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何为兼用美学为媒

哲学何为？——兼谈哲学家的社会责任

郭继民　徐初波⁽¹⁾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开篇中曾有是言：“按通常的想法，艺术作品来自艺术家的活动，是通过艺术家的活动创造出来的。但是艺术家又是通过什么、从何而来成其为艺术家的呢？通过作品。”同样，对于哲学家同哲学的关系，我们亦应当追问之。表面的追问似乎仍落入海德格尔所谓的“通常想法”——哲学成就哲学家，而哲学又来自哲学家——进入一个类似循环的“死命题”。不过，如果我们暂且搁置这一对纠缠不清的关系，首先追问哲学之特质，问题也许将会得到较好的解决。

一

那么何谓哲学呢？这委实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自从人类开始从事哲学这一“行业”以来，哲学的“定义”就变动不居，根据伊拉克哲学家穆萨·穆萨威的概括，自古希腊苏格拉底始至黑格尔，最典型的定义就有十八种之多⁽²⁾：如苏格拉底将哲学定义为“对导致产生善的事物的本性进行有理性的探索”；亚里士多德将哲学定义为“探讨一切学科课题的综合科学”；伊壁鸠鲁将哲学定义为“为实现人生快乐而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洛克认为“哲学就是研究人类的观念”；费希特认为“哲学就是认识的艺术”；黑格尔认为“哲学就是认识永恒真理”等。当然，中国古典哲学中虽未有“哲学”这一明确概念，但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提出了“知人者智”的说法。以上种种关于“哲学”的定义似乎让人莫衷一是。因此关于哲学，笔者认为须采取统摄、综合的方式，即仍然采用古希腊对哲学的古典定义——哲学乃爱智之学。只有这个定义才能囊括以上所有内涵，因为无论将哲学定义为对真理的认识还是实现人生的快乐，最根本上皆须有一种对智慧的追求和热爱，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了前人关于哲学的定义，其目的当然不仅仅在于强调“哲学就是爱智”这一论断的经典性，而更在于借助哲学自身发展之历程，将这种爱智之学进行剖析。

笼统的称哲学为“爱智慧”（甚至是智慧之学）无疑是对的，但是对于智慧，我们亦缺乏进一步的探讨。也许我们习惯上把智慧理解为一种具有创造性、应对性的潜能和反映，似乎智慧就是一片混沌，按照佛学理论，智慧是圆融无碍、玲珑剔透的，可以应对人世间的诸种问题。不过，那种“大圆镜智”似乎只有毗卢遮那佛才具有。常人的智慧仍有所偏向，也就是说，哲学智慧是有倾向性的，且在智慧的具体展开时，将以“知识论”的面目展开，这从上述哲学家关于哲学的定义可以看出。

大致而言，人世间有三种智慧：一种倾向于求真的智慧，具体展开为思辨的知识论，以休谟、洛克、黑格尔等近、现代哲学家为代表；一种倾向求善的智慧，具体展开为经验性较强的处世的德性的知识，如孔子、苏格拉底大抵如此；一种倾向求美的智慧，倾向于人生体验包括宗教体验的知识，这样的哲学家以佛陀、庄子为代表。理论上，作为智慧层面上的真、善、美应该是也必然是统一的，如康德曾专门论证之，即用美学为媒介，联结真与善；对于东方哲学而言，则真、善、美均为“道”所融摄，所谓“体用不二”、“道器不二”，其统一性不言而喻。但是具体到智慧的展开——这种展开总是通过个体的某一个独特视角来展开和实现，限于主体之有限性、不完满性，其对哲学的追求又往往使得“圆满的哲学智慧”处于“支离破碎”的分裂状态。如在西方以求知识（真）为主的哲学家中，道德完满的人并不太多，即使大哲学家黑格尔也未能脱俗，虽然在西方，他的“实际行为”并不影响其哲学思想的伟大；同样，出身贫寒的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即便以《忏悔录》解剖自己，但若按照东方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估计也将列入“正人君子不耻”之列。同样，而以追求至善、至美为己任的东方哲学家可能又陷入违背科学、违背常识的错误。

于是，这自然就产生一个问题，作为追求真、善、美的哲学家，如果不能做到智慧圆融、贯通，是否可以自我追求的“非完满性”而逃避责任？换言之，作为哲学家，应该如何与智慧相匹配，应该如何担负起作为“智慧人”的责任？

