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态危机”的反思与生态自然观

三、对于“生态危机”的反思与生态自然观

1.“生态危机”的实质：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

所谓“生态危机”，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危机。正如英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所指出的：“出现这么惊人，这么根深蒂固的错误，与过去三四个世纪中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在哲学上……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³⁹⁾

在远古的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纯粹地依赖和顺应大自然。《易传·系辞》载：“上古穴居而野处”，这是上古先民利用天然洞穴以藏身。《礼记·礼运》载：“（上古之民）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这是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以解决温饱。那时，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类对环境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和损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受着盲目自然力的支配，自然界被看作是主宰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异己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⁴⁰⁾原始人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抗衡，使人的意识备受压抑。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极容易把这种自然力赋予某种神性，“自然界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激起人的信赖感的现象中的变化，乃是使人觉得自然是一个有人性的、有意志的实体而虔诚地加以崇拜的主要原因”⁽⁴¹⁾。先民们或者视自然为神灵加以崇拜，“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崇之”。“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礼记·祭法》）或者以神的形式借助于想象去征服自然力。上古时代，许多神话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都反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愿望。

当社会发展到“刀耕火种”（铜器和铁器）时代，人类开始毁林开荒，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环境，导致了像中国黄河流域从先秦至明清三千余年间生态环境渐趋恶化，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南亚哈拉巴文明、中美洲马雅文明消亡等事态。但是，就整个社会生产力看，其规模不大，仍未达到广泛对抗自然力的程度，其生产和生活活动对自然界原始面貌的改变并不显著，人和自然之间仍然保持着“一体不二”的关系，维持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原始可持续性”，中国古代哲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佛学“依正不二”的信念，即是对于人与环境保持有天然和谐状态的一种观念升华。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20世纪50年代，人类凭借科学技术这个强有力的武器，在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获得了愈来愈多的前所未有的物质和消费品，以至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人们需要物质，就得到了物质，需要能量就得到了能量……似乎地球上的各种资源——土地、牧场、淡水、森林、煤和石油等都是为人类而准备的，地球成了人类攫取资源的仓库和倾倒废物的垃圾桶。人们普遍认为，人是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只有人类才有生存的价值和权利，人类的利益是决定其他自然物是否存在的价值尺度，即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于是使自然为人的目的服务以及人去征服和支配自然被视为人类的主要价值观念和行为的主要准则。这样，也就改变了以往人在自然界中的仆从形象，确立了人类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中心地位。人类主体地位的确立与张扬⁽⁴²⁾，标志着人类由顺从者到主宰者的角色转换。这种转换充分体现了人类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所应有的价值、尊严和巨大的能动性。正是在这一观念的鼓舞下，人类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但是，在这种文化背景的制约和影响下，人们追求的主要是使自然界合乎人的需要、目的和特性，却较少考虑如何使人的需要和特性等适合和适应自然的特性、法则和生态规律；人们普遍注重强调人改造、征服和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长提高与发展，而忽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调节能力和人对不断变化着的自然界的适应能力的训练、提高和发展；人们一味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和统治，却忽视了我们对自然的每一胜利，都要受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正如M·海德格尔所说，当我们把自然及其事物作为“客体”来对待时，我们所注重的只是一种强制性、榨取性的意义；我们强迫自然提供知识和能量，却没有耐心倾听自然以及生活、隐蔽于其中的东西的声音，没有为它们提供一个栖身场所；我们命令、剥削、肢解自然，也就注定了我们的对象、“客体”会反对我们，它们会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反过来惩罚我们；我们背弃了自然，我们也就失去了家园。

事实上，早在生态危机初露端倪、还未引起人们普遍重视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远见卓识地提出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真知灼见和科学预见。马克思在阅读了1847年出版的弗腊斯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两者的历史》一书后，十分赞赏该书的生态学思想，认为农民的“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⁴³⁾。恩格斯也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提到这一段历史，他写道：“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⁴⁴⁾恩格斯在总结了人向自然界索取的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结果又消除了。”⁽⁴⁵⁾他又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⁴⁶⁾。

以上引述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最近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以及未来肯定要发生的修正，在左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方面，显然要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起决定性的作用；有关人的意义及人类展望的任何讨论，首先必须考虑到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所处的这样地位：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其主宰；人类应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向自然无限度扩张和征服；人类不可能与自然隔绝建造自己的“乐园”，而是与自然息息相关，同生共死。

