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活动”是人的有意识的自由活动

一、“感性活动”是人的有意识的自由活动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对于这个命题的理解，首先取决于对“实践”即人的“感性活动”的理解。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正是通过对人的感性活动的理论把握才为他的唯物史观确立了“实践”这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范畴。这一点充分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这一重要的理论文本中。

在《手稿》中，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把人的感性活动即劳动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理解为人的“类本质”。对于马克思《手稿》中的“类本质”思想，国内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早期在费尔巴哈类本质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不成熟的思想，带有费尔巴哈抽象人性论的思想遗迹。这个看法完全经不起理论上的推敲。在“类本质”这个概念上，马克思的确是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但这个影响是非常积极的。从一般意义上说，类本质就是从类的共同性上来把握一类事物的抽象概念，这对于任何理论思维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人作为有别于其他物的类，必然有其区别于其他物的类本质，而且无论怎样界说人的本质，都是对人的类本质的界说。因此，问题不在于人是否有其类本质，而在于怎样理解人的类本质。从一定意义上说，唯心主义历史哲学都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来解释历史，但通常把人的类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绝对理念”、“理性、意志、心”或“宗教意识”，等等，即归结为人的某种精神因素或活动，相应地，从这种类本质观念出发对社会现实所进行的人道主义批判也无法越出精神活动的范围，即局限于“思想批判”甚或“词句批判”，而根本不涉及对现实世界和现存社会关系的革命性改造。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显然认为有必要对人的类本质，也就是对一般人性，作出新的理解，以便为对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批判奠定新的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对人的类本质的探讨不能从抽象的自我意识或绝对理念出发，而首先应当从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上，也就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确认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2]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对自然界的普遍依赖，表明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动物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感性的受动性，即“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和动物都是感性存在物。但是，人和动物又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它们生命活动的特征上。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无意识的、非自觉的感性活动，因而“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4]而人的生命活动则是有意识的、自觉的感性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5]所谓“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规定性”，就是说只有当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做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时，他的生命活动才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否则他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就没有根本的区别。

由于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无意识的，因此，尽管从分类学的意义上，动物同样有其“类本质”，但它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类的存在，或者说无法从类的意义上理解自己的存在，亦即不可能是一种类的存在物。而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则在于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对象，从而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类的本质加以理解，并从类的共同性中理解自己的存在，使自身成为“类的存在物”。亦即，“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6]而人作为类的存在物之所以能够既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存在物同时又当做一种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就在于当人把自身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时，这种生命活动才是一种置于人的意识之下、体现人的意志的自由活动。在这里，马克思并不是否认人的意志的自由，但他并不是像唯心主义者那样把人的自由仅仅归结为人的自由意志，而是将其置于人的感性的生命活动中予以理解，指出人的生命活动才是人的存在的根本，而人的意志不过是这种生命活动的自觉性特征，如果把自由意志同人的生命活动剥离开来，那就只能把自由意志设想为某种与人的生命活动无关的、自在的从而也是神秘的精神存在物，而这正是一切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必须把人的自由回归到人的生命活动中，即正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类”的生活，自由才是人的普遍的本质。因此“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

人的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自由活动就是劳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8]这种活动就是创造对象世界或改造无机界的实践活动或感性活动，只有通过这种活动人才能证明自己是类的存在物，并把自身的活动同动物的活动区别开来。“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9]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的论述，充分地阐释了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劳动的自由性的特征。

劳动不仅是人的类本质，而且也是人的类本质的确证。马克思在生命活动的意义上把劳动概念从黑格尔的精神活动中解放出来，并把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自我意识的对象化的思想在感性活动的意义上予以更充分的发挥。如果说，黑格尔把对人的自由本性的论证最后变成了理念的逻辑推演，那么马克思则是把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作为人的自由本性的论证。黑格尔认为人需要通过自身的特殊化再返回自身确认自身自由的无限性、普遍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个特殊化和从特殊化中返回自身也不是单纯的逻辑环节，而是人的感性的对象化活动。如马克思所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0]

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不仅表明人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且表明人是社会的存在物。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础原则，但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能仅仅从宗教感情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1]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生命活动即劳动或生产的社会性，一个人只要作为真正的人来进行活动，从事生产，他就是一个社会的人，无论他的活动是单独进行还是以集体的方式进行。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反对那种把人的社会本质同单个人对立起来的观点，强调社会本质就是单个人的本质，就是单个人自己生活和活动，他说“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2]因此，“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13]这就是说，任何特殊的个人既是个体，又是类，任何个人的生活，既是个体的生活，又是类生活，因为在他个人的生命活动中实际地表现了“人”的生命活动的总体，是类生活的特殊的存在方式。

从上述论点可以看出，马克思从作为感性活动的劳动中发现了人的类本质，从而也就从劳动的现实性、自由性、能动性、自觉性和社会性中推导出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自由性、能动性、自觉性和社会性。这可以说，是对人的类本质的最为确切、最为完整的理解和表述。当然，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从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意义上论证了人的自由本质，并不意味着人的活动自始至终就是直接的、现实的自由活动。从人的类存在的意义上界定人的自由，还仅仅是对这种自由的抽象把握，仅仅是指出了这种自由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因此，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自由的现实化的确要经历从自在到自为再到自在自为发展过程，或者说从抽象的、可能的自由到具体的、现实的发展过程。不过，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人的自由最根本地体现在人的感性活动中，因此自由的现实化过程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不是自由理念的逻辑地自我展开的过程，而是人的感性活动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