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有机整体自然观”及其自然与自由的统一

一、西方古代“有机整体自然观”及其自然与自由的统一

西方哲学关于“自然”问题的认识可以追溯到西方哲学的萌芽阶段，恩格斯曾经说过:“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¹⁾；我们也可以说，在古希腊的哲学萌芽时期，哲学家们主要关注的是给自己生活提供资源的外部自然界，对大自然的好奇和惊异促使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努力探询自然的奥秘，以寻求自然的知识为己任。因而丹皮尔说:“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²⁾。哲学是“爱智”的学问，最早的哲学也就是最早的科学。当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宣称万物的本源是水的时候，西方哲学就开始了以科学的态度来探究自然问题的征程了，作为人的外在的法则——系统的自然究竟是怎样的一直是古希腊哲学家关注的焦点论题。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希望能够寻找到一种组成宇宙世界的基石，通过这种基石来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以泰勒斯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和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数学哲学分别将这种基础赋予水、气、无限者和数，通过这些基石为整个的自然世界寻求到得以奠基的策略，从而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进行研究。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说:“这种最早的哲学思考，其一元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使米利都学派的学者们从来一次也没有想到要去探索这宇宙物质永不停息的变化的原因或根源，反而假定这是一种自明的事实（当然之事），正如他们认为万变与生成是自明之理一样。”⁽³⁾然而，将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的原因或根据说成这样，并不是他们的本意如此，而是希腊当时的一种信念的使然。因而当德谟克利特以原子作为世界的本源的时候，可以说这代表了古希腊关于万物“基始”的哲学理论中最精致的一个。他用人们肉眼看不见的、不可再分的最小的物质微粒——原子在虚空中的运动来构筑变化莫测的自然界。在这些原子中也包括了灵魂或精神，而且它们是原子中最精致，最能动的圆形原子，是物质运动的原因。这样，自然界的微观组成与变化在原子的运动中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在根本上超越了米利都学派的先入为主的不能解释自然运动原因的纯主观的自然观念，但是在解释自然秩序问题上，无论是米利都学派还是德谟克利特都没有能够触及其合理的内核，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位伊奥尼亚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赫拉克利特认为，宇宙的本原是“火”，火化生万物依据的是逻各斯，逻各斯是本源火所固有的属性，火按照它自身的逻各斯燃烧、熄灭、生成万物。而由火产生的一切事物都必然普遍地遵循逻各斯，至此，希腊哲学的第一个完整的自然观告以形成。其主要内容是: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单一的本源生成的；本源不仅是构成自然事物的元素，而且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和事物间秩序的赋予者；由本源产生出的自然界是充满内在活力和秩序的整体。这种具有秩序和活力的有机整体的自然观是西方古代自然观发展的一个根本模型。

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认为，自然界是由“质料”和“形式”两种因素构成的，质料是构成自然事物的原始物质，形式是自然事物存在、运动和目的的来源。对于任何自然事物，质料和形式都是同时存在并起作用的，因为自然界本身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机体，它不仅是被创造者，同时也是创造者。因而当苏格拉底将古希腊人对自然的研究目光移向了人类的精神领域——伦理学、政治学甚至逻辑学和知识学的时候，他所研究的灵魂，首先是自然的灵魂，其次才可能是人的灵魂，因而他的那句震聋发聩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实际上是在要求人们认识自己的灵魂，从而达到对美德的追求，最终实现美德即知识的目标。在他之后，柏拉图等哲学家虽然仍致力于对自然理论的研究，但是心智（灵魂）的概念被摆在了首要的位置，自然的概念排到了第二，柏拉图认为感性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是易变的，而可理解的世界或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为什么会存在一个可感知的或自然的世界，一个变化的或运动的世界呢？原因在于上帝。但为什么是上帝，柏拉图没有给予论证。亚里士多德后来做了解释，理由是:自然界的变化以及生命的运动的来源不能是“理念”，因为理念只是一种标准，它的功能是将自然界中引发出来的变化加以规范，因此它不是力量，不能引起变化，它只不过是一规范和理想。引起运动和变化的只可能是这样一种永恒的来源或者动力——它本身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的恰当的名称只能是上帝。于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谟克利特的最精致和最能动的原子——“灵魂”变成了生成万物和运动原因的上帝。“由于自然界不仅是一个运动不息从而充满活力的世界，而且是有次序和规则的世界，他们理所当然地就会说，自然界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理智的；不仅是一个自身有灵魂或生命的巨大动物，而且是一个自身有心灵的理性动物。”⁽⁴⁾这便是希腊人为世界提供的有关“自然”概念的基本轮廓。

