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自由与生态自然观

三、生态美学:生存自由与生态自然观

新时期以来，无论是实践美学对人类主体性的高扬，还是后实践美学对个人感性自由的强调，都显示出了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这对于长时间饱受人格践踏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即重视人的存在和价值尊严。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思想的启蒙运动已经深入人心，发展已经成为了当前社会的重要问题，这样，发展的重要性超越了启蒙的重要性，而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美学形态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自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象征或者确证，自然本身的存在价值仅仅具有象征的作用，这种对自然的滥用、改造和蔑视与发展的时代精神是相互抵触的，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种新的美学形态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这种美学形态将关注的目光由人转移到自然界身上，这就是生态美学。“所谓生态美学即是在生态危机愈来愈加深重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包括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它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古典的认识论美学到现代的存在论美学的转型所具有的现实紧迫性与理论完备性，因而意义深远。”⁽²⁹⁾根据曾繁仁的论述，生态美学产生的现实基础是人类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的加剧，而其产生的学理基础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存在论美学，因而其产生的意义非常重大。

生态美学将自然生态系统的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人类仅仅是作为自然之子的身份出现的，人类的生存不能脱离自然，更不能无限制地对自然进行索取和改造，即不能像实践美学那样将自然看作是人类改造和征服的对象，这样生态美学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原到一种更本源的、更原初的关系之中，“那就是人对自然从精神和生存上的皈依和依赖”⁽³⁰⁾，人类不是从物质上去征服自然，而是从精神上去依赖自然，这种对待自然观念的转变（即由人化自然观转向生态自然观）在美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态自然观是人类对现代生态危机进行反思的结果，由于实践美学所确立的人化自然观是建立在人类主体之上的，自然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这种征服和改造在一定的范围内使人类获得了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但是超出了这一范围，特别是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背景下，人类主体性强化的最终结果是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当生态美学将人作为自然之子，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转化为万物皆有主体性的主体间性的关系，人与自然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平等关系。这样，“人以忘情的状态投入到对象世界，对象世界以鲜活的生命投入人的怀抱，这才是美学应该追求的理想的人、物关系；以人是一切自然关系的总和代替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才是人的本质的合理规定；让死寂的、被动的自然世界复活为莺飞鱼跃的生命世界，让人与自然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去‘万类霜天竞自由’，这才是美学应该呈现的审美境界。生态美学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成为了真正的‘第一美学’”⁽³¹⁾。因而，在生态自然观支配下的生态美学确立了主体间性的法则、复活了自然的生命世界、恢复了人与自然本原的审美境界，可以说对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那么，生态自然观的合理内核表现在哪里呢？生态自然观将整个自然界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生命系统，“它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³²⁾。人作为这个有机整体的一员，与大自然的其他构成者在生态系统这个生命共同体内是平等的，这样，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的关系就是一种能动性和被动性的统一，人在能动的改造自然的同时，一定要意识到“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³³⁾，要认识和改造自然，就必须顺从自然，遵守自然的客观规律，将人的内在的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当然我们在谈论生态自然观的时候也不能够完全否认人化的自然观，因为人类社会的总体进程总是朝着“人化”的方向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经历了农业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过程，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人化自然”的结果，但是在当前高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这种“人化自然观”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使得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不自然，生态危机的出现，人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的增多，在这种情况下，生态自然观的提出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人化自然所导致的生态、心理和社会问题可以起到纠偏的作用，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种生态的自然观是建立在人化自然观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否则，人类的文明进步就是一句空话，人类只会停留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阶段。

生态美学还是一种崭新的存在论美学观，“生态美学的产生进一步促进了新时代美学观念的转向，形成并丰富了生态存在论美学观”⁽³⁴⁾，传统的存在论美学的根本特点就是从个体的存在“此在”出发，通过揭示个体此时此地的生存状态，来说明在资产阶级价值虚无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创造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它对我们美学研究的真正贡献就在于超越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的“存在论”立场，它是对传统认识论美学的反驳，充分地体现了个体的生存自由。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诗与思的界限被打破，以个体存在为基础，人通过语言、诗与思和世界发生本质关联，主体与客体的分裂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在哲学形态中被彻底消除。因为在存在这里，人不再是颐指气使的“主体”，“人”作为短暂居住者停留在“神”的面前，在“天空”之下，在“大地”之上，“诗意地栖居”。而人居住的每“一元性”中都包含着“四元性整体”⁽³⁵⁾，人与任何一元的关系都是马丁—布伯所说的那种无限无待的沉浸在现时性之中的“我—你”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对象的二元对立关系，而这也正是真正地审美存在关系。但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从现象学立场出发，通过消除二元对立、改变思维方法来达到诗化生存的做法，还是有着它不可避免的缺陷，正如伊格尔顿所批评的那样“海德格尔的存在是深不可测的，是一种没有根基的基点，它如同人工艺术制品那样，在自己自由、空洞的游戏中证实自己”⁽³⁶⁾。海氏的存在论是没有基点的存在论，因而存在在海氏这里成了一个没有现实能够证明的“哲学乌托邦”，虽然海氏一直都在反“形而上学”，但最终他还是将“存在”形而上学化了，舒斯特曼批评道:“尽管海德格尔试图克服所有类型的形而上学（包括尼采的），但他仍然成了同样的形而上学冲动——将自身的词汇与解释性再描述普遍化为西方文明的那种权威词汇、叙述和定数的牺牲品”⁽³⁷⁾，实际上海德格尔打着反“形而上学”的旗帜但结果却将“存在”进一步形而上学化。因而海德格尔这种没有现实根基的存在论根本不能成为美学研究的本体论基础。海德格尔这种没有现实根基的存在论美学在生态美学这里被克服了，个人的生存自由是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相互统一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再是脱离自然的孤独的形而上的“此在”，而成为与自然平等对话的相互依存者，个体在审美状态中所领悟到的存在自由不再是虚无的乌托邦，而是与对自然的欣赏与热爱相互关联在一起，个人单纯的自由感是生命不健全的表现，人类所栖居的生态美的自然环境，能够不断满足人类的审美欣赏力和创造力，在这种对生态美的欣赏和创造中，个人的自由感与自然之间达到了融合统一。因而在生态美学这里才真正实现了康德的伟大命题“自然与自由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