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旅游观

儒家的旅游观主要有“父母在，不远游”，“比德说”和“怀古”情结，下面分别阐述这3个观点。

（一）“父母在，不远游”

中华文明是一种农耕文明，人民和土地的结合，使人们附着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安土重迁。中华文化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本位的文化。中国先民很早就从事定居农业，世世代代，聚族而居，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并没有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而瓦解，而是基本上被保存下来。浓厚的血缘关系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特点，因此尊祖敬宗、崇尚孝道，一直是中国人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中华文化的这两个特点，表现在旅游方面就是不喜远游而崇尚近游。中国民间有些俗语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如“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看景不如听景”等。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孔子。他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为什么“父母在，不远游”呢？孔子对曾参解释道：“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儒家的孝道思想认为，一个人的身体发肤都受之于父母，不敢有丝毫毁伤。儒家不主张远游而提倡近游，就是因为羁旅在外，危险多多，若遭遇非常，导致伤残或死亡，不仅会使父母伤心，更重要的是不能对父母奉行孝道，而有悖于儒家伦理。另一方面，不喜远游而崇尚近游的思想，也与我国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劳动力宝贵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吻合。在中国古代，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有田二十多亩，在铁器加牛耕的生产力基础上，必须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才能维持个体小农经济，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含辛茹苦，没有时间离家远游。

儒家不主张远游的思想在中国文化里有非常突出的反应。当屈原“悲时俗之迫厄”“轻举而远游”时，他的内心是很沉痛的，“意荒忽而流兮，心愁凄而增悲”；“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楚辞·远游》）。孟郊的一首《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牵动了多少游子心！羁旅在外，远游他乡的人思乡之情格外深切：孟浩然的“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李白的“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高适的“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黄庭坚的“五更归梦二百里，一日思亲十二时”，等等，都反映了中国人的故乡情结和羁旅在外的无奈心情。

但是孔子的这一主张并不是绝对地反对远游，他只是说父母在时不远游，但父母不在了则不在限制之列。其次，孔子还提出了“游必有方”，即出门之前必须制订好游览计划，把游览路线、时间、何时归来这类情况告诉父母，使父母心中有数；做到了这些，孔子认为远游也是可以的。孔子把远游视为扩大阅历，结交名流，增进学问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在提倡孝道的同时，还提倡忠。在儒家思想里，“忠”是一个与“孝”相对应的概念。孝适用于家族内部，是子女对父母的基本准则；忠是孝的延伸和扩大，是对尊长、君主、国家、社稷应有的准则。忠比孝更为重要，当孝与忠发生矛盾时，必须以孝服从于忠。所以儒家认为，“志在四方”是男子汉应有的抱负与基本的形象特征。因此，在儒家学说中，为父母做牺牲和为国家做牺牲，都属于仁人志士。明乎此，我们就容易理解在中国旅游史上为什么远游理论较近游理论同样发达，探险旅游同怡情旅游一样受人们的重视。在中国的历史上，以旅游闻名的首推者为徐霞客。既未受国家派遣，亦非为宣传宗教，他的探险精神纯粹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以认识大自然为动力。故潘耒在《徐霞客游记》的序中予以高度评价：“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徐霞客以身许山水、34年如一日，足迹踏遍当时16个省，铺写了一条探奇历险、临危自乐、旷览纵横、结撰至思、寓科学研究于旅游的道路。他所著的《徐霞客游记》，不仅在中国旅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而且在西方地理学界也高度评价了这部巨著。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翰博士曾说：“他的游记读来不像17世纪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探家所写的考察记录。”由此可见，徐霞客的旅游，不仅远离书斋，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儒家的旅游观在这里无疑已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比德说”

“比德说”就是以山水的特征或自然规律来比拟人的品德。儒家认为，大自然中美的景物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所欣赏，是因为它们能引起人们对美德的联想。《诗经》中就赞美人的生命“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离骚》中也常常以香草、美人来比喻人的美德。比较自觉地提出以道德作为欣赏山水的审美标准的则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子张问孔子：“仁者何乐于山？”孔子回答道：“夫山者岿然高。”“夫山、草木植焉，鸟兽蕃焉，财用出焉，直而无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无私，兴吐风云，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后之泽，万物以成，百姓咸飨。此仁者之所以乐乎山也。”（《孔丛子·论书》）孔子认为山岳具有仁的品格：山岳是草木生长、鸟兽繁衍之地，人类的一切财用皆取之于山；山岳吞吐风云，沟通天地，雨露滋润万物，哺育人类，因此山是正直无私的。由于仁人与山岳的这一品格相通，所以仁者热爱山岳。孔子还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与而无私，似德……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绰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以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智者之所以乐水也。”这一段话出自西汉刘向《说苑·杂言》，很可能是刘向的假托，非孔子所实言，但这确实是儒家对于山水的审美观。汉代儒家的宇宙观认为，天（自然）同时具有自然、神和道德的品格，而道德的品格则是天的主要属性。

理学是宋代建构的新儒学，是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宋代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也主张“比德”的审美观。他在《爱莲说》中说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子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通过对莲花的赞美，表达了他坚持操守的君子品格。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也把旅游看作格物致知、明性见理的一种实践。他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而“存天理，去人欲”最好的去向，就是躲开名利场，回归大自然：“我来偶兹适，中怀谈无营。归路绿泱漭，因之想岩耕。”（《宋金元明诗评选》）

受这一审美观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将自然物的品格加以提炼、升华，使其成为某种道德观念的代表，如松树象征坚贞不屈，翠竹象征高洁谦恭，荷花象征洁身自好，菊花象征谦谦君子；称赞松、竹、梅为“岁寒三友”，梅、竹、兰、菊为“四君子”，兰、菊、水仙、菖蒲为“花中四雅”，等等，都是这种“比德”审美观的具体体现。

（三）“怀古”情结

儒家的文化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崇尚五帝三王的时代，厚古薄今，具有浓厚的怀古情结。《礼记·礼运》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3个阶段：古代的大同世、中古的小康世以及现实的乱世。孔子最崇尚五帝三王，坚持“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原则，花费一生的精力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孔子的这一文化观念也可谓儒家重要的文化观念。由于大一统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儒家的这一文化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旅游文化。国人在旅游中特别喜爱凭吊古迹，怀思古之幽情，而且留下了大量的文辞诗赋。在这种尚古文化意识的影响下，我国历代都比较重视修志，保存真实的史料，保存古迹。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旅游文化就是在这种“信而好古”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不仅在旅游活动中，人们最重视探访古迹，发思古之幽情，而且在旅游资源开发方面，也非常重视对文化遗迹的修建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