二

在回答哲学家的责任前，我们仍需考察哲学的特质。哲学本质是爱智——虽然“爱智”不等于智慧本身，因为爱智是一个动态的追求过程——但爱智却包含了智慧的基本品质，那就是“自由”。智慧的核心说到底乃是能“自由地”应对万物。人们之所以孜孜以求地追求智慧，就在于智慧能把人带入自由无碍的境地，从而不被外在的各种境遇所困惑、烦扰。要言之，智慧的最高境界乃是自由的境界。

对于研习哲学的哲学家而言，其最基本的品质亦必然与自由有关，若无“自由”，不追求自由，那么就不要“做哲学”了。叶秀山先生曾有“自由的学问和学问的自由”之文章，笔者深有同感。更何况，如无最基本的自由奠基，那么建基于其上的一切所谓的研究、探索充其量只能是外在工具性和目的性的知识，而不可能上升为智慧。譬如，现在不少哲学工作者围着某一特定的目的“做学问”，其学问不是自由的学问，而是在外受制于各种考核、内则为为某种利益驱动去“凑字数”。无疑，这种“不自由”的学问，不是从心田中流淌出来的东西，其价值未免要大打折扣。至于那种违心、应景之作，则几近归入“精神垃圾”的行列了。

当然，“自由”是相对的，比如黑格尔就其所处的时代环境而言是不自由的，又如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生活亦极其困顿，亦是非常不自由的。同样，东方的孔子、庄子皆生逢乱世，人身亦不自由。但是，一旦让黑格尔、斯宾诺莎、孔子、庄子回归其各自的思想领域、哲学领域，他们无一不如鱼得水，自由驰骋。这种思维的、思想的自由，乃是不被各种外在利益、趋势所束缚（至少影响很小），而是循着内在的逻辑、循着理性的思维自由的开阖，而终于使得其“局部的探索”具有了恒久的价值。马克思曾言：任何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³⁾，事实上，哲学不仅仅是时代的精华，真正的哲学毋宁是超越时代的，而其蕴含的追求自由的精神乃是人类追求的亘古不变的永恒主题。

三

我们仍然回到具体的“哲学形态”上去，由于三种形态的哲学各有所重，这未免使得其各自带有局限，而难以达到圆满的自由。但无论哪一种，皆分有了作为圆融智慧的最基本特质——自由的精神——虽然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然而正是三种不同的自由，恰恰凸显了哲学家的责任。

若纵贯的讲，作为爱智之学的哲学最终目的乃在于人的全面解放。“倡导人的全面解放”无疑乃针对“人的不自由”而言，人的不自由又多被具体的现实环境（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宗教的等）所限制，因此哲学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批判（现实）的功能。通过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批判，从而引导人们在思想观念、文化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自觉的革故鼎新，向一种更加符合理性、符合人性自由的生存方式靠近。回顾人类哲学史，当知，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担负起此“批评”的任务，苏格拉底之所以称哲学家为牛虻，孔子之所以称自己为“木铎”，皆源于哲学家对“不合理现实状况”的不满。当然，这种不满不仅仅针对于器物、制度，更有其深刻的学理渊源：就西方哲学传统而言，这种批判来源于理念世界和现象界的巨大反差，变动不居的现象界是虚幻的，只有那个理念界才是完美的，因此批判现存世界自然顺理成章；对于东方哲学而言，儒家理想的“大同之治”在于周，道家的理想之治在“朴未散”的原始的“小国寡民”，佛家的理想之治在于“跳出三界外”的涅槃状态；要之，皆以理想世界观照现实世界，而产生对现存状况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的情绪经过理性的反思则转化为哲学的批判功能。强调哲学的评判功能为其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它能够在合理中看到不合理，和谐中看到不和谐，在繁荣时看到危机。哲学始终和现实“过不去”，哲学始终对现实“找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叶秀山先生曾形象地比喻哲学为“肇事者”。无论哲学如何批判现实，无论其如何找茬、肇事，但是，我们必须知晓，这实则凸显出哲学的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和“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胸襟与眼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责任呢？

