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

二、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

20世纪末世界文化发展的现实表明，只要人类文化实践还在向未来延伸，“科学”与“人文”的矛盾冲突仍将继续展开。

1.轰动知识界的“索卡尔事件”

1994年，纽约大学理论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后现代文化研究领域的主要刊物《社会文本》提交了一篇题为“跨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论文。随后，A·索卡尔在《大众语言》中披露了他的意图：“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为美国学术界中，某些范围内的人文科学的知识的严格性标准明显地下降的趋势而深感不安。但我只是一个物理学家：如果我不能够迎合这种冲动（jouissance）和分延（différance）⁽²¹⁾，也许反映出我的无能。因此，为了检验这种流行的智力标准，我决定尝试一个适度（虽然明显是无法控制的）的实验：一个文化研究方面唱主角的北美杂志是否会发表这样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在文字上带有明显的胡说八道，然而（a）它听上去很不错；（b）它迎合了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²²⁾“我的文章的最基本的愚弄之处不在于它那大量的错误，而在于其中心论题的可疑性以及引证来支持它的‘推理’。……断言（并没有论据）量子物理学与‘后现代认识论’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其次，通过含糊的‘非线性’、‘流量’和‘相互联通性’等花言巧语，把德里达与广义相对论、拉康和拓扑学、伊里伽莱和量子力学拼凑成一个大杂烩。最后，我一下子得出（再次毫无根据地）‘后现代科学’已经抛弃了客观实在性的观念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思维的逻辑结果；人们只能发现权威的引言、诙谐双关语、牵强附会的类比和毫无根据的大胆断言。”⁽²³⁾然而，《社会文本》的五位主编都没有发现这是一篇诈文，没有能力识别出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识捏造的“联系”，一致通过把它发表，引起知识界的一场轰动。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

A·索卡尔是在受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生物学家P·R·格罗斯与罗格斯大学数学家N·列维特的《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²⁴⁾一书的激励下写成这篇诈文的。《高级迷信》一书对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名义而出现的“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P·R·格罗斯和N·列维特把“科学元勘”看作是对在科学的社会学、历史和哲学的某些研究趋势，以及与这些研究相关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评运动的简称。其中，某些研究已经走向极端，如一种强纲领科学建构主义者的观点认为社会偏见及其之类的东西不仅对科学研究机构的系统或技术部门，而且对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实际上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²⁵⁾。他们把后现代科学观概括为那些从来没有从事过科学研究，现在却企图涉猎科学的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有五个组成部分：（a）社会建构主义；（b）女性主义批判科学的理论与实践；（c）激进的生态主义对科学与技术的强烈排斥立场；（d）“新时代科学”；（e）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观。这本书获得了其支持者（其中有许多科学家）的一致喝彩，认为它勇敢地暴露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皇帝的新装，但也受到了其反对者（几乎全是人文主义学者）的攻击，认为本书是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的不道德的恶意攻击，误解了他们的工作。在阅读了本书后，索卡尔为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而感到震惊和不安，于是决定撰写这篇诈文。

A·索卡尔的诈文是针对美国的文化研究和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提出的，同时，他还把文化研究与其近邻“科学元勘”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科学元勘常常涉及科学家的兴趣、背景以及对制度的依附，它们认为科学研究要比科学家所承认的更容易受到社会的污染，对真理和客观性的追求应该根据科学所依附的政治意识形态、部落文化以及性别等外部因素来确定。科学史上对科学进步的英雄般的赞美叙事，受到了科学元勘的怀疑。因此，他的诈文的目的是要把左派从相对主义思潮中解放出来，保卫科学、真理、客观性、逻辑与科学的方法，反对从社会学角度对科学进行歪曲。结果，这篇诈文一出现，就立即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由科学家、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