2.“生态危机”的实践根源：工业文明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尖锐冲突

悠悠岁月，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人类文明的进化经历了原始文明（采集与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大阶段。采集和狩猎文明历时约200万年，农业文明历时约一万年，工业文明历时近300年。所以，人类文明进化的曲线越来越加速，起初一直是平缓的，最近300年陡然上升。

虽然工业文明只有二三百年的发展史，但它却为人类创造了以往无法比拟的财富。世界工业经济的巨大规模和迅速扩张，被人们誉为现时代的伟大成就。在1950—1997年之间全球经济年度总产值从5万亿美元扩展到29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如今的世界在12天里就能生产出1900年用全年时间才能生产的总产值。人类的物质欲望得到了空前的满足，人类祖先几乎所有物质方面的梦想，在今天都已成为现实。

然而与此同时，人类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工业文明是建立在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排放废弃物的工业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它寻求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需求。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极大地扩张了人类驾驭自然的种种能力，却没有同样扩大人类保存和保护自然的能力。无限度向自然界索取，使得人类能够以从前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来燃烧、砍伐、挖掘、移动、改变各种各样的物质，从而严重地损坏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系统。

我们知道，地球上生命进化过程的出现和维持需要有一定的自然环境，包括来自太阳的持续的能量流、大气圈、水圈、土圈和岩石圈。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进化出了生物生态系统，它有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三元结构。作为生产者的植物、消费者的动物、分解者的微生物，它们相互耦合，形成生产、消费和分解三个环节构成的无废弃物的物质循环。绿色植物从环境中吸取各种化学元素，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用以建造自身；当草食动物采食绿色植物时，植物体内的营养物质就转移到草食动物体内；随着肉食动物对草食动物的捕食，草食动物体内的营养物质又转移到肉食动物体内。当动植物死亡后，微生物又将它们的残体或尸体的有机物分解为无机物而复归于环境，以供绿色植物再吸收，如此周而复始地构成无废弃物的物质循环。可是，在自然环境和生物生态系统基础上进化出来的人类生态系统，至今却只有二元结构，亦即人类是超级生产者、超级消费者，却不是超级分解者；人类文明可持续进化成为一个全球问题的实践根源即在于此⁽⁴⁷⁾。

人类所进行的生产活动主要有人的生产、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信息生产。人的生产，如前述及的人口激增所表明的那样，人类已成了人的超级生产者，造成全球人口膨胀。

为了养活急剧膨胀的人口，并要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人类就不得不成为超级农业生产者。于是，过度放牧造成草原退化，过度捕捞造成渔业资源枯竭，过度狩猎造成物种灭绝，过度砍伐造成森林面积锐减，过多施用化肥和农药提高农作物产量造成了土地的贫瘠和农业产品化学污染。

人类也不得不成为超级工业生产者。当代工业生产系统的物质转换方式，仍然保持着在生产产品的同时向环境排放大量的废弃物。传统工业范式可以简化地表述为：原料——产品——废料。因为它的技术原则和组织原则是线性的和非循环的，因而它以排放大量废弃物为特征。这种“废物”排放量非常巨大。据统计，社会工业生产从自然界取得的物质被利用的仅占3%～4%，其余96%则以有害和有毒物质的废物形式被重新抛回自然界。

人类还是超级的消费者。我们这颗小行星上所有对人有用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土里长的，还是地下埋的，都成为人类消费的对象。他们消费自己制造出来的产品，包括提炼出来的化工产品（特别是塑料制品）和放射性核原料，然后把大量的垃圾堆在地面、埋到地下或抛进海洋，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

然而，人类至今还没进化成一个超级的分解者。他们往天空大量释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氟利昂等化合物，将含各种有毒物质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注入地下、河、湖和海洋，一方面指望植物来吸收和分解这些有害气体、液体和固体，但又把吸收和分解能力最强的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砍伐得所剩无几。人类指望微生物（细菌和毒菌）来分解那些有害物质，但它们应接不暇，既分解不了那么多，也分解不了那么快，单靠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已难以恢复正常状态了。最终的结果是人类文明迅速上升的进化反过来破坏了她自己赖以存在和进化的两个基础——自然环境和生物生态系统。

