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自由与自然观的缺席

二、后实践美学:感性自由与自然观的缺席

后实践美学这一术语是由杨春时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按照他的划分，“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经历了‘文革’前的‘前实践美学’阶段，新时期的‘实践美学’阶段，现在又进入了‘后实践美学’阶段。‘后实践美学’是中国美学超越‘实践美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阶段”⁽²⁵⁾，而事实上，后实践美学是一个松散的学术群体，他们只是因为有着共同反驳实践美学的学术旨趣而松散结盟。后实践美学虽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学术群体，但后实践美学在反驳实践美学时将美还原给个体感性精神方面是有着其积极贡献的，它促使中国美学“走出古典”，与世界现代美学接轨，促进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

从理论渊源上来看，高尔泰提出的“感性动力”说似乎可以看作是后实践美学的理论源头。在80年代中期，高尔泰敏感地意识到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的理论误区:即集体理性的实践的自由不能够解释审美自由，提出了自己的美感是“感性动力”的学说，“美感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是一种历史地发展了的人的自然生命力。它首先是人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感性动力”⁽²⁶⁾。高尔泰将“感性动力”作为美感的根源，认为审美无涉形式或者形象，而是“自由的象征”，审美所提供的是人的自由本性得以伸张的满足，并将其提升到人类历史发展动力的高度。可以说，高尔泰第一次将感性自由作为审美的本质，并赋予个体心灵（感性自由）以本体的地位，从而在较高的层面上超越了客观派美学，可以看作是对实践美学的第一次反击。高尔泰之后，刘晓波批评了李泽厚实践美学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美学，是保守的美学，与时代精神相悖的美学，因而，他提出了面向感性、个体和精神现象的美学。可以说刘晓波的学术旨趣被后来的“后实践美学”全面接受，但由于刘晓波偏激的语言掩盖了其学理的判断，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

后实践美学在90年代成为了中国当代美学的一朵奇葩，其代表性的人物是潘知常和杨春时。潘知常所建构的生命美学从人类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出发，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理想，而理想的实质则在于人的自由，因而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和基础，这也是人的生命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因而个体感性的自由成为生命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他认为:审美活动是生命的最高存在方式，是人的理想性的存在，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实现。而现实的实践活动仅仅是自由实现的基础，现实的理论活动是自由实现的手段，只有超越性的生命活动即审美活动才是自由实现的理想，因而只有在审美活动中，人们才能够体验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理想性自由的实现。这样，“自由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就成为生命美学的核心问题，而对这一核心概念的展开就成为生命美学讨论的全部的问题。

杨春时的“超越美学”则从人的生存出发，认为生存“是我们能够肯定唯一实在，这是哲学思考最可靠的出发点”，而生存的本质就在于其“精神性”和“超越性”。人类有三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原始的生存方式、现实的生存方式和自由的生存方式。原始的生存方式以人类自身的生产为基础，是动物性的生存方式；现实的生存方式以物质生产为基础，是一种不充分自由的生存方式，造成了片面发展的主体和对象；而自由的生存方式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生产方式，是一种超越性的生存方式，也就是一种审美的生存方式。“审美是最高的生存方式，它充分地体现了生存的精神性、个体性和超越性”⁽²⁷⁾。超越美学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超越: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超越、对现实意义世界的超越和对理性的超越。而审美便是这种自由的生存方式与超越性的解释方式，审美是超越性的充分体现，它超越现实、超越理性。面向“超现实的理想世界”，“超理性的解释世界”，是最具有“个性化的意义世界”。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潘知常的生命美学与杨春时的超越美学主要是从个体的感性自由出发来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将美学奠基在个体感性的生命活动和个体超越性的生存活动之上，强调了人类审美活动的精神性意义，这对于当代美学走出实践美学的理论误区即强调实践的理性和群体性，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后实践美学以“个体的感性自由”为根基，重建美学秩序时，又将“理性的自由”与“感性的自由”完全地对立起来，将自由完全地放置在个体的心理体验的层次上，从而忽视了理性的自由感在审美中的重要地位，因而在处理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关系上，试图以个体的生命统摄对象世界，明显带有乌托邦的气质，并且对个体主义的过分膨胀充满了自信的幻想。这种“感性的自由”在建构美学方面具有致命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对感性自由的滥用方面:第一，感性的自由作为人的内在法则系统只具有心理体验的价值，而没有现实的价值，因而无论是理性的自由还是感性的自由只是抓住了自由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面，都不能达成对美的自由问题的完满解答。第二，感性的自由如果没有理性的自由作为保障，就会造成人的感性、欲望、情感等过渡泛滥，从而与现代的生理主义合流，造成人性与兽性不分的局面。第三，感性自由通过悬置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将美完全交给个体本身，通过个体的体验完成其美学的建构，则表现出其虚幻性的特点，具有乌托邦的气息。⁽²⁸⁾

后实践美学将“个体感性自由”作为彼岸世界的天堂，简单地用“超越”一词作为联结现实和梦想的桥梁，将现实中一切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幻化成一个永难兑现的甜蜜许诺——审美乌托邦，因而后实践美学严重地误用了美学中“自由”这一概念的内涵，将人的完整审美活动肢解为超越性的个体的精神活动，忽视了美学的现实关怀纬度，这种审美乌托邦是美学批判的对象，美学不仅需要彼岸的圣境，更需要此岸的精神抚慰。我们要注意到除审美活动之外，还有着其他的各种精神活动，每一种精神活动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要意识到审美活动之所不能，即使在超越性的层面上还有着宗教活动比审美活动更具有“超越性”，后实践美学的这种审美乌托邦并不能够包打天下，特别是由于其总是重视个体感性的自由，重视个体内在的体验，而根本上忽视了作为人的外在法则系统体现出来的自然问题，也就是说，自然问题并没有进入到后实践美学的视野，这与其追求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是一致的，因为自然毕竟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现实物质基础，自然既不是超越也不是理想，因而没有进入后实践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审美活动作为一种沟通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的一种体验活动，没有现实的关怀其意义又何在呢？因而后实践美学可以说在践踏自由的同时又有着轻视自然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