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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时间:2022-10-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邓小平认为,现在,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发展问题则越来越突出。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邓小平理论,又孕育于毛泽东思想之中。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首次严重挫折。

3 如何理解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要点分析

(一)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1.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而搞清楚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这一科学概括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和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这个科学判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思想准备。

3.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该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点。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把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找到了一种新的实现形式,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

此外,邓小平理论体系中还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军队和国防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祖国完全统一、党的建设等理论。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二)邓小平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1.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邓小平认为,现在,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发展问题则越来越突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谋求更快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尽快发展起来。这就要求有一种能够指引我们更快更好地发展,不断走向胜利的理论。

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创造出许多新经验和新事物,就是产生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基础与源泉。可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就不可能形成邓小平理论。

3.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它使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加深了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付出了很大代价换来的,对于形成正确的理论是十分珍贵的。

4.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多次申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充分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2]邓小平理论,又孕育于毛泽东思想之中。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成了它的一般理论基础,那么,毛泽东思想则构成它的特殊理论基础。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这深刻地说明,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案例呈现

邓小平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

1931年夏,邓小平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是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坚定实践者,为此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迫害。他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决主张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结果被当时党内的“左”倾领导者撤职,被打成所谓的“邓、毛、谢、古反党集团”。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首次严重挫折。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严重挫折。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在当地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在江西的三年,他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并结合中国实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思考。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1973年,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并恢复其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再次从严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召集军队干部会、省市委书记会、农业会议、科学院会议,系统地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整顿的实质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矛头直指“四人帮”。由此,邓小平再次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再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已经赢得了党心、民心、军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举国哀悼。同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举国欢腾。悲喜之际,全国人民都关注着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1976年被错误撤销的一切领导职务。邓小平第三次从严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

案例点评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他传奇式的“三落三起”特殊经历,不仅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邃而独到的理解,而且铸就了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当他受到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贞,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信心,并总是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作为。这使他能够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起来担当重任。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落,更引起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从而使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定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红色链接

邓小平(1904—1997)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5岁入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

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同张云逸等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

194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2年7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任总书记的10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他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由于“四人帮”的诬陷,1976年4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2年,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在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以这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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