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与理解

第四章　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生产与理解

本章在前一章文本描述(textual description)的基础上，上升到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维度里，讨论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是如何在生产或理解的过程中产生的。

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实践“涉及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这些过程的性质根据社会因素随不同的话语类型发生变化”。^[1]他后来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传播事件的话语实践维度包括文本生产和消费的各个方面。其中，有些具有较多的制度性特征……而有些则是狭义意义上的话语过程”。^[2]他的意思是说，话语实践维度中的话语分析不仅包括对文本生产机构的制度性特征(如编辑过程等)的分析，还包括对文本的生成方式以及受众对文本不同解读方式的分析。菲利普斯(Phillips)和乔根森(Jorgensen)的解释也许更容易理解些，话语实践聚焦“文本生产者如何根据已存的话语和类型去制作一个文本，以及文本的接受者如何应用所提供的话语和类型来消费和解释文本”。^[3]简而言之，在话语实践中，文本生产的性质塑造了文本，并在文本表面留下了语言形式特征的痕迹;而文本阐释的性质则决定了文本的表面特征将如何被阐释。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批评性话语分析从语篇分析进入到话语分析。

在话语实践的维度里对一个文本进行分析包括两个基本过程:一是文本生产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辩证过程。即一方面，文本生产者根据专业惯例和规约(如新闻价值、职业准则等)，以及话语类型去编码文本;另一方面，生成的文本也反映了这些惯例、规约及话语类型。二是文本和接受者之间的互动辩证过程，体现在一方面，文本可以影响和塑造接受者的观念;反过来，接受者对同一文本也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从话语实践这个层次上看，批评性话语分析与英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提出的“编码/解码”(Encode/Decode)理论颇有相似之处，两者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补充。

跨文化传播活动是指文化观念和表征体系存在明显差异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互行为。文化观念和表征体系的差异深深地影响着传播活动的编码和解码方式，以至于文本的生产者和文本的接受者期望通过文本来进行“无缝”对接，从而达到完全客观真实的传播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因为语言并不是反映现实世界透明的“镜子”，语言的使用(话语)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难怪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交流的无奈》一书中不无悲观地写出:“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其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4]

当传受双方各自通过不同的文化框架去审视、理解和解释对方，并根据不同的方式去相互编码和解码时，“偏见”的产生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霍尔所指出的那样:

编码和解码的符码也许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对称的程度——即在传达交流中“理解”和“误解”的程度——依赖于“人格化”、编码者—生产者和解码者—接受者所处的位置之间建立的对称/不对称(对等关系)的程度。但是，这又转而依赖于符码间的同一性/非同一性的程度，这些符码完全或不完全地传达、中断或系统地扭曲所传达的一切。符码之间缺乏相宜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播者和听众之间关系与地位的结构差异，但也取决于“信息来源”与“接受者”的符码之间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发生在转换和脱离话语形式这一环节。所谓“扭曲”和“误解”恰恰因传播交流的双方缺乏对等性而产生。^[5](黑体为笔者所加)

跨文化传播的传受双方分别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编码和解码的。文化的差异(思维模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语言表征系统的不同，以及文化之间由于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的强弱而造成的不平等关系都会导致传受双方对等性的缺失，而对等性的缺失不仅影响到编码者—生产者赋予文本的意义，也会影响到解码者—接受者对文本的解读。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对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必须将“扭曲”和“误解”放在话语的生产和接受的动态过程中进行考察，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文本的语言形式特征上。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话语实践维度是对话语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进行阐释，这与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主旨思想基本相同，而霍尔所提出的接受者对文本解读的阐释性范式(interpretation paradigm)是对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它使我们意识到，话语偏见不仅可能出自编码者—生产者，也可能出自解码者—接受者的不同理解和解读，从而可能产生伽达默尔解释学意义上的“偏见”。

新闻文本作为一种特定的话语类型，是在特定的机构环境中经过特定的过程加工生产出来的，表达了媒介机构的意义和价值观，并以不同的方式被受众所消费和阐释。下文拟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话语实践维度中，从新闻文本生产的制度性特征以及互文性与新闻文本的生产，和受众对文本的不同理解和解读两方面来透视跨文化话语偏见是如何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