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实践论哲学看中国古代美学

从生存—实践论哲学看中国古代美学

徐碧辉

一、美学的困境

众所周知，作为学科形态的美学是从西方传入的。换言之，美学这门学科生长于西方的知识论传统之中，在它建立的时候，它也是作为一门知识论学科去建立的。但是，这种以知识论方式的建立的美学学科在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任何一门知识论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如数学，它研究宇宙间的数量关系；物理学，研究世界上的各种运动关系；政治学，研究社会的政治制度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生活的影响；经济学，研究社会中的经济制度，亦即物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等等。可是，由于“美”并不是一种像数量关系或经济制度那样明确的对象，因此，当传统美学仍然像追问“空气是什么”，“树是什么”一样追问“美是什么”时，才发现美并不像树或空气那样可以有某种确定的答案。“美是什么”，“美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柏拉图之问两千多年来没有人能提出一个世所公认的答案，涉及这个问题的后来者几乎总是有一套不同于前人的回答，而这些回答似乎又都有道理，也都被人批判或指责。提问者柏拉图本人最后也只好以“美是难的”来结束他关于美的长篇讨论。与此同时，当美学被命名为一门学科之后，在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也遭遇到了尴尬：它无法明确地定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因为，几乎宇宙社会人生间所有的事或物或过程都可以被认为是美的，但作为实际存在物的规律却又有专门学科进行研究。“美是难的”，“美是不可言说的”，人们在经过各种定义之后，才更加领会了先哲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智慧和先见之明。但是，另一方面，审美现象又的确是存在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审美和艺术创造是人对这个世界最独特的贡献。既然审美和艺术存在着，对它的研究和分析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因此，“说不可说”成为美学学科缠绕至今的悖论。

二、作为生存论概念的实践

从马克思开始，西方的形而上学哲学那种抽象追问世界本体的思维方式被抛弃。马克思坚定地宣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¹⁾改造世界意味着行动，意味着去做，去活动，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实践。实践概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基础，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跟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相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分界线。以往的哲学家总是从某种抽象的形而上学前提出发，或者把世界理解为由某种物质构成的，或者理解为某种精神性的存在。马克思主义不作这种无益的形而上学玄思，而是把整个人的世界看成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世界。正是由此，海德格尔才宣称，马克思主义终结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那么，实践是什么？对实践概念，中国哲学界有不同的理解。传统的理解是把它看作一种现实性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但是，这种理解到最后实际上仍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跟以前的机械唯物主义没有本质区别的学说，因为它最终仍是把实践归结到了物质活动。把历史看作是一种没有人参与的客观存在，完全忽视了人的作用。而当我们从这样理解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审美和艺术时，就会发现，审美和艺术活动被庸俗化了，被理解为对现实的镜像反映，不但抽掉了人作为主体的创造性发挥，也抽掉了其中的精神性因素。但是，对实践概念的这种理解是狭隘的，它不符合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神。

对实践概念的内涵界定，必须根据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来进行，从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精神实质的分析中，我认为，可以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而人的活动之所以是自由自觉的，是因为人具有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意识和目的的产生则取决于人所进行的大量的生产劳动。因此，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²⁾当然，在这里如果要追问，到底是自我意识产生了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还是活动产生了自我意识，这其实是一个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的问题。这样的追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这样一种包含自我意识的生命活动中，人的身与心或者说肉体与精神是处于同一个有机体之中。实践的过程正是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生存的过程。

实践主体有三个层次：个体、群体和类。对于个体来说，实践呈现为身与心两个方面。身体的活动也就是生理活动，如马克思所说的饮食男女；心的活动则是指人的精神性、心理性的活动，如情感、审美、艺术创作和欣赏、宗教等等。这两方面的活动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生理性的活动越来越具有社会性和精神性，纯粹的动物性的生理活动几乎已经绝迹。如饮食，这本身是一种生理活动，但是在现代社会，它往往成为一种交往的媒介，并且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群体和类的角度来说，实践主要呈现为一种社会性、交往性的活动。它也可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物质性的改造世界、以及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另一种是交往活动。审美活动的主体是个体，艺术活动主体则既可以是个体，有时候也可以是群体。作为个体的活动，审美是一种体验，艺术活动则是一种创造。作为群体性活动，艺术活动在创造新的审美价值的同时也是一种交往。对审美和艺术来说，它是一种精神性实践活动。它也是一种实践，是人与对象进行精神上的交流的活动。实践活动中既包含了人谋求基本生存的物质活动，又包含了提高自己生存质量、升华自己的生命境界的精神活动。

三、从生存—实践论立场看艺术和审美的根本特质

因此，从生存论角度说，对审美和艺术的研究就不再像传统美学那样静态地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而是把审美和艺术活动放到整个人类历史和实践活动中、在整个历史背景下发现审美和艺术活动的根本特质。从这个角度来看，审美和艺术活动是一种精神性实践活动，是人作为审美活动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所进行的精神性交流活动。它的特点是作为活动主体的人与作为活动对象的外物（自然、艺术品）之间在精神上的交流和交融，用中国美学的话说就是物我同一，物我交融。人不是站在对象之外去认识它，也不是从人自己的功利目的出发把对象当作某种获取利益的手段或资源，而是以平等的态度，从对象本身的形式存在和精神实质上去把握对象，与对象发生精神和情感上的共鸣。这正是中国古人看待自然和艺术的观点：自然就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既是自然之子，也是自然之精华（人负有“为天地立心”的任务）。艺术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内外激荡而产生的精神产品。艺术的本质必须跟人生理想获得内在的一致性：它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在中国古代的意境说里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中国古代的意境说，就是把人生过程看作与宇宙本体和社会本体具有同一性的过程。在这里，艺术、人生、社会、宇宙是同一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开宗明义就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这时讲的是艺术境界。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是自然与情感交融的社会—自然—心理境界。然后，他又把境界与人生联系在一起，境界又成为一个人生概念：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一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里是借用艺术表述概括人生境界，艺术与人生境界又合而为一。因此，在王国维的境界说中，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艺术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的。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东西在不同领域或方面的表现。在中国哲学中，本体之本，既是宇宙之本，也是人生之本，当然同时也是艺术之本。本体之体，在宇宙就表现为道，在自然则为气，在社会则为理，落实到人生就表现为悟，而在艺术里，就是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融合起来的“境界”。这样，艺术与人生、宇宙、自然、社会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在这里，没有对艺术的本质的抽象的探讨，也没有对宇宙本体的思辨演绎，而是在形象直观之中同时把握了那个抽象的宇宙本体和人生本体。从而本体也不再是外在于人的某种绝对精神或理念，也不是与人无干的某种原子。本体就在人生之中，在人的生活过程之中，在人间世界的种种运作过程之中，当然也在人所看到的自然之中。生命展开的过程就是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与本体取得同一、从而超越现实处境、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的过程。

（作者徐碧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注释】

(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人民出版社197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