正如上文所言，作为爱智之学的“批判哲学”显现为三个领域，故这种智慧之学的功能亦各有分殊，这种分殊又恰恰赋予“具体哲学路向”以“实体性功能”：因为批判的功能在于“破”，“破”虽然是哲学的最基本功能，但却不是哲学的最终目的。哲学的最终目的乃是达成一种“理想的自由”，即言“破”之目的在于“立”。马克思言“以往的哲学在于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即此意。而“改造世界”的功能无疑则“分殊于”局限性的具体形态哲学中。也许，在这个维度上，人们将可以更好地理解哲学智慧的“大而无当”——愈是圆满的智慧愈是“空”而无用的，就像庄子《逍遥游》中的大葫芦；而具体、有用的则存在于“局限性、有限性”的不完满智慧中，诡异的是，恰恰又是“有限性的智慧”才能完成完满的“空”的最高智慧。佛学有云“恰恰无用时，恰恰无时用；用时恰恰无，无时恰恰用”，以此来描述哲学的最高智慧（体）与有限智慧（用）可谓绝妙之极！

这种有限性智慧的功能大致有三：

一曰启蒙：“求真”之学的职责。作为思辨性、知识性的“知识论”哲学，其目的在于通过哲学家的客观的观察和理性的思辨，探究人的认识能力，探索宇宙、社会发展之真相，并将这种理性的知识传播于大众。哲学的这种传播知识的功能同科学的功能颇为相似（科学亦求真），其原因就在于自然科学本来就脱胎于哲学。只不过，当自然科学这一学科成熟时便逐渐脱离了哲学，在属于自己的“范式”中自主运行，而把“形而上”的难题留给了哲学而已。然而，相比较之下，哲学的“求真”更具有奠基性，自然科学固然探索宇宙间的规律、知识，而哲学则“打破沙锅问到底”，继续追问这种“知识何以可能”、科学最终应奠基在什么基础之上，等等，此表明哲学乃是“元科学”，在逻辑上高于科学。

哲学这种刨根式的追问精神无疑是一种启蒙，启迪人们用一种怀疑、反思的理性精神对待宇宙万物。

二曰垂范：求善之学的“楷模”。侧重于人性、人生及伦理道德的哲学，可称之为伦理哲学，此以东方见长——中国儒家思想尤其围绕此中心展开。“善”的哲学当然涉及思辨，涉及追问，然而最终的“善”须靠善之载体——哲人——来完成。一部《伦理学》无论辞藻多么华丽、优美，逻辑如何严谨、缜密，境界如何高远、完满，若写《伦理学》的人道德恶劣，人品低下，那么这样的“伦理哲学”又有何说服力。“善”本质上是实践，不是理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固然于“善理”有所发挥，然而终不及苏格拉底及孔子的善“行”对后世影响更大。苏格拉底之所以饮鸠而死，就在于他用生命践行“诚实”之美德；孔子之所以“仓皇如丧家之犬”在外漂泊十数年，亦在于“践仁”。“求仁得仁，又何怨”，哲人的选择是自觉的、自由的，且其理性的选择同行为相互贯通，这种力量无疑是巨大的。大哲人的德行无疑为后人树立了至善的标杆，从而影响了后世对善的追求，这无疑凸显了哲学家的责任意识。并且，这种“求善”的哲学还时刻注重对“真”的把握和监督，因为“真”总是有限度的“真”，超过了其应用范围，“真”可能会变成“假”，因此“求善”的哲学在“践行”自身之时，还关注科学技术领域对道德的挑战，追问科技的伦理合理性，追问道德的限度等：此皆是哲学家应有之责任。

三曰导向：求美之学的任务。自人类产生始，无不追求美的生活、美的艺术。然而，若想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美”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千百年来，美学家对于美的特质可谓众说纷纭：自然美、客观美、主观美、主客交融美、境界美等理论可谓蔚然大观。那么哲学家视野中的美则不仅仅在于美的特征和内涵，更在于对美的追问，美的体悟和体验。哲学家追问的问题在于：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类应过（体验）一种什么样的美感生活？哲学应以怎样的姿态应对生活？在对美的追问和沉思中，哲学家渐至赋予了美一种价值，且以此美的价值予人类以导向。这种美的价值不但如康德所言“是联结真、善的媒介”，而且与真、善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成为“哲学大智慧”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

