在引进西方科技及文化的同时也引进西方先进的新思想观念，对于促进社会变革的意义不可低估。尤其在政治、经济、哲学、科技、文化、军事、教育等一系列领域，更是充当了介绍西学、开启民智、发展科技、强国富民的先锋，这次翻译的高潮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和走向现代化建立了不朽功绩，永远镌刻于中华青史之上。

（三）文学翻译时期（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之前）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翻译的分水岭。“五四”之前的一个时期，中国的翻译主要对象是一些学术名作或者文学作品。而“五四”以后，中国的翻译界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翻译界出现了更多的杰出的译者，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茅盾、朱自清、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鲁迅、瞿秋白、林语堂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鲁迅，他翻译了许多外国作品，引导了国民的思想。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23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鲁迅”这一笔名。

鲁迅的翻译活动横跨启蒙与现代两个翻译繁荣时期，共翻译了十四个国家近百位作家二百余种作品。鲁迅的翻译活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

五四运动之前的翻译初期。早在1903年日本留学期间，他便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及雨果的《随见录》中的《哀尘》。1907年与弟周作人合作翻译了俄国、捷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希腊等国作品并于1909年编印成两本《域外小说集》，虽仅售出引本，但鲁迅却认为这本书意义深刻。

五四运动至1927年的翻译中期。以译东欧、北欧以及日本作品为主，内容包括文学及文艺理论著作，如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甸牙利诗人裴多菲，保加利亚作家佐夫，芬兰女作家明娜。亢德和亚勒吉阿，德国尼采，日本夏目漱石、森欧外、有武岛郎、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厨川白村等人的作品和著作。

1927年以后的翻译后期，也是鲁迅的翻译高峰期。这个时期他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法捷耶夫的《毁灭》，奥地利女作家至尔·妙伦的《小彼得》。鲁迅最杰出的译作为一生最后所译的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鲁迅的译作强调“直译”，以信为主，“宁信而不顺”，为的是“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鲁迅用自己的翻译实践实践着自己的翻译主张。鲁迅对翻译标准的观点是：“但是翻译，必须兼顾两方面，一面是求其易解，一面是要保持着原作的风姿。”他针对有人提出的所谓“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观点，在翻译科学小说《月界旅行》中提出了“宁信勿顺”的原则，来反对那些胡译乱译的译者。

（四）新中国成立之后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此时，中国的翻译界也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代表性的翻译学者有傅雷和钱钟书。

傅雷，上海南汇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他13岁攻读法文，曾经在巴黎大学和卢浮美术史学院学习，他提出了“除了专业的休养之外，译者全面的学识修养对翻译的极端重要性”。傅雷译作名闻海内外，其翻译理念是的“神似论”。在翻译《高老头》时，他提出了此著名理论。他在《巴尔扎克〈高老头〉重译本序》里开篇点题：“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全文几乎都在以“神似说”这个中心展开论述，十多年后，傅雷又在1963年1月6日致罗新璋的信中说：“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可见傅雷对他的“神似”说翻译论从未动摇过。著名翻译家罗新璋先生说：“神似神韵之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论战时，不是没有人提过，但是这样宣言式的以传神标榜，在我国翻译界似乎还是第一次。”[2]傅雷为了能使他的翻译能传达出原作之神韵，实现“神似与形似”的和谐统一，可谓在译前、译中、译后的整个过程中都做足了功课，用力极深。译前，他强调要审慎选择原作，并将之吃透。他在翻译中为传原作之神韵，实现神似与形似的和谐统一，又常假定译文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以克服在翻译中不利于传神的因素。译完后，他又会不满足而反复修改。他的“神似论”即便是在现在的翻译领域当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他的翻译观的学习与研究也具有现代意义。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他精熟于英、法、拉丁、德、意、西等国文字与艺术，代表作有《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同时，他对翻译理论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他在翻译学上的成就只是其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雕栏”，但对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钱钟书先生提出了“化境论”的观点。他的这个观点是他在《林纤的翻译》一文中提出的。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3]。他的这一理论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受到了翻译界的普遍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文科学百废俱兴，翻译研究的主调与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是一致的，在这一阶段，中国大量引进了西方的翻译理论和方法。《中国翻译》杂志诞生了，它系统地把西方理论和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读者，例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功能对等论”；英国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流翻译论”等，促进了翻译在中国的发展。而在中国翻译界，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是百花齐放。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提出的翻译诗歌“三美论”，即翻译要达到“音美、意美、形美”才是好的译文；北大教授辜正坤先生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论”等，同时还有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把中国的四大名著翻译成了英文，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中国的翻译事业正朝着更美好的明天前进。

