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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作为绝对美学

时间:2022-09-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凭借这种绝对认识,艺术哲学最终升级为“绝对美学”。因此,表述艺术哲学与哲学整个体系的基本关系,是按照康德知识批判的要求,展开对艺术哲学的完整理念。而对谢林来说,一种艺术哲学的知识可能性存在于对它作为知识体系一环节的合法性论证那里:整个体系借助于对绝对美的直观活动在艺术哲学这里达到了完成。在1800年左右这个世纪性时刻,此种哲学美学的高度努力凝聚于谢林的艺术哲学。

第三节 艺术哲学作为绝对美学

从哲学史的角度说,同一性哲学把整个德国近代美学聚焦到一种艺术哲学中这个举措,可以理解为康德对审美理性作出“认识论批判”之后的重大成就。因为通过这种艺术哲学,不仅是康德对艺术的那种“先验审美化”在理论上得到了纠正、均衡和补充,后者还获得了存在论意义上的重新论证。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谢林的艺术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美学,其做法不同于康德,它的论证宁可说是颠倒过来的,因为它唯一在绝对原理本身那里寻找理性的整体性努力及其重新赢得现实性的最后根据。凭借这种绝对认识,艺术哲学最终升级为“绝对美学”。

因此,表述艺术哲学与哲学整个体系的基本关系,是按照康德知识批判的要求,展开对艺术哲学的完整理念。而对谢林来说,一种艺术哲学的知识可能性存在于对它作为知识体系一环节的合法性论证那里:整个体系借助于对绝对美的直观活动在艺术哲学这里达到了完成。所以PdK必须理解为谢林当时刚刚获得的同一性哲学体系的必然展开和“存在论—审美”的举措,确切地说是哲学转向自然的最后展开。它的理论的运动根据在PdK的导论中已经开宗明义地给出:在艺术哲学这里将提出一种“科学的整体,或者仅仅将诸绝对原理本身——以普遍有效的方式和以严格形式提出来”(SW.V,S.362),这个科学整体要服务于对“整体的理念”的直观,也服务于艺术的真正理念(Ibid.,S.359),因为哲学在艺术这里要研究的亦只是整体的本质,而且是作为本身表述在艺术中的那种东西。这是一种整体性要求。

这样一种提供整体直观的新的形而上学把自己理解为艺术哲学,这就产生了捍卫艺术根本上的整体性要求的新的问题集合,谢林成功地通过揭示和建立艺术与整体这个理念的存在论关系解决了这个问题集合。在下面的各章中,笔者将在具体的问题关联下讨论它们,现在暂时满足于提示这一点:艺术是凭借其表达诸理念的理性能力“有资格成为哲学的对象”(Ibid.,S.367),这指的是:艺术“借助于一个永恒和必然的理念把自己建立在绝对者之内,并且有能力把绝对者那整个未分割的本质采纳到自身中”(Ibid.,S.367—368)。这同时是对哲学美学获得其基础哲学资格的论证。

自从康德衔接于近代美学先驱们,在其KdU中尝试提出一种先验的审美理性批判,在作为实现理性目的之代表的“天才艺术”那里寻找人类的现实性,即有一种哲学美学成长起来。它最终的关怀即是对近代理性的现实性匮乏提供救援。在1800年左右这个世纪性时刻,此种哲学美学的高度努力凝聚于谢林的艺术哲学。因为,在谢林这里,基础哲学通过决定性地转向自然哲学,完成了基础的一种扩展而完成为同一性哲学。由同一性哲学出发,艺术能够被揭示为实在性的场所,那里可以找到对所有的审美直观均普遍有效的东西。这种向建构艺术的转向,并非为了艺术本身的缘故,它指向的是在艺术中进行肯定自身活动的那个“整体”。艺术现在存在论地获得的这种尊严——即作为神性整体性的象征表述,必须通过哲学地回溯一个原初原理去把握:这是诗本身的尊严。艺术自文艺复兴以来被重新赋予这种尊严,因为近代的精神构成活动强调地突出了艺术与诗的天然联系。谢林的“存在论的”艺术哲学举措也站在这种传统一边。

谢林现在试图借助于回溯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在一种借助于同一性哲学转换而达到的绝对统一原理的立场上,提出关于艺术的一种形而上学,把艺术吸收到一种有关作为存在者的美的东西(das Sch9ne)的哲学中,存在论地照明艺术与绝对美的关系。在现代意识的努力之后——如康德的从认识论立场阐发的KdU、如早期浪漫派在诗学和文学中的一种“审美革命”的计划——谢林的这个努力初看起来显得是一种“反现代”的努力。这却是一个使人误入歧途的错误印象。凭借进一步的深入考察可以证明,谢林对传统的这种回溯恰恰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近代努力”,正如艺术哲学也是应近代最深层的整体需要而产生。审美需求的存在论意义正是出现在近代,在启蒙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艺术哲学中,哲学一般的展开具有其整体性关怀:补充和救助人类实存的整体性,因它已在反思的知性那里被扯碎了。

我们以此同时凸显了谢林哲学与其时代所有的经验美学努力的本质区别。后者的特点是限于特定的主体认识领域,满足于分析和推演艺术创造活动的种种审美法则。谢林的这种哲学美学并不认为自己是那种哲学,其任务在于调和两个相对不可调和的领域、调和如哲学理性在近代意识那里遭遇的认识主体与被认识客体之间的矛盾对立。不如说,PdK本身以知识体系的最高层面为指向,亦即,它唯一指向绝对美之领域,因为在那里理性作为哲学意识而返回于自身中。说得更确切一些,理性虽然可以在非常不同的方向中对艺术进行考察,如近代的教化中确实发生的那样,PdK却有意识地采取了“最高的”立场,主张一种关于艺术的“绝对观点”。它的出发点是整体本身,它整个的建构是向诸原始源泉亦即诸理念的回溯。它把自己理解为诸理念意义上的一种美学,作为这样的美学把自己理解为对陷于二元论困境的康德审美批判的克服。

