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的对象和感性的活动

三、感性的对象和感性的活动

所谓“实践”，其最简单、最基本的表达是:“人的感性活动”或“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先前被译作‘客观的’］活动。”大体说来(就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上下文说来)，感性对象性的原理出自费尔巴哈，而且一开始就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从1839年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开始，费尔巴哈便试图以感性的整体性(所谓“空间的自由主义”)同黑格尔的纯粹历史性(所谓“时间的专制主义”)相抗衡，试图以爱、激情、崇拜等(感性的理智或直观)来抑制黑格尔纯粹思想或纯粹理性的专制主义^[25];而费尔巴哈赖以出发的立足点便是对感性意识的肯定，是感觉论的恢复。不仅如此，在费尔巴哈那里，所谓感性，首先意味着对象在感觉之外、在语言和思维之外的实在的存在。这种“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26]根据这一点，费尔巴哈问道:黑格尔从没有前提的、关于存在的思想开始，为什么他不从存在本身、从当下直接的存在开始，亦即从感性具体的事物开始呢?^[27]正是由于强烈地坚持感性现实性和感性完整性的原则要求，所以费尔巴哈不仅与思辨唯心主义及其理性专制主义相反对，而且不时抨击“不学无术的唯物主义者”——抨击他们以狭隘理智所虚构、所牢笼的机械论宇宙，抨击他们以抽象思想形式所编造、所拼凑的贫乏、枯燥的存在世界。因此，费尔巴哈特别地以“感到痛苦的实体”^[28](即感性存在的事物)来与抽象的实体相对立。他说，只有感到痛苦的实体才是必然的实体，而没有痛苦的实体则是一种无感觉、无物质的实体，因而是一种没有根据、没有实体的实体。约言之，形而上学家和机械论唯物主义者的抽象实体，乃是一种“无物质的物质”。在这个意义上，物质、物性之为虚空的抽象，正像上帝、精神、“我”之为虚空的抽象一样。真理、实在、本质仅仅在感性之中;你未曾知觉到、看到过“作为物性的物性”，正像你未曾知觉到、看到过作为精神的精神一样。真理永远只是“完全确定的、感性的、个别的事物与实体”。^[29]因此，自然的概念仅只是一个“一般的名词”，用以表示人认为与他自己及其产物不同的那些事物、对象，但却并不是那种从实际事物中抽象出来、并且分离开来的“人格化和神秘化了的普遍本质”。^[30]

在这里，当费尔巴哈表现其哲学唯物主义立场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他前进的意向——亦即超出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的意向(当然，这只是就其理论意向而不是就其理论终局而言)。在这种意向中，包含着费尔巴哈拒绝对“不学无术的唯物主义者”负责的基本理由，包含着为恩格斯称道的“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31]，也包含着费尔巴哈较之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的“很大的优点”。^[32]这样的感性现实性原则，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33]

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学说，可以简要地概括在以下两个基本命题中: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34]这个对象性学说，首先是针对思辨唯心主义的:绝对主体(或形而上学的抽象实体)是无，因为它是“绝对”——所谓绝对，也就是“无对”，即“没有对象”。其次，费尔巴哈通过这个学说引申出关于现实主体及其对象世界之存在的一系列结论，例如:(1)人首先是感性的、自然的存在;正因为他以感性的自然界为对象，所以他本身就是感性的自然界。(2)人是具有类意识的存在，即赋有理性、意志、心情的存在;而且正因为他以上帝这个最高实体为对象，所以他本身就是最高实体，就是上帝。(3)人是文化的存在或社会的存在，是我对于你的存在或你对于我的存在，是“我”和“你”;而且正因为他是“我”和“你”，是以类作为对象，所以他本身就是作为类的类，即“社会”。最后，这个对象性学说(它根本区别于黑格尔的对象性理论)对应于马克思的下述说法:“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35]或者，“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惟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但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像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36]不难看出，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作为本体论的原则，一般说来是为马克思所赞同的，特殊地说来是为马克思充分地消化和改铸的。

现在我们必定非常关心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差别，因为差别正就是构成发展的东西。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这宛如一个真正的悲剧: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37]这里出现的乃是费尔巴哈的界限，亦即其倒退至抽象王国的开端，而马克思恰恰是越出这个界限而进一步前行的思想家。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指示差别，那就是: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并且首先是其本体论的意义)。

