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自由的冲突

一、康德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自然与自由的冲突

近代哲学是从相信人类的心灵可以获得知识开始的，关键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获得知识，知识的范围有多大。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个派别:英国经验论和法国唯理论。经验论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的感觉，各种知识的观念也来源于经验；唯理论认为具有普遍可靠性的知识不是来自于经验，而是来自于“天赋的观念”。不过这两派都不否认真正的知识是普遍的和必然的。这是康德批判哲学产生的哲学背景。康德哲学被迫思考并公平对待时代的思潮:一方面要限制休谟的怀疑论，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古老的独断论。

康德在这样哲学背景下，必须要思考自然（科学）和自由这时代精神的两大课题。第一，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它以一切自然现象，包括人在内都被自然的必然性所决定这一信念为前提；自由则是意志不受外界必然性的决定而自己决定自己，即以意志的自由为前提。所以科学和自由的问题就转化为自然必然性和意志自由的问题。第二，卢梭强调意志自由是人的尊严、价值、道德的基础，但卢梭主要讨论了社会平等和政治自由的问题，对于意志自由本身及其与道德的内在联系并没有做认真的思考，这正是留给康德的任务。康德之所以要从认识论和宇宙论的基础上讨论自由的可能性，正是因为在他看来意志自由不仅是道德的基础，甚至就是道德本身，因而使意志实现自由，成为道德、善的意志，是人类实践理性的最高和最后的目的，理论理性的运用必须从属于实践理性。科学和自由的问题同时也就是认识和实践的问题。第三，从培根以来，近代哲学家都把认识自然看作征服自然、增进人类福利和幸福的前提，而在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追求幸福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所以科学、幸福和道德是一致的。只有卢梭对此大唱反调，他不仅不把物质生活的幸福看作是道德的基础，反而把科学和技术进步、工业发展、生活的舒适都看作败坏道德的东西，应该加以根本否定；他认为“自然状态”才有利于道德、节操。康德同样不把追求幸福作为道德的基础，但康德认为幸福是人类实践理性所期望的东西，问题不是否定人的幸福，而是要摆正幸福和道德的关系:不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基础，而是以道德作为配享幸福的条件，把幸福和道德重新统一起来。康德认为幸福和道德的和谐才是至善，这样科学和自由的问题又体现为幸福和道德的问题。

在康德的思想中，自然和自由这两大课题进一步扩大并抽象化为人在宇宙中应有的位置和命运这样的问题，这样自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就展现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之中。因而邓晓芒就认为“人类学立场是开启康德哲学的钥匙”，“只有从哲学人类学这个理论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康德哲学，特别是他《判断力批判》的内在精神”。⁽²⁶⁾正因为此，康德在写给卡·弗·司徒林的信中说到他把自己哲学研究的问题概括为这样三个问题:一、我能知道什么？二、我应该做什么？三、我可以希望什么？接着是第四个，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康德认为，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道德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学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从根本上说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是和最后一个问题相关联。而作为先验人类学完成的《判断力批判》则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作为人的内在法则系统的自由与作为人的外在法则系统的自然之间必须处于一种和谐状态，否则人就是不完整的。人不同于动物，他降生到世界上是未完成的，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接受社会和文化的塑造这一认识为前提的。在自然世界中，人受到各种物质利益的束缚，人的外在法则系统就处于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中，而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是人不仅是自为的存在，而且还是自在的存在，即可以反思自己的生存状态，思考怎样的生活才有意义、才有价值。而要反思自身就得要人从当下的物质生活中摆脱出来，以一种超越性的姿态来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进行思考和评判。这就需要人有一种超越性的内在的自由，只有这样，他才会意识到什么是自己应当的生活以及如何去创造这种应当的生活，而审美就可以使自然与自由达成和谐，从而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生存状态。这正是康德美学所赋予给我们的合理内核:“康德的真正用意是在于表明审美可以使人在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之外为我们营造一个‘静观’的世界，从而使感性与理性、经验的与超验的、个体的与族类的获得沟通，实现人对自身的自我超越。我们把文学艺术的性质看作是审美的，就是看中这种超越性对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的重要作用。”⁽²⁷⁾康德审美的最终归宿就在于确立自然与自由的相互和谐，从而使人成为一个具有完整意义上的人，这样才能解决康德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自然（科学）与自由的对立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