2.“科学大战”：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

“科学大战”（science war）这一术语是《社会文本》的主编安德鲁·罗斯首先使用的。他解释道：“科学大战是在神圣的文化大战中，深受其军团的成功所激励的保守分子所开辟的第二战场。为他们在公众眼中所失去的名望和来源于公众钱包的基金的减少而寻求解释，科学中的保守主义者已经加入到反对（新的）通常的怀疑者——左派分子、女性主义者和多元文化主义者——的运动中。”⁽²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一些“学术左派”（“Academic Left”）意识到“利用科学反对科学的矛盾现象，足够真实地说出了现代技术科学发展所具有的双刃剑性质：发展与毁灭性力量之间的联系，同它与创造性力量之间的联系一样多”⁽²⁷⁾。因此，才会有一些对“纯客观科学”心怀不满的人类学家、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多元文化论者和一些历史学家等等投入到这场“旨在夺取本由科学家行使的某些学术权威和学术权力的圣战游戏”⁽²⁸⁾。他们要么想通过经验科学实践提供一种精确的科学描述，要么希望唤起科学家的自我批判精神，更有甚者还想创造新的科学方法。因为他们认为：“西方技术科学是一种高度本地化的知识形式，因此未必在什么是好的科学思想上拥有世界性的垄断权。”⁽²⁹⁾

可见，科学大战是发生于20世纪末科学怀疑论的激进形式对现代科学得以立足的合理性、客观性、真理性的全盘否定而引发的一场现代思想家与科学卫士之间的大论战。它主要是围绕着如何理解科学、如何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进行的。

这场科学大战的深层诱因来自于当代科学的表述危机，即作为现代文明支柱的现代科学遭受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批判。前已述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领域的渗透，在知识界充满着对科学技术的价值持怀疑倾向的相对主义思潮，其特点是：对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认识论价值进行挑战，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把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对科学研究的合理性、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科学的本体论和科学的认识论基础进行了全面的颠覆，强调科学中的政治权力的规则，把科学领域视作一种权力——利益场所，强调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1994年美国生物学家P·R·格罗斯与数学家N·列维特发表了《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一书，率先打响了这场科学保卫战；接着1996年，著名的“索卡尔事件”拉开了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随后，科学卫士向后现代科学观发起了全面的批判：N·克瑞杰主编了《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化曝光》；A·索卡尔和J·布里克蒙特的《时髦的胡说：后现代知识界对科学的滥用》；P·R·格罗斯、N·列维特和马丁·刘易斯主编的《飞离科学与理性》；N·列维特的《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斯尼尔·莱维特主编的《识别错误：在政治方向上论战的第二波》⁽³⁰⁾；等等。

后现代思想家也不甘示弱，奋起反击。《社会文本》主编之一的A·罗斯主编了《科学大战》一书；法国著名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B·拉图尔（在科学战中，他受到了最猛烈的批评）发表了《潘多拉的希望——论科学研究的实在》一书作为反击；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A·皮克林编辑了《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论文集；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M·比尔基奥林将近年来出现的后现代科学反思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集成一本论文集：《科学元勘读者》；K·D·塞蒂纳发表了《认识的文化：科学是怎样创造知识的？》；芝加哥大学出版了P·K·费耶阿本德的遗作《丰富的结果：抽象的神话与存在的丰富性》；基思·M·艾锡曼和P·S·巴里格主编了《科学大战之后》；J·拉宾格和亨利·柯林斯主编了《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

这是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涉及面如此广泛的论战，它几乎涉及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吸引着全球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的介入，而且这场论战还进入到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3.“两种文化”的对立相当严峻

在论战中，双方争论得最热烈的重要问题是：科学究竟是不是最可靠的知识？它具有客观性还是只是一种“信念”或“叙事”？科学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在科学的产生过程中，社会、历史以及文化因素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等等。我们不妨从双方各挑选出一个代表人物，考察一下他们之间的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方的代表是科学理性的辩护者、科学元勘的激烈反对者、美国罗格斯大学数学家诺曼·列维特。他一直是科学大战中的领军人物之一，并且因为对科学文化地位的坚定捍卫，而获得了“科学卫士”的称号，并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启蒙运动的英雄，一个后-后现代的普罗米修斯”⁽³¹⁾。他曾是《高级迷信》一书的著者之一。后来，他又出版新著《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讨论当代美国社会中的科学与文化的冲突。

在希腊语中，普罗米修斯是“先知先觉者”的意思。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是诸神之一，宙斯派他到人间传授技艺，但不许把火传给人类。然而，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没有火非常不便，就偷偷把火种带给人间，为此激怒了宙斯。宙斯便把普罗米修斯锁在悬崖之上，让鹰每天都来啄食他的肝脏，使他经受永久的折磨。因此，普罗米修斯象征着追求光明、献身真理的无畏精神。在列维特看来，科学就是现代世界为人类带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在它为社会带来物质财富和文明进步的同时，却越来越受到周围文化的抵制和折磨。这使作者感到沮丧和不满，愤而起来为之抗争。

