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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动力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时间:2022-10-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党内民主动力来自于内部与外部生态要素之间的互动。只有避免党内生态系统的政治能量逆向、单一传递,才能不使政治能量的传输拥堵泛滥,或伤及生态系统的基础,避免出现政治生态系统的失衡与危机。“党内民主的主体,从根本意义上讲是党员,而不是党的干部。”从内部因素看,中国共产党历经战争年代与计划经济时期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曾经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

困境与路径:党内民主动力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曹峰旗[1]

【摘 要】党内民主动力来自于内部与外部生态要素之间的互动。利益是党内民主的动力原点,权利与权力的互动是生成机制,人民民主诉求则是外在的生态动力;党内民主动力在实践中遭遇党员主体地位虚化、历史传统压抑、现实利益掣肘与生态结构缺陷的困境;强劲的党内民主动力只能来自于良好的政治生态,从开放性看应消除组织权力与党员权利互动的封闭性,从平衡性看应大力增强党内生态的修复功能,从多样性看应以竞争性选举激发党内民主的活力。

【关键词】党内民主 动力 政治生态学

本文借助政治生态学方法,旨在从开放性、平衡性与多样性的维度讨论党内民主动力问题,以加深对党内民主的认识。

一、党内民主动力的生成与运行

(一)利益是党内民主生态的动力原点

就像基因决定了生物体必须首先满足自身的需要否则就不能存续与发展一样,政治生态系统生命力则植根于利益的满足,没有任何利益追求的政治生态系统是不存在的。政党从本质上说是利益的组织,有着明显的工具性价值,利益决定着政党产生的原因与生存。尽管党的奋斗目标是为全人类谋利益,但是这种价值目标的超越性并不能使现实中的个体党员摆脱其作为自然人社会人的属性,共同目标之下还会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党员个体具体的利益,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与文化的利益。“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某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2]

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均衡的机制,因此正是党内利益关系形成与博弈,才真正成为党内民主内在的原初动因,推动着党内生态的演进与升级,使党内政治生态走向民主状态。这是因为,民主作为利益博弈的一种方式,是利益主体的一种理性选择,只有在民主的政治生态下,大多数党员主体性才能得到保障,利益与尊严才能得以实现,而且利益主体不断增强的自主性,使对民主渴望成为一种可能与必然。一个政治生态系统中,如果没有各种利益的驱动,就不会有民主的冲动。一旦政治生态系统内部利益被压制而趋向单一化,民主作为一种利益表达形式就会流于形式,被抽去实质,导致政治生态高度一致,为专制大开方便之门,使政治生态系统的内在动力衰减,造成生态功能的退化。

(二)权利与权力的互动是党内民主动力的生成机制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是现代政治的主题,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力。在党内,党员拥有党章赋予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各项基本权利,正是这些规定的权利为党员的利益实现提供了可能,确立了党员在党内应然的主体地位,对党员权利的确认使党员个体能够与所在的组织互动,积极参与党的活动,为党内政治生态增加活力,“在党员权利无法得到根本保障的条件下,党内民主无论如何是发展不起来的”[3]党组织权力虽然在逻辑上是从党员权利派生出来的,党员权利对组织权力来说具有根本性意义,党组织权力服从并服务于权利,但是党员权利的实现离不开党组织权力的因素,这不仅是因为,党员权利的分配与确定需要党组织权力,同时党员权利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于组织权力的作用。这样,通过权力与权利关系,政党内部的各个要素联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政治生命体,党员权利与组织权力的互动关系,成为党内政治生态的能量的传输形式,权利要求是能量输入的源头,而权力则成为一种反馈性的能量输出,形成党内政治生态的动态平衡。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态中,作为一种能动的支配力量,组织权力一旦形成就有着自身的独立性,背离与权利的一致性,不可避免出现变异的现象。只有避免党内生态系统的政治能量逆向、单一传递,才能不使政治能量的传输拥堵泛滥,或伤及生态系统的基础,避免出现政治生态系统的失衡与危机。

