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战”的反思

“科学大战”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社会生物学争论逐渐归于沉寂。这期间，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迅速兴起，从英国蔓延至整个西方学术界，在90年代甚至占据了欧美讲坛。SSK所提出的社会建构主义把科学知识看作社会建构的产物，加上与之相呼应的激进女性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把科学等同于权力，引发了持正统科学哲学观念的哲学家、科学家的强烈不满，在90年代引发了以“索卡尔诈文事件”为标志的、科学卫士与科学反方持续碰撞的“科学大战”（Science Wars）。在科学卫士们看来，科学反方均属于“反科学”思潮，不仅敌视自然科学，并且实际上对科学很无知。直至今天，科学卫士与科学反方的争论仍未完全平息。并且，“科学大战”逐渐从北美辐射开来，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科学大战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共同体内部，而表现为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论战，并且引发了学术界之外的媒体、NGO和公众的广泛参与。有趣的是，社会生物学争论的一些主角比如威尔逊、道金斯后来又参与到90年代“科学大战”之中，并且从被批判的对象变成了科学卫士。并且，科学卫士的干将Gross和Levitt也是生物学家。因此，舍格斯特尔把科学大战与社会生物学争论联系起来解读，甚至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由斯诺《两种文化》关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野的讨论。

在舍格斯特尔看来，科学大战实际上不是人文与科学的对立，也不是整个STS与科学家的对立，而是占少数的两个极端的对立。准确地说，是某些坚决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与强纲领SSK学派以及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矛盾。科学卫士并非所有科学家，而是很小一部分科学家。科学反方并非所有STS研究，而是其中持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在STS内部，SSK一经提出就遭遇了各种批评，近年来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虽然SSK的兴起完成了STS内部的一次范式转换，但它终究只是STS的一个流派，并不能囊括整个STS研究的立场。

在社会生物学争论中，被批评的是“坏科学”；而在科学大战中，被批评的是“反科学”。被称为坏科学家的是自然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成员，而被称为反科学家的则是某些人文社会科学家。舍格斯特尔认为，坏科学和反科学的认定均没有明确或客观的标准，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视角下，它们的内容是变化的，并没有某种一致的对自然科学进行攻击的思潮或运动，批评自然科学即被认定为反科学是不公正的。

舍格斯特尔认为，“科学大战很可能看起来是关于科学的文化内涵的冲突”^[46]。科学反方认为自然科学仅仅是一种文化或共识观念，而不应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优于其他的、理想主义的文化。科学大战的真正界限在于此，而不是某种政治的左右之分。科学大战双方持有不同的科学观，对于科学的客观性、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与民主的关系等理解不同。科学卫士认为，科学客观性是理性知识和有效实践的保障，能为具体的社会目标和人类福祉服务；科学反方把科学客观性看作社会压制和精英统治的工具。科学卫士认为科学促进民主，但科学本身是精英的专业实践，科学反方认为科学压制民主讨论，坚持科学要民主化。但是，舍格斯特尔认为，科学大战的双方均毫无疑问地认定自然科学的理性是有问题的，科学理性是在实际科学实践中确认和变化的。

舍格斯特尔指出，与社会生物学争论相比，科学大战爆发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科学大战爆发之际，西方校园流行后现代主义，对科学进行激进的文化分析流行，尤其以建构主义科学观为标志。虽然，“强”建构主义者遇到了挑战，但“弱”建构主义即断言科学被社会因素影响获得了大量拥趸。以后现代主义者和SSK社会建构论为主干的科学反方共同组成了所谓“文化左派”的主干。美国的科学卫士们对SSK对科学的批评非常重视。在科学卫士们看来，科学作为进步文化的优势地位正在受到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价值观如客观性、无私性和事实判准等支撑起美国文化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科学主义文化遭遇了马尔库塞等“新左派”的挑战。90年代，“文化左派”延续了对科学的攻击，甚至成为大众文化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反击在科学卫士们看来不可避免。因此，舍格斯特尔认为，科学大战可以看成围绕科学主义的文化霸权之争。