在今天，翻译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化的行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更多的人开始学习翻译，研究翻译。而此时，翻译也不再仅限于文学翻译，它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是非文学翻译在市场上占据广阔的前景，诸如政治、经济、化工、机械、法律、金融等，各行各业当中都涉及了翻译，现在的译者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理论基础，更要懂得专业背景知识，二者缺一不可，一个优秀的译者，一定是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兼备良好的背景知识，然后在实践的基础上加以磨炼，从而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人才的。

二、韩国翻译发展脉络

韩国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东方国家，从古代到现代，韩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韩国翻译史的发展也同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在翻译领域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2000年以后，韩国出版的所有著作中，30%以上都是翻译作品。但从韩国一千多年漫长的翻译历史来看，韩国走过了一条同西方、中国不同的道路。对此，现任欧洲翻译学会会长皮姆教授评价说：“韩国的翻译极为复杂却又十分富有活力。”俗话说，饮水思源，探索东西方翻译，必须要知道东西方翻译发展的脉络，寻找到翻译史发展的源头。在前面已经论述了西方和中国翻译发展的历史，在这里理应对韩国翻译发展史进行一番考究，考察韩国翻译的起源、发展和现状，重要的还要挖掘韩国翻译家们的翻译思想。但如同皮姆指出的那样，韩国的翻译十分复杂，具有其历史特殊性。但遗憾的是，韩国并没有学者在本国翻译传统的基础上对翻译方法和原则进行研究，从而也没有韩国传统翻译理论的诞生。

（一）翻译在韩国的开始

由于历史记录材料的遗失，韩国在三国时代之前有关翻译的史料几乎无处可寻。据姜信沆推测，三国时期，随着高句丽、新罗、百济同中国以及日本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日趋频繁，应时代之需，在这一时期韩国便有了翻译的存在和处理相关事务的机构，这一说法多少可以从《三国史记》的记载中寻找到一些根据。这一时期的史书中虽然没有出现“翻译”的字眼，但当时，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同周边国家之间彼此互派使节，使节互访必须在翻译的帮助下才能得以完成，这一点也对“翻译在三国时期已经出现”的主张提供了依据。

新罗统一后，同唐朝的交往更加频繁，新罗多次派遣使节团赴唐进行访问，日本的使节也来到新罗进行访问。此外，新罗同契丹、女真、蒙古的交流也十分频繁，这也说明了在当时的历史阶段翻译活动已经存在。

韩国的传统翻译始终是政府行为，也就是国家组织进行的翻译活动，有的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治外交，有的是为了发展外语教育，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统治阶级实现政治理想而服务的。因此，在韩国历史上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大都隶属于朝廷，被称作“译官”。译官们研究和学习外语、代表国家从事口译工作，随同使节赴邻国开展外交事务。另一方面，为维持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学习和研究周边国家的语言，这一行为被称为“译学”；文臣出身（也可以是译官）、在学术上留下辉煌成就者被称为“译学者”。

（二）高丽时期的译官活动

高丽朝为维持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主要设有汉语翻译、蒙古语翻译、女真语翻译，据郑光推测，当时还设有倭语翻译。高丽朝先后设立了礼宾省、译语都监、通文馆、司译院来负责朝廷的翻译事务。这个时期的译官不但负责随同使节出访、接待外国使节来访，还直接参与国家的外交、文化、边境问题等实质性的外交活动。据推测，到高丽后期，除口译工作外，由于高丽和元朝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外交关系，译官在高丽同元朝之间的外交关系发展中担任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还参与了外交文书和公文的撰写工作。但遗憾的是，高丽时期的译官们在学习和研究周边国家语言的过程中，究竟留下了哪些研究成果，至今无从知晓。