3.生态自然观

生态自然观是人类对现代生态危机进行反思的结果。当代生态学特别是人类生态学为其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我们已在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中指出，将自然的本质归结为生命共同体的思想，这是一种崭新的基于当代生态学的生态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认为：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整体性；生态系统是具有自组织的开放系统；生态系统是稳定性与变化性相统一的动态平衡系统；生态系统的价值是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

这里，我们所要着重论述的是，生态自然观体现了下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

第一，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⁴⁸⁾人是具有自然力的社会存在物，为改造自然界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内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能动的存在物”，具有能动性。人化自然、属人的自然的不断扩展与拓深，标志了人的主体能力的日益增强。但是，人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是有形的、感性的存在物，由于它的血肉之躯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它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外部自然和自身自然的制约；在任何时候，人的能动性的发挥都不是不受制约的，不是无限的、绝对的，“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⁴⁹⁾并不因为人的活动而消失；人类只能顺应自然界的规律性而不能违背自然界的规律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又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即具有受动性。这样，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就表现出“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⁵⁰⁾。如果我们注意到，由于人类的活动，打破了自然系统的生态平衡，从而不得不接受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更深刻认识到人的这种能动和受动、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人不能以纯粹自我规定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主观愿望，不能对人所具有的能动性滥加发挥；人在自然界里能获得多大的自由，并不单纯取决于人的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对人的受动性的认识程度和控制能力。

第二，人改造自然是人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的统一。所谓人的内在尺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个表征，表现了人的活动方式区别于动物的活动的创造活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⁵¹⁾所谓“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实际上就是通过反映和掌握任何一种客观事物的具体属性和规律，以它们为根据来进行生产，即人能够认识和运用规律，表现出对于对象的超越性；所谓“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也就是指人将外在种属、事物的客观规律内化为自己的需要、本性、本质力量，然后以此为尺度进行改造对象世界的实践。总之，人的内在尺度，就是人根据自己社会产生的需要所规定的目的、计划和方案、活动方式和手段，可以概括为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需要、本性和本质力量以及对于自己活动和本质的自我意识。

所谓自然的外在尺度，即对象尺度，就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和规律。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人改造自然的活动，必须遵从自然界的外在尺度，即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仍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人的活动的内在尺度的形成，首先要以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为基础。没有客观世界的存在及其规律为物质前提，内在尺度的形成就缺乏根据。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规律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运用就无从谈起。然而，人的内在尺度又不仅仅限于对客观事物规律的反映，在实践上也不仅仅表现为遵从外在客观规律而简单地再生产自然界，人的内在尺度的锻造凝结了人的创造性的本质力量，它可以通过改变客观外部对象的形式，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创造出自己需要的人化自然界。也就是说，必须使人的活动既符合作为人的内在尺度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主体需要（即合目的性），又符合作为人的活动外在尺度的客观自然规律（即合规律性），实现两个尺度的统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使我们看到“万物是人的尺度”；当强调自然为我的内在尺度时，同时要强调“我为自然”的外在尺度；是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统一。

第三，人既是自然的消费者又是自然的调控者和协同进化者。首先，人在生态系统中是处于杂食性消费者的生态位上的。人作为大自然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由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所组成的金字塔形的事物链中，人类同其他动物一起共同消费自然界的水、空气、阳光等生活资料，但作为有能动性的人类的消费与其他动物的消费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类的消费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以改造自然为目的的高级消费。他们的消费方式、方法、范围和质量与其改造自然的方式、方法和结果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的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⁵²⁾由人类改造自然的盲目性造成的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最终还要通过负反馈来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其次，人还是生态系统的调控者和协同进化者。在人类产生以前，甚至在人类产生之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生态是靠自然调节机制来调节的，因而当生态陷入无序时会经过自我调节达到新的有序状态。但是人类社会大规模地对自然资源无限度的滥用，尤其是工业社会对自然的污染，使大自然应接不暇，单靠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已难以恢复正常状态了。人作为生态系统的调控者，其调控的现实对象是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影响，即“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所谓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即是说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两者都必须对这种相互作用发生特定的进化变化。也就是说，两者通过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通过相互之间的适应性选择和制约，在人类创造自己社会历史的同时，维护地球健全的生态系统，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维持生命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