舍格斯特尔还认为，从某种角度上看，科学大战可以视为新老左派之间的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上，左派们主张学术自由，反对国家对科学的干预，强调科学无国界。显然，威尔逊秉持的是老一辈左派如默顿所坚持的学术自由的传统观念。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新左派”从社会不平等的角度攻击科学，将科学视为某种意识形态，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异化了科学，使之成为奴役无产阶级的工具。90年代，“文化左派”不再关心好科学坏科学、科学与意识形态以及真理问题，而是质疑政治与科学实践在一切现代体制下的共谋。从二战到90年代，左派的外延和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科学大战中科学卫士持有的是默顿时代的左派观点，文化左派则是最新左派的观点。从左派流变的角度看，社会生物学争论实际是老左派经新左派向文化左派变化中的一个转折点。

就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而言，前后左派均喜欢运用对科学文本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比如在社会生物学争论中舍格斯特尔所称的“道德阅读”。但是，新左派的Lewontin等人仅仅对他们认定的坏科学文本进行分析，揭露其政治意涵，而文化左派对所有科学的文本进行分析，认为权力属性是自然科学的本质属性。老左派认为，科学可以用来对抗社会权力的不当应用，因而要保持科学的独立性。新左派、文化左派则认为，科学本身就是社会权力。实际上，文化左派致力于颠覆现代社会的理性准则和启蒙理想，对科学的批判只是他们攻击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

舍格斯特尔指出，科学反方和科学卫士内部对待其敌对方的基本态度也并非一致。就科学反方而言，建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共同点在于均否认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权威，即对正统科学认识论的彻底解构，这一点与传统的STS研究如默顿学处理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进路是不同的。而后现代主义者与SSK的立场也并非完全一致，前者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而后者主要是认识论癖好。同样，科学卫士也并非一致，反对SSK的人不一定反对STS。很多反对科学反方的科学家指出，对科学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视角的研究是必要的。科学卫士们反对的不是全部的STS，而是其中的SSK，而并非所有的STS流派均对科学持有敌视的态度，而是其中的SSK。因此，舍格斯特尔主张，应该重新定位STS研究，STS研究应该与科学家合作，共同来处理科学和社会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度被SSK的流行所掩盖，之后又被科学大战所淹没。

舍格斯特尔认为，目前自然科学家与STS研究之间关系的恶化是暂时的，并非必然如此的。STS领域有许多其他理论传统如默顿－巴伯传统、知识社会学传统，它们被SSK所遮蔽，不为科学家们所熟知。因此，STS研究应该加强和科学家交流，“找回科学家”^[47]。SSK的支持者们对自然科学缺乏了解，并且认为没有必要和科学家进行对话。舍格斯特尔认为这是错误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科学——它能被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本人认为是正确的和有用的”^[48]。

因此，舍格斯特尔指出，科学大战对于STS研究意义重大，刺激着该领域的研究者自省。未来的STS研究应该求得科学家们的帮助，增加对常规科学研究的关注，提出对实际的科学实践活动有新价值的看法。显然，重建之后的STS对于科学家也是有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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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苏珊·哈克：《理性地捍卫科学：在科学主义与犬儒主义之间》，曾国屏、袁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 [美]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陈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 [美]苏珊·哈克主编：《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献》，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

14. 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5. [美]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 [美]舍格斯特尔编：《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黄颖、赵玉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注释】

[1]1996年，纽约大学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在另类思想家重要刊物《社会文本》上发表了一篇诈文《超越边界：迈向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学》，用大量物理学知识论证和支持另类思想。同时，他又在《大众语言》上发表谈话《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表示《超越边界》不过是模仿嘲弄后现代派的游戏文章，一派胡言居然能被《社会文本》接受（参见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9—254页）。

[2][美]苏珊·哈克：《理性地捍卫科学：在科学主义与犬儒主义之间》，曾国屏、袁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6页。

[3][美]奥利卡·舍格斯特尔编：《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黄颖、赵玉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4][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慧、孟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序言III。

[5]参见刘永谋：《行动中的密涅瓦——当代认知活动的权力之维》，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15页。

[6]Joseph Agassi, Ian Charles Jarvie (ed.), Rationality: The Critical View, Berlin: Springer, 1987, IX General Preface, p258.