（三）朝鲜时期的译学

朝鲜王朝于建国的第二年，即1393年，设立了司译院，负责外国语言翻译事务。司译院大力开展外语教育，设立了汉学、蒙学、倭学、女真学（清朝时期朝鲜将女真学改为“清学”），被称为“四学”。从此，朝鲜时期的“译学”正式拉开序幕，也开启了韩国历史上翻译研究最为鼎盛的时期。

在“四学”中，汉学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朝鲜时期的历代王都十分注重汉学，实施“汉学讲肄官”（在司译院学习汉语，陪同使节前往中国）、“质正官”（隶属承文院，陪同使节前往中国，调查汉语的音韵和中国的社会制度等）制度，使用《老乞大》[4]《朴通事》[5]《直解小学》[6]作为汉语学习教材和科举考试用书。

朝鲜时期最为突出的翻译研究成果首推各种对译教材的编写，崔世珍是整个韩国历史上译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1515年，崔世珍在原有的汉语教材《老乞大》《朴通事》的基础上，用韩国语翻译了这两本教材，被称为《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崔世珍在汉语原文的汉字下面左右两侧分别用韩文记录了这一汉字的两种发音，左侧是世宗以中国本土汉语发音为基础编撰的《洪武正韵译训》中记录的汉字发音，右侧是崔世珍自己考证的16世纪中国北方人使用的汉语发音，并在每段汉语原文下面，给出韩国语译文，每段译文两行左右，这种记录汉字发音的方法成为朝鲜时期译学书籍的传统，对研究15、16世纪中国北方地区汉语发音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此外，崔世珍还编著了《四声通解》《老朴集览》等书籍。17世纪以后，慎以行、金敬俊、金指南等人还编写了《译语类解》2卷，这部书每个单词下面分别用韩文在左侧标注《洪武正韵译训》中记载的汉字发音，在右侧标注当时中国北方地区的汉语发音，在下面又标记了韩文的意思，成为韩国近代第一本中韩对译词典。

（四）韩国传统翻译的历史分期

在韩国，语言使用和发展的特殊性对韩国传统翻译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446年，世宗同当时集贤殿的学者们一同创制并颁布了韩国文字——训民正音（今天的韩文），训民正音的出现为朝鲜时期翻译的巨大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也造就了韩国传统翻译与众不同的特点和复杂性。

研究韩国翻译史始终不能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韩国的语言发展史。无论从人种学，还是从语言学来看，韩国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单一民族，从很早开始就拥有自己的语言——韩国语。但是因为没有可以标记自己语言的文字，只好长期借用汉字来标记。从文献记载来看，在三国时代、新罗、后三国、高丽时期，韩国历史上一直借用汉字，形成了独特的“吏文”，这一状况直到1446年世宗大王创制并颁布韩文后才有所改观。但韩文创制及颁布后，其地位并没有立即得到认可。1894年，高宗颁布敕令，“一切公文必须使用韩文撰写”，确立了韩文的主体地位，但汉字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依然是韩文和汉文混用。直到1948年，韩国政府宪法第6条规定，“一切公文必须用韩文撰写，如有必要情况，可以暂且同时使用汉字”，从此韩国正式专门使用韩文，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汉字的主导地位才真正开始发生动摇。因此可以说，汉字不仅是韩国语语言研究的核心，同时也是韩国翻译史研究的核心课题。①鉴于汉字在韩国翻译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笔者根据汉字在韩国翻译历史上扮演的不同角色，将韩国翻译史分为三个时期：（1）吏读翻译时期；（2）谚解翻译时期；（3）外译韩的新时期。

（五）中国典籍在韩国的翻译情况

在前文韩国翻译史时代分期中谈到，韩国翻译史始于吏札翻译，吏札翻译主要是将中国文献翻译成吏札的形式。吏札翻译大概从高丽时期一直持续到朝鲜王朝建国初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译作是1395年翻译完成的《大明律直解》。[7]