在这部著作里，诺曼·列维特从文化、健康、新闻、法律、种族、民主等14个方面分析了当代社会在面对科学所感到的不安和疑虑，尤其是重点批判了由后现代主义和科学元勘为代表的反科学思潮。他针对那种认为知识是“与境性”、“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指出：“有些种类的知识根本不是局域性的，也不只是与地方文化价值有关联的时候才是真的。科学的独特性在于确立普遍真理，或者至少是足够近似的真理。”⁽³²⁾他认为科学周围的文化对科学形成了一种极为复杂的态度，希望和担心并存，景仰和嫉妒同在，这带来多方面的后果。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者和科学元勘这一新的学术领域那里，发展成试图消解科学权威的努力。他说：“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现存的文化能够真正与科学融洽相处。”⁽³³⁾科学尽管是形成当代社会生活的首要力量，但在当代社会的母体中却很不自在。“政治、法律、高级和低级文化、金融、商业、宗教——实际上所有集体性存在的组织——都在科学巧谋的羊水海洋的包围和滋润下，没有它，它们未加思索过的基础假定就会坍塌成纯粹的幻想。但是这些亚文化中没有一个对科学世界观怀有深刻的理解或者同情。”⁽³⁴⁾

诺曼·列维特不仅批驳了文化对科学的误解和冷漠，还正面表达了对科学的认识。他说：“我坚定地坚持这样的观念，在一个巨大的限度内，科学是我们掌握这个世界——在其中，我们发现了我们自己——的最好途径。”⁽³⁵⁾他还特别注明这个科学，指的是“现实中的科学实践”。“科学是力量的重要——在我们的时代，可能是最重要的——基础，这个力量是重建世界的力量，是摆脱灭亡厄运的力量，是为人们带来财富和安适的力量，是尽可能摆脱无法逃避的命运的力量。”⁽³⁶⁾

另一方的代表是科学元勘的辩护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菲利普·基彻，他在“为科学元勘辩护”一文中指出，来自历史学、哲学或社会学的启示方向的思考以及由外行所进行的科学元勘可能会识别出主角没有注意到的问题。“科学元勘应该回答两组现象。其系统性的危险是强调其中一组的论题而轻视另一组的论题——虽然两者是不容置疑的。”⁽³⁷⁾他所说的两组现象分别是“实在论——理性主义群体”以及“社会——历史主义群体”，他认为这些命题都同样获得了科学的历史和当代实践很好的支持，因此，“对科学元勘的挑战应该公平地对待这两个群体”⁽³⁸⁾。但是，由于对第二群体即“社会——历史主义群体”的过分强调，引发了这场批评运动。因此，问题的根源在于“后现代科学元勘中的四个教条”，分别是“观察的理论负荷”、“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信念的多样性”以及“行动者范畴与历史的写作”等，这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失衡。在他看来，真正的挑战是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两组命题，“十分明显，实在论——理性主义与社会——历史主义两群体的问题总是相互渗透的，很难设想能把它们分开来进行回答”⁽³⁹⁾。他强调：“不管其不足如何，科学元勘绝不是‘沙滩上的房子’，它最好被视为在海岸线上艰难跋涉，但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群体。”⁽⁴⁰⁾某些科学元勘的贡献，可以为人们提供真正的价值。

后现代主义的从事对科学的研究的学者之间虽然歧见甚多，但有广泛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可以概括为：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任何一个方面，只能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塑造和理解；科学研究的产品（自然规律）必须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家之间的默契；科学知识不过是“众多故事”中的一种；对客观知识的追求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幻想；说一种社会中的科学比另一种社会中的科学更好，这并没有明确的意义，比起人类学家描述的各种各样的民族科学和萨满教来说，欧洲科学并没有什么客观上的优越性；谈论欧洲的科学进步，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含义，相反，近代史中几乎所有的消极或压制人的方面，如日益增加破坏性的战争、环境的灾难、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优生学、剥削、异化和帝国主义，无不以科学为其同谋犯⁽⁴¹⁾。

由此可见，这场论战把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新的焦点上推向了白热化。两种文化的对立依然相当严峻。斯蒂文·温伯格就指出：“科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的误解的鸿沟看来至少还像30多年前C·P·斯诺所担忧的那样宽。”⁽⁴²⁾列维特甚至断言：“科学与当代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深深刻画在历史、习惯和偏见之中，不会得到很快的解决。”⁽⁴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