[7]Ibid., IX General Preface, p259.

[8]Joseph Agassi. Science in Flux. Berlin: Springer, 1975, p25.

[9]Joseph Agassi, Ian Charles Jarvie (ed.), Rationality: The Critical View. IX General Preface，pp.260-261.

[10]Joseph Agassi. Science in Flux, p219.

[11]Joseph Agassi, Ian Charles Jarvie (ed.), Rationality: The Critical View. IX General Preface, pp.284-286.

[12]Joseph Agassi. Science and Culture. 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foreword, p.ⅩⅢ-ⅩⅣ.

[13]Joseph Agassi. Science and Culture, pp.126-127.

[14]Joseph Agassi, Abraham Meidan. Philosophy from a Skept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X.

[15]Joseph Agassi. Science and Its History: A Reassessment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Dordrecht: Springer, 2008, p281.

[16]Joseph Agassi. Science in Flux, pp.9-11.

[17]Joseph Agassi. Science and Its History: A Reassessment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p31.

[18]Joseph Agassi. Science in Flux, p270.

[19]Joseph Agassi. Science and Its History: A Reassessment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forword, p. XIII.

[20]Joseph Agassi. Science and Culture, abstract, p.ⅶ.

[21]Ibid., p.ⅶ.

[22]Ibid., pp.360-361.

[23]Joseph Agassi. Science and Culture, p389.

[24]Ibid., p402.

[25][英]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陈波、张力锋、刘叶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

[26][美]苏珊·哈克：《理性地捍卫科学：在科学主义与犬儒主义之间》，第7-8页。

[27][美]苏珊·哈克主编，陈波、尚新建副主编：《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献》，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696页。

[28][英]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第178页。

[29][美]苏珊·哈克：《理性地捍卫科学：在科学主义与犬儒主义之间》，第146页。

[30]同上，第129页。

[31][美]苏珊·哈克：《理性地捍卫科学：在科学主义与犬儒主义之间》，第87页。

[32][美]苏珊·哈克：《理性地捍卫科学：在科学主义与犬儒主义之间》，第85页。

[33]Joseph Rouse. Engaging Science: How to Understand Its Practices Philosophicall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4-135.

[34][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第129―130页。

[35]Joseph Rouse. Knowledge and Power: Towards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p. xiii.

[36][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37][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第2页。

[38]同上，第225页。

[39]参见吴彤：《科学实践哲学发展述评》，载《哲学动态》，2005年第5期，第41-42页。

[40]参见Hilary Kornblith. Book Reviews, Joseph Rouse: How Scientifi c Practices Matter: Reclaiming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Isis, Vol.94, pp.791-792；Rebecca Kukla. Book Reviws, Joseph Rouse′s How Scientifi c Practices Matter,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71, 2004, pp. 216-237；Alexander Bird. Can Scientific Practices Put Norms Back into Nature? Metascience 13, 2004, pp.106-108.

[41]参见Andrew Pickering (ed.),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42]关于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有两种常见的简称，即STS和S&TS，本文采用前者。此外，国内关于STS的翻译亦存在不同的见解，有的翻译为“科学技术学”（曾国屏、张明国）、“科学技术元堪”（刘华杰）、“科学与技术的人文社会学研究”（成素梅）等，本文采用《超越科学大战》中文译本的译法，即“科学和技术的社会与文化研究”。

[43][美]奥利卡·舍格斯特尔编：《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第31页，注释1。

[44]Ullica Segerstråle. Defenders of the Truth: the Sociobiology Deb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1.

[45]Ibid., p2.

[46][美]奥利卡·舍格斯特尔编：《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第114页。

[47][美]奥利卡·舍格斯特尔编：《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第30页。

[48]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