(三)人民民主诉求是党内民主外在的生态动力

从社会层面看,民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种普遍的观念。民主虽然做不到最好,但能防止最坏,它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并不妨碍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民主法则越来越成为人们解决和舒缓这个时代各种矛盾的合理而有效的手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主成为人们权利一种现实的保障,因此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观念。同时,网络时代传播途径的快捷与发达国家民主生活的传播,无疑也大大提升了民众对于民主的期望值。社会环境的民主要求无时无刻不在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向政党生态系统传递自己的要求,而对政党系统来说,社会是政党生态系统所需政治能量的外在之源、活动的条件与依据,面对社会民主的愿望,必须做出调适,输出回应,满足社会,才能提升自身与环境的协同进化能力,保持自身的生命力。

从国家层面看,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其民主的本质,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人民民主的主要制度表现,广大人民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植根于广大人民之中,人民对党有监督权,党的活动应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国家政治层面的民主特征必然要求执政党执政方式的民主取向,只有党内民主才能做到与国家政权民主性的融合。此外,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民主建设日益加强,各级政府民主选举正在实践层面扩大,这不但为党内民主提供了现实基础,也对党内民主形成一种倒逼的压力,推动着党内生态的优化与升级。

二、党内民主动力的阻隔与困境

(一)党员主体地位虚化使党内民主内驱乏力

“党内民主的主体,从根本意义上讲是党员,而不是党的干部。”[4]然而现状是,党员主体地位面临着客体化的困境。从个体看,党员主体意识的缺失与政治参与能力的低下不是个别现象,各项权利虚置状态也比较普遍,健全的现代政治人格远没有形成,在实践中,普通党员还在很大程度上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即党员往往是以被领导、被管理、被教育、被监督、被支配的角色出现在党内生活及党的建设中,权利与义务严重不对称。从组织看,一些领导者在观念上存在着一种漠视党员主体性的倾向,现实中管理与决策神秘化、狭隘化的家长制作风还远没有扭转,“一把手”集权的现象普遍,党员主体地位客体化的直接后果是,降低党员对党内民主的期望,导致党内民主内驱力被消解。

(二)历史传统压抑党内民主动力的生成

从环境因素看,传统政治文化中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薄弱,国家意识、服从意识强烈,有着较强的渗透力,在现实中弱化党员与干部的政治人格,导致普通党员臣民意识、政治冷漠的弥漫与干部的权力本位、个人迷信思想的根深蒂固,在很大程度上也越来越成为社会为党内输送营养的无形阻力。从内部因素看,中国共产党历经战争年代与计划经济时期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曾经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由于历史的积淀与惯性,这种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转瞬即逝。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往往重组织而轻个体、重集中而轻民主,把民主集中制替换为集中制,把任命制混同于民主集中制,导致党内权利与义务的失衡,一些党员认识不到自己是党的主人,习惯于上级党组织委派干部来管理自己,使党员和党员代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缺乏应有的民主训练,缺乏足够的民主氛围,造成党内民主土壤的贫瘠。

(三)现实利益的掣肘消弭着党内民主的动力

党内民主发展过程在实质上也是一次利益重新整合的过程,势必会打破党内既有政治生态的平衡,触及相关利益主体,尤其必然触及作为强势阶层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党内利益博弈产生的张力直接影响着党内民主生态。既得利益者通常作为权力的亲缘群体,不但有着近水楼台的利益,还有着较大的政治能量,居于强势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改革的话语权,往往成为现在党内生态结构维护者,以权力排挤权利,对现实政治结构起着固化作用,往往成为阻滞整个党内政治生态优化与升级的力量。

民主意味着权力与权利的此消彼长,意味着一些个人或组织权力的削弱。因此,既得利益主体缺乏推进民主的热情与主动性,并找出各种借口对党内民主进行拖延。现在党内出现一些现象的背后都可以看到既得利益对党内民主的阻挠,比如,一些组织和个人关于党内民主对效率影响的强调,渲染党内民主建设的成本,过分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对组织稳定性的风险,刻意重视党内民主对普通党员民主素质的要求,把体制改革降格或混淆为机制转变,有的甚至把推行党内民主说成削弱党的领导,等等。