哲学家是追求智慧的人，但并非追求智慧的人都是哲学家（当然若将哲学定位于“人生哲学”即注重体验和感悟来讲，每个人都是哲学家，因为每个人都必将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感悟）。正如哲学家成就了哲学，但是成就哲学家的则不仅仅是哲学——作为爱智的哲学固然是成就哲学家的主要途径，但自然科学发展到“极处”亦能成就哲学，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等皆然。这样，我们就能跳出“哲学成就哲学家，而哲学又来自哲学家”的武断命题而将哲学看得不再那么神秘。更重要的在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成就的不仅仅是哲学，而是通过对宇宙人生真相的认识，传递出一种独立的精神和悲天悯人的责任意识。古代哲学家固然惯于深居简出，独立的面对自我、宇宙，然而形式上的孤立并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即哲学家总是以“类”（人类代言人）的身份质问宇宙、人生，探求人生的意义、归宿，并为人类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苦思冥想。就此角度而言，哲学家不但是人类的引导者、守护者，更是人类最后的良心。当其将所思、所想“推而行之、举而错之”之时，哲学家的“私事”即是天下人的“事业”。当然，更多的时候，由于哲学家的思想超越了时代，故而非但其思想被批判、误解，其“责任”亦随之被“遮蔽”、被污蔑，进而使得哲学家如“洪水猛兽”，这种责任委实不应由哲学家承担，至少不应全部推诿给哲学家。

今天，我们重新反思哲学精神，强调哲学的自由精神以及由其所开显出来的哲学家所应担负的启蒙、导向和垂范的责任意识并不过时。相反，还尤为必要。言其必要，在于当下的哲学家（姑且称之为哲学家）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当代的哲学家缺乏创造性、探索性。哲学同艺术一样，是充满创造性和探索性的，哲学须不做“第二人语”才好，叶秀山先生常作是言。然而，当下的哲学家（哲学工作者）做得更多的是“传播”他人的哲学，并且即使在传播的层次上也未必做到位：既缺乏对原典的总体把握，又缺乏自己的独特理解。于是造成了今天的哲学即便在“照着讲”的层次上亦困难重重。这很难不让局外人对哲学和哲学家产生误解。其次，与此相关联，哲学家之所以将功夫用在“解读”和“宣传”╳╳哲学上，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自由精神的缺失。当下的哲学家与历史上的哲学家不同之处在于历史上的哲学家以生命践行哲学，以哲学为事业；当下的哲学家从事哲学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职业、一门学科。当哲学用来谋生或者用做某种功利性的用途时，作为追求智慧的哲学容易蜕变为“为着某种目的而进行狡辩”的工具，从而使得真正的哲学精神——自由——隐而不显。再次，自由精神的缺失和哲学的“谋生化”容易导致哲学家道德人格的“矮化”。当然，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中似乎更为普遍，某些学者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失去了做人的底线，或为替房地产商辩护，或为虚假产品论证鼓吹——其博学和思辨全然不是为了学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而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这样的学者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名声。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曾有这样的论述：“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那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⁴⁾要之，当今哲学家的种种表现表明，哲学家正在丧失其作为木铎、作为牛虻的责任。

真正的哲学家从来不能也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相反，他又主动地、自觉地承担起对人类负责的使命。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曾言：“作为一个哲学家，在我们内在的个人的工作中的这种对我们自己的真正存有所负的责任中，同时也承担着对整个人类的真正的存有的责任。人类真正的存有是追求理想目标（Telos），从根本上说，它只有通过哲学——通过我们，如果严格地说我们还是哲学家的话，才能实现。”⁽⁵⁾胡塞尔的这番论述对今天的哲学工作者来说可谓振聋发聩。

如果我们还认可哲学，还承认哲学的伟大，那么作为哲学工作者，尤其哲学家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担当起“人类最后良心”的责任，会通中、西、马，以对话者的姿态、以自由的精神和真、善、美的品质去引导、感召世人；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魄开创出哲学的新境界，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精神食粮。

【注释】

(1)郭继民，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海军兵种指挥学院中校；徐初波，海军兵种指挥学院大校，副教授。

(2)［伊拉克］穆萨·穆萨威：《阿拉伯哲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页。

(4)［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5页。

(5)［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