为了能够在篇幅允许的范围内说明问题，我们只能做一个最最简要的对照(但愿这个对照不致引起简单化的误解和混淆)。“感性的对象”和“感性的活动”，“对象性的直观”和“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动”——这就是差别，至关紧要的差别。在1844年以前，对于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来说，差别完全在“感性—对象性”的内部，仅只是牵涉“反思形式”的差别;在《巴黎手稿》中，这一差别得到了本质重要的发展，直观的对象性已经实际上到处为活动着的对象性所取代，并且引人注目地生发出一些完全新质的本体论思想;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能在几个月以后的《提纲》中全面地清算费尔巴哈，提出新世界观的基本纲领，并把上述差别提升为具有原则高度的差别。

很显然，即使是字面上的对照也能够使我们立即发现，对于马克思来说真正重要的乃是“活动”，是与单纯的直观相对待、相区别的“活动”。然而，应当注意的是，所谓“活动”或“活动原则”，并不像初看起来或在常识中所使用的那样是一个十分轻易的术语，相反，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德国古典哲学在“活动”原则方面的整个发展——康德和费希待的“纯粹活动”或“活动本身”、谢林和黑格尔的“无限的活动”或“自我活动”，那么我们也许能够多少体会到，所谓“活动”原则，乃是德国唯心主义在经历了它的辉煌发展之后所获致的丰硕成果，也是马克思没有枉自经历“自我意识”哲学这所学校而从其前辈那里继承下来并重新发现的巨大遗产。不过，无论是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理，还是德国唯心主义的“活动”原则，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进程而言，我们的上述提示仍然或多或少地是表面的;换言之，马克思的“实践”——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乃是全新的、完全属于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原则，它同直观的对象性的差别，就像它同“纯粹活动”或“自我活动”的差别一样大。撇开前期发展的那些隐秘而微妙的关系不谈，就像《手稿》中有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同“纯粹活动”的明确界限一样，在《提纲》中包含着“感性活动”同“感性直观”的全部差别。一句话，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黑格尔(或费希特)，对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来说，都只是其“无机的”条件或“因素”。因此，把马克思的实践原则同费尔巴哈的“实践”或费希特的“行动”混为一谈，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法”的。

由于我们不可能去回顾整个发展过程及其细节，所以我们仅就结果方面的大略作一些评论。当感性对象性的原则能够为“活动”所贯彻的时候，马克思的结论事实上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并且开始引导了哲学本体论的全面变革。马克思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38]如果这不是马克思实践学说的秘密和起源、不是马克思同费尔巴哈或黑格尔(以及全部旧哲学)脱离的真正契机，又可能是什么呢?当我们在《提纲》的最后一条终于见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结论时，马克思在哲学世界观方面的变革意义难道还不够昭彰显著吗?

对于费尔巴哈来说，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和真理乃是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是自然界和人的感性对象性的存在。出于这样的原则，“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即感性地存在着的自然界和人，并力图消除所有存在物之间的抽象对立和形而上学的普遍实体。但是，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对象性的活动”，由于其对象性仅意味着感性存在物之间的对象性直观，因而他所面对的存在世界不仅同样变成停滞的、枯燥的和死寂的，不仅使对象性关系变成冷漠的、外在的、没有生命力和发展力的“对待”，而且导致其本体论观点向形而上学的一连串的倒退。如果说，这造成了费尔巴哈关于人和自然界之现实存在学说的“惊人的贫乏”，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它还使费尔巴哈悲剧性地复辟了旧哲学的种种抽象观念和弊端(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了费尔巴哈“没有离开哲学的立足地”，谈到了“费尔巴哈和我们的敌人的共同之点”等)。因此，比如说，在费尔巴哈试图取消“作为物性的物性”这种形而上学之抽象普遍的实体时，他却不得不暗中恢复一种抽象的——孤立的——自然物个体，就像他不得不“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一样。而为了使这些彼此分离的存在物个体能够联系起来，费尔巴哈的“高级的哲学直观”除了向形而上学的抽象求救，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费尔巴哈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39]

因此，在费尔巴哈那里，人和自然界、思维和存在、存在和本质、应有与现有、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抽象分离和对立，必定仍然是被保持着的。全部旧哲学未能真正解决这样的分离和对立。费尔巴哈也没有做到这一点。虽然费尔巴哈勇猛的“火流”力图溶化一切抽象，但它们都像幽灵一样始终在他身边跳舞。原因很简单，就因为费尔巴哈的单纯直观根本击穿不了意识形态已经实体化了的顽强壁垒，根本无力瓦解两千多年以来理智形而上学在关于存在世界的观念中所掘开的深沟。约言之，费尔巴哈的直观，即便是哲学直观，也未能从内部炸开或销蚀为形而上学的理智所硬化了的抽象实体，而只是偶尔给它们涂上了一些多少有点差别的感性色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