因此，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所研究的“灵魂”，首先是自然的灵魂，而人的灵魂只是它的一种具体形式。正如人的灵魂对身体的操纵一样，自然这个生命机体以它的灵魂操纵着它的身体，从而保证了自然事物的存在、运动和秩序，保证了自然界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尽管这里仍然残留着原始“物活论”的思维方式，但它的内容则建立在希腊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上，是理性化的。对于受近代科学思维影响的人来说，这一思想似乎是古怪的、不可理解的，然而它恰恰是希腊文化独特精神的体现。希腊思想与近代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希腊人并没有像近代人那样把人设想成超越于自然事物之上的存在。在希腊人看来，人始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最高目的和理想不是行动，不是去控制自然，而是静观，即作为自然的一员，深入到自然中去，领悟自然的奥秘和创造生命的生机活力，这种有机整体的自然观贯穿于希腊哲学发展的全过程，并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深刻地影响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自然哲学。

普罗提诺作为连接古希腊罗马哲学与中世纪哲学之间一位桥梁式的哲学家，他不仅使柏拉图那高居于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之上的理念世界演变为上帝，而且进一步地将上帝作为构成这两大世界的最初存在和根源。从而将柏拉图的感性世界沦陷为黑暗的和毫无意义的世界。他构建了一个“神圣”的三位一体即太一、心智和灵魂。太一是至高无上的，心智是它的影子或是它看见其自身时所依恃的光明，灵魂则是处于最低下的。自然界和感觉世界便是这个地位最低下的灵魂在作向下运动时产生的影像。因此，灵魂受到神圣之光的照耀。而自然界因为离太一最远则处于黑暗世界。既然自然界和感性世界是最低一级的世界并且神圣的光明也照耀不到它，那么这个世界对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只有另一个世界才值得人们去追求和献身。这就是被普罗提诺称作“善”或“神”或超越“存有”之上的太一的世界，然而，因为最靠近神明的是我们的灵魂，因此也只有在灵魂中才能感受到生命的伟大和神秘。因而我们必须研究灵魂，即撇开我们的肉体和塑造肉体的那部分灵魂，以及由欲望与冲动引起的各种虚幻无用的感觉，这时剩下来的就是神圣的理智的影子——灵魂了。

这些关于“上帝”的理论被信奉新柏拉图主义或推崇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督教会的领袖们先后带入了被后人形容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并努力把它们与犹太人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其中有两位最著名的中世纪神学哲学家先后把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基督教思想进行嫁接，从而形成了基督教神学在其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时期。

首先是奥古斯丁的哲学“统治”时期，即柏拉图哲学的“基督教”化时期。奥古斯丁在自然观上不像柏拉图那样仅仅把上帝看作是自然或物理世界的设计者和建筑师，仅仅是对物质实体进行安排和整理，而是坚持了基督教的“创世说”，即上帝是创造者，它用意志创造了物质世界，它从“无”中创造了万物，因此不受原因的支配。每一种解释宇宙的企图从而都被排除了；宇宙的存在是因为上帝要它存在，它之所以像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上帝要它这样。上帝是最高的存在，因而理性的认识归根到底是对上帝的认识。于是，奥古斯丁不知不觉地把希腊哲学（由于对自然的兴趣而形成）的物质概念这一构成宇宙概念的基本要素用精神概念——即用上帝的概念替换了。

继奥古斯丁之后，托马斯·阿奎那进行了基督教神学改造的第二个阶段的工作。由于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带来了被西欧人几乎遗忘了几个世纪的古希腊哲学，这一哲学不仅重新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兴趣，而且引发了基督教理论中固有的哲学和宗教双重传统以及自然神学和天启神学的矛盾。托马斯的工作就是用阿拉伯人带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调和这一矛盾，使信仰和知识通过亚里士多德哲学诠释圣经来达到融合。他力图证明哲学、理性与基督教的天启、信仰是相通和一致的，通过这两个途径都能获得真理，接近上帝。当然人类理性所具有的能力只有通过在天启中对神的积极皈依才能得到充分完全地实现。

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后来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都是把自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在古希腊哲学那里，自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体，在当时，“人没有无机物这个概念”，“也不存在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不存在没有精神的物质世界，也不存在着没有物质的精神世界，物质本身是无形式的，不确定的，一切事物正是由它组成的，精神就是一切事物了解自身变化的终极因的活动”。⁽⁵⁾在希腊人看来，自然从根本上说就是与人相互联系在一起，自然与人之间是相互无间的统一整体，人始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最终目的和理想不是去控制自然，而是静观，即作为自然的一员，深入到自然中去，领悟自然的奥秘和创造生命的生机活力。在中世纪，在基督教哲学的统治下，自然无条件归属于上帝的领导之下，在上帝面前，自然没有任何的地位，但是正是由于上帝的存在，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上帝的庇护下还是统一在一起的，都是上帝的一部分，是由上帝创造的。因而，在西方中世纪哲学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