(四)政治生态结构缺陷消解了党内民主动力的传输

从纵向看,这种结构使权力的授予与运行呈现由上至下逆向输入的状态,一切权力来自上级,导致权利与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倒置,权力成为党内政治生态的决定性力量,以任命制为主要形式的权力这种单向度的结构使党内政治生态易集中而不易民主,党内选举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竞争性选举没有完全起步,还不能消除非制度因素的干扰,造成权力垄断资源,由下至上权力能量的传递阻断,还导致整个生态系统本身缺乏调适性,党内权力结构固化的倾向使民主土壤板结与退化。

与党内权力纵向分配强势相比,横向权力的分配明显弱势,权力只有上下的传导,而没有权力的横向约束,缺乏分权、参与和制约机制。理论上书记和委员只是分工与责任不同,是平等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但现实中,书记和委员往往形成一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更多地让位于书记的意见倾向。同一层的权力制衡虚置,基层组织没有监督机构,党委一级组织虽设有纪律检查委员会,但按照党章规定,纪检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展开工作,而下属组织是不可能监督能决定自己命运的上级的,这样导致监督力量的虚化,抑制党内民主活力释放。此外,在政党非竞争的生态下,执政党缺少有效的外部制约力量,不但缺少如西方政党体系中的反对党、在野党竞争力量,同时也缺少政党体系之外的议会、司法的监督力量,在这种政治生态下,党内权力缺少来自于外部的竞争与监督,忧患意识淡漠,党内民主发展不但缺乏体制上的外在直接压力,客观上也导致党内缺少内部组织整合的原生性民主动力。

三、党内民主动力的培育与释放

(一)从开放角度看,应消除组织权力与党员权利互动的封闭性

一是积极寻找破解“党员授予”与“党管干部”悖论的方法。权力授予是党内民主的起点环节,党员是党内权力毫无疑义的所有者,是党内权力授予主体,如果党员权力授予权被架空或虚化,党内民主就是一句空话。但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党员的权力授予直接遭遇“党管干部”的困境,党管干部的原则作为执政党行使领导权的应有之义,有着其毫无疑问的必然性,然而问题在于,党管干部原则其适用性往往宽泛化的同时又被狭隘化。一方面,党管干部的原则边界模糊,给人以党管一切的印象,究竟是应该适用于党以外的干部,还是党内外所有的干部?究竟是适用于培养、使用、监管、任免其中一些环节,还是所有环节?另一方面,又对党管干部原则做狭隘化的理解,把党管干部简单地等同于任命制或上级组织说了算,完全挤压普通党员的权利空间。如何全面而科学地理解“党管干部”的原则,如何把党管干部的原则与党员权力授予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打破权力所有权与授予权之间的分离与封闭,才能为党内民主注入真正的源头活水。

二是积极探索从保密走向公开的路径。公开从来就是民主的实现条件,如果说授权是党内民主的逻辑起点,那么权力运行的公开则是党内民主的实践起点。对于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来说,透明公开的政治信息与能量传递也是系统本身的要求,非透明的政治生态,往往会造成政治能量或信息不对称传输,形成传输暗流,一方面,导致信息或能量的失真与误导,使系统要素出现偏差的反馈,另一方面,会使能量与信息分布不均匀,泛滥与贫瘠并存,使生态功能受挫,更为重要的是,非透明的政治生态往往使潜规则盛行,而显规则难以确立。

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但党内活动不透明的传统并没有彻底消除,一方面,党内活动信息偏重保密,透明程度不高,另一方面,党内信息公开的方式也较为单一,普通党员很难通过正当的渠道及时得到党内的完整信息,特别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做到信息公开,建立和实行依党内成员申请而公开信息的机制,消除党内信息被人为贴上各种密级标签,消除目前在党内信息公开方面的惰性、封闭、闲置状态,还党员以完整的知情权,是党内政治生态的一场变革,也是释放党内民主动力不可缺少的一环。

