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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报道产生的必然性

时间:2022-04-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二、中国对外报道产生的必然性以上是对对外报道实践产生的时间所进行的事实与语境考源。下面我们试图对中国对外报道产生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即是何种动力机制促使中国对外报道成为一种有组织、成建制的常规新闻活动,展开探讨。

二、中国对外报道产生的必然性

以上是对对外报道实践产生的时间所进行的事实与语境考源。下面我们试图对中国对外报道产生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即是何种动力机制促使中国对外报道成为一种有组织、成建制的常规新闻活动,展开探讨。

首先,我们先来看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记录的欧美名记者对于我国20世纪20年代初报纸现状之评论,“佥谓‘政治新闻多,而社会新闻少;外来之新闻多,而自行采集之新闻少”,于是当时各报新闻“十分之七八类同”。造成这种“千人一面”的同质化局面的原因在于,各报过分依赖于通讯社供稿:“‘若各通信社同日停止送稿,则各报虽不交白卷,至少必须缩成一版。’此非近于滑稽之言。”而由“通信社所送,大率电报多出自外人通信社”[6]。如,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发动独立领导的武装起义,即彪炳史册的南昌起义。对于这一重大消息,京津地区各大报纸均采用日本的“东方社电”,只有《大公报》用“本报上海专电”进行独立报道。而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采用其新闻电讯费用存在严重的价格歧视:中国与欧美两洲之新闻电费,较欧美两洲相互间,高过二倍有半。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外信息流动不对称,中国存在严重的新闻信息入境逆差;另一方面说明需要加强自主原创新闻的采写,尤其是加强对外新闻报道,以平衡国际信息流动中的赤字。西方列强统制世界信息秩序的不对称格局,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经妨碍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准确了解。1927年8月下旬,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展开国际新闻专家会议,正在欧洲游历考察的戈公振以《时报》主笔身份应邀参加。他以旅欧的亲身经历严正指出,“观察各国对于今日中国之国民运动,殊多误会”,因为外国新闻机构“从中国发出之消息,大半不确实”,甚至“发出不负责任侵害中国利益之消息”。他进而表达了国际新闻界摒除成见、增进世界了解中国的愿望。[7]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五年零九个月,抗日救亡成为全国新闻事业宣传报道的中心,保家卫国成为对内对外报道的共同主题。“九一八”事变后,《申报》率先积极报道事变真相。该报动员全部力量,通过北平、哈尔滨、东京和平壤等地的访员采访,并收集各国通讯社的电讯,向全世界对事变作了迅速而详细的报道。9月20日,该报第一天报道的电讯就多达85条,以“日军大举侵略东省,蔑弃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为头条特大标题,鲜明地表达了该报的政治倾向。1932年3月,戈公振以记者身份随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采访上海闸北战区,并冒着生命危险探访“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北大营,写出报道《到东北调查后》,热情赞扬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上述两方面情形及其导致的中国负面形象,一方面促成中国新闻界开展独立的新闻采写活动,另一方面说明对外报道——向外输出来自中国的信息,对于提升新闻界地位、改善信息不对称以及增进其他国家对真实中国的了解具有双重意义。

其次,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最初承载中国新闻事业的媒体,从林则徐主持的译报《澳门新闻纸》到1874年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再到维新变法运动掀起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中出版的报刊,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newspaper(新闻纸)——主要用于传播实用信息,而是opinion paper(观点纸)——都是为启蒙、维新、革命等现实政治使命服务的。与中国新闻事业的这一大传统相关,浸染着国别意识形态的中国对外报道实践的初衷不是单纯“去塞求通”(梁启超《论报馆之有益于国事》)打破信息鸿沟这么简单,而是向世界传达中国各派别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消息,甚至通过对外报道(传播)谋求外国政治势力的支持与帮扶。

为了向国际社会传达来自中国的声音,国人开始自办通讯社。1928年8月1日,一家具有国民党党派背景的通讯社——燕京通信社在北平成立。该通信社在《京报》上刊登启事,阐述其创办的宗旨:“中国新闻消息,多操之帝国主义者之通信机关,离间挑拨扰乱听闻,非打破此种恶势力不可。”共产党方面,早在1920年7月1日,中俄通讯社正式对外发稿,它是由维金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来华工作组创办的,是共产主义组织最早的通讯社。中俄通讯社一方面编译共产国际和俄国的新闻,另一方面从中国报刊选取消息,翻译成俄文用电报发往莫斯科,在苏俄报刊上发表。[8]该通讯社一直开办到1925年8月。1932年3月20日,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简称“左翼记联”或“记联”)在上海法租界内创办国际新闻社,主要报道中国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从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1936年9月10日副刊《新闻学周刊》上发表的穆频《上海之主要通讯社》一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新闻重镇上海的通讯社概况。当时,上海共有大小通讯社32家,主要的24家。在列举的24家通讯社中,1925年7月18日成立的申时通讯社(张竹平主办),时间最早。

1929年4月16日,美商创办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在上海出版,由美国报纸公司发行。该报以旅居上海的美侨为主要读者对象。1930年8月13日,该报并入英文《文汇报》后,英文报名改为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在创刊号《向读者致敬》中宣布其办报宗旨是:“以迅捷敏快之方法,谋求中外消息之沟通。”[9]1929年12月,新加坡华侨英义全筹资创办的《华报》在北平创刊,日出2小张,主要报道国内外信息,介绍华侨生活。为向国际社会宣传真实披露中华民族运动之真精神,纠正对华刻板印象,该报每日另附英文报1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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