自由作为人的内在的法则系统在西方古代哲学中也有着完整的表述，古希腊哲人们无论是面对人的外部自然界，还是面对人自身的世界，自由作为一个神圣的字眼已经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在论及自由的哲人中，赫拉克利特是应该首先需要提及的，他认为人是能够认识自然的秩序和规律的，人的智慧就在于认识自然，倾听自然的呼声，按照自然的原则行事。这样，这位看重自然规律的哲学家还给西方哲学中关于自由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启发性的意见，即自由是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认识。这样，自由作为一种对外部自然必然性的认识开始进入了哲人们思考的范围。

真正对自由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认为，人的最重要的属性不是具有感觉、利欲和意念，而是具有反思的能力，人的自由活动是由人的意识作用决定的，从而将人的自由的目的与自由的获得归结为一种对普遍精神（美德）的认知，这样，自由作为人的内在的一种精神状态在苏格拉底这里第一次得到了论述。柏拉图进一步发挥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反对在自然的物质世界中去寻求世界的本源，而是主张在物质世界之外去寻求世界的根源: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追求着一定的目的，即力求达到完善的境地，人要达到完善的境地就意味着人的自由，人要达到自由和完善的境地就必须借助于自己的灵魂的超脱，从而和理念世界相互融通，在与理念的交融中，人就能够获得自由和完善。而亚里士多德则将自由问题与目的论问题相互连接在一起，他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着追求目的和理想的内在欲望，目的就是各种事物的善，但亚里士多德又反对柏拉图的善的共相——理念，他认为每一事物都有着自己的善，善是以自身为目的的东西，从而将善与自己的内在目的相互关联在一起。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意识到了意志可以自由选择，这样，自由作为主体的一种实践孕育而生。

在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之中，伊壁鸠鲁的自由观是值得重视的。他对人的自由的思考是以人的个体本位为出发点，他认为，只有获得内心宁静的人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而只有这种自由才有自身内在的幸福。因之，我们可以认为，伊壁鸠鲁第一次在哲学史上探究了个体的内在自由问题，他运用原子的偏斜运动解释了世界上事物的特殊性，当他运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人的活动时，不仅证明了个体人的自由的可能性，而且还进一步阐释了自由主体的相对独立性，从而与认知的主体相互区别开来。在后来的斯多葛派的自由观中，斯多葛派的哲人发展了伊壁鸠鲁的个体自由观，他们认为，个体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自由的基础是自然规律与秩序，自由的实质是对自然规律与秩序的服从，而一切行为的发生都是命中注定的，意志虽然能够自由选择，但并不能选择行善和作恶，这样，事实上，在遵循自然理性秩序的前提下又取消了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不同于希腊的理性精神和理性的思维方式，而表现为一种超验的信仰和启示，从而在自然的必然性之外又寻求到一片超验的信仰领域的天空。人作为有限的理性的存在者，他不仅追求经验层面上的自由，而且还要追求终极的价值自由，但由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并没有将这种终极的价值赋予人自身，而是无条件的相信上帝的权威，因之，在中世纪的哲学中，人的自由并没有获得一席之地，与自然一样都是为着上帝的存在而设置的，但人是自由的存在物几乎是一个无可怀疑的哲学命题，这样，在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神学哲学家中也不得不谨慎地为人的自由留下地盘，这为后来的近代的哲学家反思“是否有任何一种意义上的自由存在”提供可供探讨的契机，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人的自由问题又成为哲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摆脱神学的束缚后，自由又回到了人的理性的怀抱。

总的来说，在古希腊罗马，由于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是具有生命的有机体，人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统治者，而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有机生命体，而自由作为人的内在的本质的表现，就不是与自然相互抵触的异体，而是与自然相互统一在一起的，都是在“灵魂”的支配下发展和运转的。而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哲学的统治，自然和人都无条件地从属于上帝，都是上帝的产物，因而作为人的内在本质的自由也是表现为对上帝的服从和遵循。最终，在中世纪这样一个被教会统治的时代，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本身，上帝都以人觉察不到的方式存在着并最终起着决定的作用，这样，从表面上看，自然好像被降低为人之下的一个层面，而事实上，在上帝的指引下，这两者都不过是按照上帝行事的奴隶，而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主体，因而在上帝的安排下，自然与自由也最终相互统一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