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的关系

在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中，一直流行着这样两种自然观：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另一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与此相应地，在自然观上就出现了技术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生态社会主义者在汲取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对这两种自然观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类“统治”自然。这种“统治”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奴役和剥削自然，而是指在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的合理控制。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人类在反思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时，不应该放弃“人类尺度”，而应该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尺度。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的自然观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即技术中心主义。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过深刻的论述，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精辟论述为建构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以保护生态平衡为中心内容，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新型社会主义。

我们把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按照马克思的阐释，人与自然之间是互为一体的，“人直接地就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生态社会主义者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认为人与周围自然具有共同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类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依赖于自然界而存在，但不能就此说自然就具有优先权。我们不可否认自然界是先于人类的生物性存在，人类自身的确依赖于自然界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自然只有在与人类的共同存在以及相互转化中才具有意义，自然没有独立于人的存在价值。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建构者格伦德曼就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把自然作为人类一切行动的准则，认为“自然是否拥有自己的意愿（或灵魂）主要是一个关于宗教意义的问题”^[4]。自然只有通过人的开掘和发现，才能获得现实性，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具有了人化的社会性。因此，自然又是社会的一部分，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

第二，人与自然在相互交往中走向统一。马克思认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者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关系。”^[5]生态社会主义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互为对象的思想，认为生态问题不是自然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与自然通过人的实践而形成整体性的存在。格伦德曼认为，人类的生存状态是以不得不依赖于自然为特征的。但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目的又通过技术手段改造自然。技术是中介环节，人类因此获得了与自然的交换。一方面，社会和自然是互为一体的，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又是社会化（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社会和自然又是相互作用的，自然制约并改变着社会，反过来社会也在改变着自然；被改变了的自然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进步，如此往复，构成了人与自然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

第三，人类在自然界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标志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批判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的尺度”纳入自然体系，只是给自然以伦理和价值的思考，明确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特殊地位。格伦德曼指出，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特殊地位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标志的。只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能够提供估价生态问题的参照点。因此，人类能够懂得自己创造的世界比自然给予的更好。通过人类的创造，人类在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中必然能够建设一个“第二自然”。人所创造的“第二自然”既是人与自然关联的必然性的体现，也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方式，人类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

第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恩格斯曾经指出工具的广泛使用，对财富的永无止境追求，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加都在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分化和对立，对土地的高利用以及毁林造田和将草原开垦为农田，引发生态破坏和环境问题。“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迄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6]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尽管我们坚持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但我们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看待自然的。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应该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原则来建构。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当代生态危机的出现，不是由于自然具有优越性，而是由于现行人类社会对自然的统治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生态社会主义人与自然关系论述最为详细深刻的当属戴维·佩珀。在佩珀看来：“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尽管它重视人类精神及其部分地由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满足的需要。”“人类不像其他动物，但也不是外在于社会的非人自然。我们所观察到的自然是社会地被观察到的和产生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然的”。^[7]佩珀接着指出，“人类不是一种污染物质，也不‘犯有’傲慢、贪婪、挑衅、过分竞争的罪行或其他暴行。而且，如果他们这样行动的话，并不是由于无法改变的遗传物质或者像原罪中的腐败”，“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更加可能的原因”^[8]。佩珀还指出，资本主义“自然的异化是与人类自己的部分分离”，通过“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的重新占有对我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控制”，原来的异化可以“被克服”，因为“生产是我们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即使它不是那种关系的全部内容。我们不应该在试图超越自然限制和规律的意义上支配或剥削自然，但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我们应该集体地支配（即计划和控制）我们与自然的关系”。^[9]在佩珀看来，生态社会主义所实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所实行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在不超越自然的限制和规律的前提下，通过集体控制的方式，有意识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集体的利益。而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通过技术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自然，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资本家的利益。

生态社会主义对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表明了其试图把资本主义社会视野下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变革为人与自然统一的和谐关系。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劳动异化、进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现实的分析后，得出的解决这一矛盾的理论突破。它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同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理论结合起来。这恰恰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优越性的体现之一。共产主义社会是第一个人类有能力充分实现自我的社会，人类不仅能够获得自己对社会生活的共同控制，而且能够获得对自然的合理控制。这参照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并按照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特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和谐视为实现人类真正自由的重要方面。^[10]这样，人类自由的真正实现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的统一，就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方面。

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以人为尺度、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指出这种关系既不像当代资产阶级学者所假定的是人类“分离和优越”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生态中心主义所相信的仅是抽象的“平等”的关系。“社会与自然是辩证联系的，以至于一方是另一方的体现。”^[11]这种关系的确立，反映了生态社会主义把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当代社会制度、把解决生态问题最终归结于代表人类社会进步社会制度——生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思考。这是与那种漠不关心人类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解决方案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