即使是康德审美理性批判的真正功绩,也是当时的艺术理论未能认识,甚至于多重地一再误解的。谢林清楚地指出,康德的《判断力的批判》本身并非美学,从本质上说,它的理论贡献只是作为对“真正的美学”的一种批判的准备而存在,正如相应地,它所分析的是对美感和美的认识论陈述而非美和美的事物本身。但是,对审美事物的这种原批判的本质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却恰恰在于:康德从主体的方面出发揭示了一种给定在客观结构中的审美体验。它在康德那里叫做“天才”即艺术中的自然。谢林在PdK中接过康德的问题集合,他的同一性哲学可以读作是对康德对科学的体系可能性的提问的回答。不过,不论是艺术哲学还是同一性哲学,都不是以康德的方式进行的哲学思考。不如说,谢林首先倒转了主体性美学思考的整个立脚点,返回到那种对鉴赏判断是存在论地先在、存在论地给定的东西那里。后者无法按照先验哲学的精神方向继续追溯,它只能借助于艺术作品的实存,反射式地得到记录。

所以,谢林绝对美学的出发点并不直接是一种“天才论”,如在浪漫派那里的情况,也不是对人本性中的感性和超感性的一种审美调和,如在席勒那里的情况。很多研究并没有搞清楚这个基本事实。不如说,谢林的艺术哲学建构直接从原理、从“整体的理念”入手,因为从存在论上说,这个理念乃是一切艺术的给定东西。把这个理念提出为PdK的中心概念,这在理论上无疑是与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重新衔接。

现在,艺术的整体论功能仅在存在论的视野中被考察,本质的完满生存在此有可能永远不被扬弃。作为同一性哲学的顶峰,PdK现在是体系的完成,它不再有如其在先验哲学体系内的那种调和任务——把先验自我论证为有意识与无意识、主体与客体的审美综合。PdK实际上——在科学体系的最高层面上——唯一指向绝对美的领域。那里理性作为哲学意识而返回到自身。如果我们回过头去考察一下PdK这个演讲系列的产生史,也可以看到对这种情况的相当清楚的提示线索。谢林在他1802年9月3日致A.施莱格尔(August Schlegel,1767—1845)的信件中,曾坦率地谈到他开始在做自己的PdK讲座的计划。同时他对自己的PdK与A.施莱格尔的艺术理论之间的区别,对自己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取向,都有极为清楚的意识。他说他本人打算提出一种“艺术哲学”,不同于A.施莱格尔的“艺术理论”,这种哲学美学并不处理“实际的或经验的艺术”,而唯一指向“艺术本身”。也就是说,这种艺术哲学既不是一种经验论意义上的艺术学说,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审美理性批判,它并不直接指向一种艺术创造,也不提出一种审美改革纲要,这种艺术哲学认为自己是“一种一般的、仅出现于艺术的最高反射中的宇宙哲学”,它探究“艺术的根源,如其在绝对者之内存在的那样”[21]。这个构想的纯粹的形而上特征,我们当然不可能错认。这封信还涉及A.施莱格尔1801—1803年期间的柏林演讲。A.施莱格尔在这个讲座中讨论美的艺术及文学,谢林撰写他的耶拿讲稿时,曾向他借来演讲稿作为参考,特别是其中的艺术理论的导论部分。谢林当时准备在PdK的经验部分向A.施莱格尔的工作看齐。

毫无疑问,在谢林的PdK和System中的两个哲学美学纲要间存在着某种方式的连续性,后者是先验哲学的“合拱石”,就先验哲学体系也是建立在主体和客体,意识和无意识的同一性的中心化而言。[22]但笔者在这里并不讨论这两大艺术哲学建树之间的连续性,而是仅仅处理同一性哲学内部各个体系部分之间的连续性。再有,笔者这里对艺术哲学在先验哲学和同一性哲学中的体系功能的对比,也只能着眼于我们的题目。由于同一性哲学提炼的关于绝对的艺术观点的哲学,谢林已经离开他早期的先验哲学的立场,以此也离开了他对审美综合的关怀。艺术的整体性功能现在仅在存在论的立场上得到考察,这个立场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此,人本质的一种完满生存的可能性永远不会被扬弃。作为同一性哲学的巅峰,艺术哲学现在整个哲学体系内不再有那种调和任务,如在先验哲学内得到的那种,那里要将先验自我系统地论证为主体与客体,意识与无意识的审美综合。它现在在这里,更多是作为完成,作为无差别存在。

同一性哲学的体系是一种绝对连续性,它应该把自己表述在哲学的完整显现中。哲学运动着,经自然达到历史,最终在艺术哲学那里达到自己对永恒美和所有的美的东西原型的直观。这直观将显现在哲学一般的一种“狭义圈”那里,表现为“同一个体系在最高级次上的一个重述”(SW.V,S.363):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艺术哲学各自要理解为哲学有机整体的一个级次。也就是说,从科学上说,事情并非关乎对作为哲学原理的同一性的一种审美化,而是关乎绝对科学整体的一种完备性,这整体理性地把自己传达为“不可分割的”。艺术哲学在直观意义上有一种综合的功能,即从作为实存最高级次的艺术出发,把实在原理和观念原理重新统一在一起。在这种功能内存在着哲学理性及现代意识的最后关怀:借助于艺术在历史中赢回实在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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