(二)从平衡角度看,应大力增强党内生态的修复功能

在一个政党内,如果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互动断裂或受到外力影响,党内生态就会失去既有平衡,并发生连锁性后果,出现两种可能:一是通过自我修复并建立新的或更高级的平衡;二是超出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导致党内生态失衡的加剧甚至该生态系统的终结。然而,自我修复的机制只有在民主的状态下才能存在,这是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权衡权力与权利,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赋予权力以权利的合法性,只有在民主的状态下权力才能真正地反映权利的要求,也只有在民主的情况下,权利才能真正地约束权力。因此,政治生态修复能力的大小在本质上标志着一个政治生态系统民主水平的高低。

一是认真落实党员的党内监督权。党内监督担负着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纠错与修复功能,然而并不是所有党内的监督都具有这种功能,这是因为,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权,本身不但存在着异化的可能,而且会导致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和加剧生态的失衡,与此相比,自下而上的权力监督不但是党员主体地位的必然逻辑,有着民主的价值性,而且更能体现其合法性、普遍性与彻底性,只有党内权力行为置于党员监督和制约之下,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权力异化与滥用,增强系统的免疫力,修正权力失范对政治生态的破坏。

二是赋予党员罢免权的真实内涵。如果说党员监督权有着纠错与修复的生态功能,那么党员的罢免权则有着净化的生态功能。列宁曾认为实行罢免制是最直接彻底和马上见效的民主原则,掌握罢免权比起掌握选举权更能反映民主的本质特征。[5]现行党的《章程》与《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虽然也有相关罢免的论述,但都显得过于笼统,并且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撑,在现实中,一般处于空置状态。如何从制度安排上进一步细化有关党员的罢免权,是剔除政治生态病变成分的需要,也是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

(三)从多样性的角度看,应该以竞争性选举激发党内民主的活力

一是扩大党内竞争性选举的范围,保证党内选举的真实性。真实的选举具有竞争性,而只有竞争性才能保证选举的真实,选举被视为权利与权力转化最为真实与有效的手段,没有竞争性的选举不可能保证利益的自由表达与权利的选择。在党内,竞争性选举也越来越成为保证党员权利最直观与最具操作性的途径。在提名环节上打破竞争选举局限于非关键职位的惯常、扩大差额选举比例、完善过程的竞争方式,以及使罢免程序更具操作等,尤其增加直接选举,都可以从实质上改变党内权力的逆向输入,真正地激活和释放党内民主动力。

二是上下联动,寻找党内民主的切入口。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其生态结构有着复杂的层次性,不同层次有着不同的结构与环境,有着不同的重心,也有着不同的阻力,要使党内民主的动力转化为党内民主的愿景,就必须寻找可行的推进路线与突破口。因此可以从上下两端推进党内民主的合拢。一方面,推行由上而下的选举。党在历史上形成的由上至下的权威性,在体制内阻力逐渐增大的背景下,不但使民主动力的传递减少阻力,而且还可以对中层与基层党内民主起到垂范作用,呼应整个社会对人民民主的诉求,增强民众的认同,减少党内民主的成本,有利于化解既得利益的掣肘。另一方面,由下至上推进党内选举的完善。我国村民自治与社区自治的民主推荐、公推直选、竞争、票决等方法正在逐步推开,已经积累了多年的实践经验,这无疑为党内基层民主提供着参照,也使人们对党内基层民主有着强烈的期待与热情,对基层党内竞争性选举不仅有着高度认同,而且均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为党内基层民主创造了一个外在环境基础,党内逐步开展竞争性选举的时机也正在成熟,因此,基层党内民主最有可能成为推进整个党内民主的生长点与突破口。

当然,对党内民主动力的探讨不止以上这三个角度,还应有其他的视角。党内民主已经不是一种选择性的可能,而是一种现实性的必然。我们只有不断凝聚民主共识、培养良性的政治生态,才能为党内民主蓄养不竭的动力。

【注释】

[1]曹峰旗,男,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6页。

[3]林尚立:《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4]林尚立:《党内民主: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与实践》,《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6期。

[5]《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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