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

§3　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

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强调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既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德治与法治的区别表现在：

第一，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主“内”，是人的自觉性的要求，法律主“外”，是社会的强制性的规定。

第二，对于抑制人的犯罪来说，道德治“本”，法律治“标”；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道德是一种目的，法律是一种手段。

第三，在调整范围方面，道德与法律有明确的分工，道德调整的一些社会关系，如爱情关系、友谊关系等，法律是不去调整的，而法律调整的一些社会关系，如国家机关的某种职权划分、工作程序、技术规定等，道德是不去调整的。道德调整的范围更加广泛，而法律调整的范围比较狭隘。

第四，在功能的实现方式上，“德治”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在社会生活中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而“法治”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避免了随意性、任意性，保证了国家社会生活有秩序进行和人民的合法权益。法律对人们利益关系的调节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确实具有强大的效力，但法律不是无所不能的。法律具有制定迟缓和修改滞后的性质；法律条文的封闭性使其缺乏广泛的渗透力；法律更多是补救性的惩治，缺乏防治性的劝导；法律和司法的不完善直接影响法律的效力。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德治与法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两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德治与法治在性质上是殊途同归。道德与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和法律都是由一定经济关系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上层建筑，都产生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映，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从道德本身来看，道德是人性的一种本质规定，它与人的存在直接同一，是社会发展和人性完善的价值目标；道德的劝导性、自律性、为善性，不仅提升人的主体性，而且节约社会执法成本；道德的人格力量，具有感召力和信服力；社会成员基本的道德素养是执法公正的精神条件和品质保证。

第二，德治与法治在内容上相互吸收。一切统治者总是努力地把一个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挑选出来，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从这一点来说，统治阶级的道德不仅是立法的基本原则，许多法律规范也是由道德规范转化而来，法律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

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来源。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吸收了这些内容。例如，《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24条第2款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这就把社会主义道德的主要内容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不仅如此，许多道德规范通过立法程序已转变为法律规范。例如，围绕孝敬老人这一美德，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婚姻法》、《继承法》、《刑法》从财产、人身等不同方面作了保障性规定。我国的《宪法》、《刑法》、《民法》、《治安管理法》等已对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作了吸收，《教师法》、《会计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职业方面的法律已对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作了吸收，《婚姻法》、《继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婚姻家庭方面的立法，已对家庭美德的主要内容作了吸收。

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提高公民的素质。而我国公民素质的主要内容是“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和“民主法制观念”。当通过宣传教育，法律由外在的规范成为公民自觉自愿遵行的规则，这时的法律规范对公民来说便成为一种道德规范。

第三，德治与法治在功能上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础，道德的特点是强调教育和自律。法律是道德的最基本体现，法律的特点是强调强制和他律。道德通过运用教育的手段着力约束人的动机，法律通过运用强制手段着力约束人的行为；道德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的外部行为，它还要求人们行为动机的高尚、善良。对人们行为的“内在”影响，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机制。而法律着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单纯的思想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动机与行为，教育与强制，是道德和法律的不同功能，但又是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道德与法律在调整范围方面相互协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转化。有些问题原来属于法律调整的领域，根据新的情况，法律可能不再过问而交由道德调整；而有些原来由道德调整的问题，由于新的需要，则可能进入法律调整的领域。在治理国家中，道德与法律是不可分割的重要手段，两者好比鸟的双翼，缺一不可。

第四，德治与法治在实施中相互支撑。一方面，德治是法治的基础。公民道德素养的提高，是增强法治观念、遵守法治准则的重要前提。所以，加强德治能有效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和精神境界，从而在根本上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另一方面，法治是德治的保证。法治的健全，有利于规范人的行为，维护社会正义。加强法治能赋予社会道德规范以权威性，促进社会道德法制化。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

所以，社会主义道德的实施主要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法律的实施则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但两者的目标都是促进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道德从本质上说，是由人的内在需要所启动的，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没有好的道德素养，那么再有效的法律也是无济于事的。道德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道德教育与建设可以使人性得以提升或升华。

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的具体途径。

首先，要加强道德建设，以道德的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公民的文化道德素质，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人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引导和帮助人们牢固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掌握和确立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为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道德氛围。在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育中，要强化道德“说服力”的作用，也就是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提高人们的荣辱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内心中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换言之，是要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耻之心”，有了这种“羞耻之心”，一个人也就有了道德行为的基础和前提。正如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其次，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德治”与“法治”的结合。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强制力。虽然社会主义道德靠个人的良心和舆论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道德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它们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为法律义务，以法律制裁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还可通过立法，以奖励性的手段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在对违反最低限度道德义务的行为予以制裁的同时，对见义勇为等先进行为，法律给予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榜样学习，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

通过公正执法，惩治不道德行为，增强公民社会公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家庭美德意识。例如，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的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既可增强公民对国家、社会的信任意识，又可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依法打击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活动，可以促进职业道德；依法惩处虐待老人行为，可以促进家庭美德的培育。

最后，在道德教育中，应当强调，遵守法律是道德的最基本的要求，同时，要把重要的道德规范，尽量纳入到法律之中，融入到社会管理制度中，融入到群众的各种守则、公约之中。可以发动民众制定和执行各种道德守则、公约，法律对这种活动则给予一定支持。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又是基层民主建设实行基层组织自治的重要内容，政府依法对这种活动提供一定经费、给予一定指导。政府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法治和德治的鲜活经验，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制度和模式。

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使人们自觉地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从而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同样，没有法治，不以法制的权威性和强制手段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稳定就没有保障。只有充分发挥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两方面的协调作用，才能进一步净化社会风气，最大限度地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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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34页。

(5)弗兰克·梯利：《伦理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

(6)《论语·为政》。

(7)《孟子·公孙丑上》。

(8)《荀子·富国》。

(9)《汉书·董仲舒传》。

(10)《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11)《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12)《史记·陆贾列传》。

(13)《诸葛亮集》。

(14)《贞观政要·择官》。

(15)《明太祖文集·刑部尚书诏》。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6页。

(17)《论语·里仁》。

(18)《孟子·梁惠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