1446年韩文创制颁布后，翻译变得自由。在韩文颁布的初期，对汉文文献的翻译曾被作为国家大事。朝鲜王朝时期，儒教作为精神支柱，是治国之本。一些重要的儒教经典被陆续翻译成韩文，1585年，朝鲜王朝完成了对四书三经的翻译工作，并于1601年由校正厅修订发行，包括《大学谚解》《中庸谚解》《论语谚解》《孟子谚解》等。[8]

据文献记载，韩国最早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作品是朝鲜中宗三十八年（ 1543）刘向翻译的《烈女传》。[9]朝鲜时代所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大概有60余种，其中大部分是17—19世纪被翻译的。当时主导作品翻译的人员主要是失意的两班阶层或士大夫家族的妇女及译官。他们从事翻译的目的可分为四种：第一，教化为目的；第二，个人兴趣及收藏欲求；第三，以营利为目的；第四，为大众带来娱乐。朝鲜时代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从翻译的形态上可分为翻译、翻案（改作）、再创作三类；从翻译的完成度上看，有全文翻译和部分翻译；从翻译的形式上看，有完译和缩译；从翻译的技巧上看，有意译和直译。[10]

20世纪60年代，据郑炳昱整理出版的《乐善斋文库》记载，乐善斋所藏的图书中，朝鲜时代末期翻译有很多中国小说译本，但朝鲜王朝时期在韩国广为流传的《水浒传》《西游记》《西厢记》《三国演义》等却并没有被收录在内。

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时期的韩汉翻译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而受到压制。这一时期，20余种小说被陆续翻译到韩国，其中《三国演义》有全译本、缩译本、摘译本、改译本等20余种译本。1945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正式宣告成立以后，韩汉翻译又活跃起来。1946年，金光洙翻译了《鲁迅短篇小说集》《雷雨》，接着李明善又翻译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47年，尹永春翻译了《现代中国诗选》。先后共有90余种作品被翻译成韩文出版。其中20世纪50—70年代，由于译者对原文理解不足和营利性目的，译文中缩略、漏落、省略问题较为明显。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译文的重译和对日语译本的转译。[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李文烈、郑飞石等韩国著名的小说家加入到翻译行列。李文烈以本身特有的文章描写技巧成功翻译了《三国演义》，受到韩国各界的广泛好评。20世纪80年代，韩国各大学中文系大规模扩大，中国古典小说专家也大幅增加，形成了对中国小说研究的新风尚，学术性译本应运而生。1989年，汉城中央日报社组织翻译发行了《中国现代文学全集》，共翻译了36位作家、72位诗人及33位理论家的作品，规模之大可谓空前。

1992年中韩建交后，韩国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出版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有李光烈、延边大学翻译组、延边人民出版社翻译组等，很多中国朝鲜族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经修订编辑后在韩国出版。

进入21世纪，韩国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注重商业性，比起忠实原本的翻译，更多是以趣味为主的缩译本，而且涌现出大量的漫画本。这一现象显示了在繁忙的现代社会生活中，省略古典中深奥的意味，读者群只要把握内容和知识的读书趣向及读书态度。[12]

[1] 马建丽编著：《英汉笔译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2] 董晓波著：《翻译概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36。

[3] 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418。

[4] 实用汉语会话教材，记录高丽商人途遇中国商人的对话内容，包括旅途、买卖、医药、住宿、饮食、用餐等，上下2卷，共40个场景。

[5] 高级会话教材，共111个场景，包括中国的节日风俗、辽东地区的景色、娱乐、骑射、婚丧、宗教等。

[6] 偰长寿将中国的《小学》用汉语解释而编著的教材。

[7] 李德春著：《韩国历代汉韩翻译简述》，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4），74～75。

[8] 李德春著：《韩国历代汉韩翻译简述》，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4），76～77。

[9] 闵宽东著：《在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情况研究》，载于《明清小说研究》，2009（04），43。

[10] 闵宽东著：《在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情况研究》，载于《明清小说研究》，2009（04），43～58。

[11] 闵宽东著：《在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情况研究》，载于《明清小说研究》，2009（04），61。

[12] 闵宽东著：《在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情况研究》，载于《明清小说研究》，2009（0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