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的比较与理解

（一）中译本的比较与理解

在论述《历史的观念》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地介绍一下柯林武德的中译本概况。国内翻译柯林武德的著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则进入了翻译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历史的观念》、《艺术原理》以及《自传》等中文译本，工人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艺术哲学新论》，《自然的观念》也在此时完成翻译并于1990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后一阶段始于21世纪初，其中共出了三本著作，2004年由大象出版社刊印了《新史学·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第三辑），该论文集部分来源于威廉·戴宾斯（William Debbins）《柯林武德历史哲学论文集》（纽约，1985），2006年广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精神镜像或知识地图》，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形而上学论》，并重刊了《柯林武德自传》和《自然的观念》。此外，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的观念译丛”出版了《历史的观念》（增补版），并将出版《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文选》以及《史学原理》等著作。从中译本的出版来看，国内介绍的重点多集中于历史思想、艺术理论、科学史与哲学思想，而几乎没涉及柯林武德的考古学、罗马不列颠史、宗教学、民俗学与政治哲学思想等方面的著作。虽说这种选择性翻译切合了当下研究者的兴趣，不过，设若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柯林武德的思想，那么仍有待于他的著作及其遗稿的翻译出版。显然，这里预设的读者对象是中文阅读者。

诚然，柯林武德之所以为人熟识受人批评，多源于他的名作《历史的观念》一书。迄今为止，《历史的观念》已存在多个版本，大陆现有三个译本，（1）何兆武、张文杰的译本（后简称“商务馆译本”），该译本最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刊行；（2）尹锐等人的译本，由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出版，这是个省略“原编者序”的版本；（3）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历史的观念》的增补本。台湾有陈明福在桂冠图书出版的《历史的理念》以及黄宣范在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出版的《历史的理念》。在他们之前还有黄超明（正文出版社，1969年）译的《史意》，《史意》这个版本未曾得见，只是在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图书馆查询目录中发现此译本。译者由于身处不同的时代，各自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因此，译著或多或少混杂了译者的阐释内容，这些内容势必影响到读者的接受。下文将以译本作为分析对象，透过译本的比较来理解译本、译者与读者三极间的关系。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有关柯林武德自传内容的翻译，这段译文内容不仅表明了柯林武德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而且关乎到他对实证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反思：

①［苏］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乔工等译，三联书店，1961年，第164页。

②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167.

③［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

诚如上一节所言，康恩的论著志在从意识形态上批判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故“乔工版”的译者们考虑了这段引文的语境问题，在翻译过程中施用了隐喻修辞的手法，譬如，“黑暗”、“光天化日”等语句不仅表明了柯林武德与早年实在论思想的决裂，而且形象地道出了他身处的时代特征，亦即欧洲盛行“非理性主义的传染病”，这也是柯林武德在《形而上学论》第十三章着力阐明的问题。“陈静版”将“these things”译解成“一切危及民主制度的东西”，这一增补意译虽有悖于文法结构，却凸显了柯林武德坚守民主制度、珍视人类自由的可贵精神。显然，这一增补性的解释消除了译本的“疏异性”（Strangeness），不过“解释者的话并不是文本，而是为文本服务”，进而解释者进入到文本之中，形成了伽达默尔所谓的“诠释学结构”。⁽³²⁾事实上，“诠释学结构”旨在参透、体悟文本背后的意义，为读者与作者的思想对话提供可能性，它的构成要素可用如下图式表示：T表示“文本”元素，R表示“读者”元素，A表示“作者”元素，M表示元素组合而成的“意义”，“｛｝”表示“集合”。M：｛T、R、A｝蕴涵了如下子集M₁：｛T、R｝M₂：｛T、A｝。M₁和M₂这两种意义表现为线性解释的产物，前者缺乏实际读者的参与，进而容易把“作者意图”等同于“文本的意义”；后者撇开了作者，致使将“读者期待”等同于“文本意图”。就此而言，诠释学沟通了文本背后的人，即读者与作者的思想交锋，“文本的意义”是“作者意图”与“读者期待”博弈的产物，是不断修正与对话的产物，也即全集M所表达的内涵。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会发现“乔工版”采用了意识形态的立场，译文在文法上更忠实于原著，“陈静版”则有助于读者发掘文本背后的意义，凸显了伽达默尔所指的诠释学的理解路径。两个版本的互补性有助于我们理解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与社会关怀。

既然诠释学的旨趣在于构筑文本视域与读者视域之间的融合，那么探讨充当解释者的译者亦就成了题中之义；以《历史的观念》为例，我们可选用“商务馆译本”与“陈明福的译本”做些比较。在译后记中，“商务馆译本”虽然仅叙述了翻译的技术问题，但是译者的翻译体会却对读者阅读《历史的观念》具有某种导向性：“由于作者在生前没有来得及把本书写成定稿，所以本书在编排上和内容上显得颇不平衡。有些理论并没有做出应有的详尽发挥，甚至没有讲清楚。对他的一些基本论点的理解，翻译过程中曾参考了作者的其他著作，尤其是他的《自传》一书。读者如对他感兴趣的话，最好也请参阅他的其他著作，至少是他的《自传》。当然，作者理论本身也有其重大的漏洞，乃至前后自相矛盾和风格不一的地方。这些是有待于读者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分析的。”⁽³³⁾质言之，倘若要理解与批评柯林武德的历史理论，读者理应结合他的其他著作，方有可能客观地阐析《历史的观念》所欲表达的史学思想。相反，“陈明福的译本”谈及了译者自身的思想变迁，以及译本与原本之间的差异：“经过两年的反省、修正和相关知识的扩充，我逐渐认清柯林乌论证的理路；这时，我虽不再觉得自己只是匍匐在历史理念世界中的一只爬虫，却无可免于自觉自己只是活动在柯林乌这座巨大雕像投影下的蚁类。柯林乌绵密而严格的论证推演，对于理念涵蕴之丝毫不肯放松……我必须忠实地告诉读者，这个译本也许还值得您费心去理解，但译本终究不是原本，视为The Idea of History一书的参考资料可也，视为它的本然则不可，要真正理解柯林乌的The Idea of History，还需要读者亲自去读他的原文。”⁽³⁴⁾显然，“爬虫”与“蚁类”的意象表达了译者思想观念的深化，这般翻译体验有似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所谓的“格式塔转换的改宗”，⁽³⁵⁾如果说它只是译者的个体性经验，那么有关译本只不过是原本的“参考资料”的观念则很具普遍性。伽达默尔认为，原文存在某种“意向”的含义，而译文并不使原文变得容易理解，因为译文遗漏了原文中大多数可能的背景或“词外之意”，由此“翻译者的任务绝不仅仅是把原文所说的照搬过来，而是把自身置入原文的意向中，这样才能把原文中所说的意思保存在翻译者的意向中”。⁽³⁶⁾若此言非虚，这两个译本的译者是如何置身于《历史的观念》的意向中呢？为了尝试解答此问题，接下来将重点分析The Idea of History译本中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