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目的论到道德目的论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康德的自然目的论所要解决的主要是这么两类问题：一是通过反思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原理，来确认生命有机体在结构上的合目的性，以及它们的生命过程所遵循的目的因的因果性规律，为把握生命有机体提供一条科学认识的主观指导原则；二是同样通过确定反思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原理，来假定复杂繁多的自然现象在形式上具有一种合目的性，从而使科学认识能够按照这一原理，来把具有种种特殊规律的自然界把握为统一的整体。

当我们通过合目的性这个概念把自然设想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时，在康德看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到道德目的论。因为这时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自然界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存在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在自然界本身中，我们是不难看到事物之间显现出的一种目的与手段式的联系的，这可以被归结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外在目的性的联系，例如牛马等牲口与草的关系。草生来似乎就是作为手段，服务于牲口这一目的。这种外在目的性只是一种助益性（Zuträglichkeit），用以服务于他者的存在的。另一种则是事物自身内在目的性的联系，也就是一事物自身所要达成的结果，恰恰是构成它自身内因果作用的原因与条件。在这种目的性里，结果的表象正是它的活动的原因，并且在结果与原因之间具有同一性。例如对于树种与树来说，长成树是树种的目的，同时也是它成长的原因。这个成长过程本身具有同一性。

尽管有些自然事物本身是一个目的，但是当我们要问是否它们能够作为整个世界的最终目的时，却没有任何一个事物足以担当这一点。追问下去，回答只能是：只有人才是自然万物的最终目的。这个答案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得到确证。

首先，只有理性的、道德的人才会为自己提出一个目的概念，规定自己存在的目的。⁽³⁾因而只有人才能在审美方面，具有美的理想；才能在道德方面，具有至善的理想。并且由于自己拥有的自由的能力，他能够将这种理想加以实现。不过按照康德的看法，即使对于人来说，要达到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人类理解到大自然的目的，也只是在它得以完全超出动物社会的第四步、也即最后一步才达到的。⁽⁴⁾

其次，对于自然目的序列来说，只有人才能为整个自然的目的无条件地加以立法，使自己成为自然在目的论上所以从属的最后目的。因而，只有人才能思考自然存在的价值；反之，假如没有人，那么整个世界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它将成为一片荒漠，空虚地存在着。

这里，康德一再强调，作为世界的最终目的，只能是道德的人，文化的人。单纯追求幸福的人，不能作为这种最终目的。因为他认为幸福属于一种经验状态的概念，它不仅因人而异，而且还因环境而异，因而即使自然完全顺从人的意志选择，也不可能完全与每个人任意设定的标准相符合，更不用说人性本来就是从不知足的。再者，人本来就不过是自然链条中的一环，自然从来并不给他什么特殊的恩惠。瘟疫、饥荒、灾害等等自然的祸患，还有人类之间的压迫、战争等苦难，使人类天生就不能享受幸福。

幸福，作为一种内容方面的目的，既然是与自然的条件密切相联的，从而是无法作为最终目的来追求的，那么我们只能从形式方面、即摆脱自然的物质方面的条件限制来设定这一最终目的。因为“最终目的”本来就意味着它是不以任何自然条件为条件的。正是在作为本体的、道德的人那里，我们发现了这一最终目的。因为属于本体世界、亦即道德世界的人，具有一种超越于感性世界之上的自由能力。这种能力以其不同于感性世界那种机械因果作用的目的因的因果律来发挥作用，因而能使自己的道德立法得以实施，并由此来影响感性世界。反之，如果人并不具有善的意志，不具有德行，那么即令他再有才能，对社会又有什么用处呢？因此，“只有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才是我们承认为世界的目的的。”⁽⁵⁾也正由此，我们才有理由来把目的系列看作以绝对无条件的道德律令为根据，从属于这一道德律令。善的意志，道德的律令，使我们的存在有了绝对的价值，而幸福也会随着人们按照道德律令行动时，作为附带的结果而产生。

这样，通过“合目的性”概念，康德实现了从自然目的论向道德目的论的过渡。这一过渡处理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里，自然被看作是手段，道德的人则是目的。在“人是世界的最终目的”这一命题里，康德原本分立开来的自然与自由两大领域，如今通过道德目的论联接起来了。这一命题实际上就是康德问题：“人是什么”的回答。它是西方近代启蒙时代人的理性自觉的最集中的理论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