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目的论

目的论是符号学赋予舆论综合概念的手段。作为一个“强理论”，符号学的全部要义在于它以行为为首要根基，例如表现或者举止。但是符号不是实效主义后来添加的产物，而是对行为的综合概念做出的逻辑上抽象的阐明。施文（1998）批判这些原理完全不符合“行为理论”，无论是帕森斯的唯意志论，还是现象学中的意向性和阐释学理论，还是代理概念（劳亚和巴尔内斯，2001）均如此。批评直指心理主义、语用学和丹托的“基本行为”等类似概念，却不关注符号学实效主义，也不继续探讨。所有这些理论都绕开了符号中介这一实用主义的关键点，以及这一观点的深远影响。

舆论符号学描述的是公开特性。自在意义和真实意义的理论是符号理论的总体任务（“理论语法”）。一般情况下，认知客体所得出的任何意义都是由一个事物的特性或属性来体现。因此，它必须了解一项规则（必然性）、一个具体的事件（现在、过去和将来）和作为该客体属性的一个具体的（感觉的或其他）特性。逻辑上这三个因素有所差别，并在此基础上三者相互关联，以便共同构成建立在真正经验上的认知行为意义。作为一个认定事实，现实意味着有三种存在模式，而不仅只有一个单一事实（实在）。仅仅是事实尚不能被认知。结果就是没有一种形式的社会性是单模态或是显性存在。模态概念与社会形态的多样化功能相一致，这一点至关重要（§4．3下面）。根据这一符号理论可以推断出模态形而上学和更深层次的基础科学，但这与模态符号逻辑关系无关。“思辨语法学”不是一种经验科学，也不是由形而上学派生出来，它试图在纯理论中，从最基础的抽象原理入手，演绎出所有可能的意义。这样的结果就是分类。这些原理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认知的。所有认知行为尽管统一，但可以抽象成称为分类的三个逻辑阶段（蒂安，1996）。但人们也可以通过不同方法掌握，让一切呈现在脑海中。皮尔斯称作“现象学”的科学中有三种不同的可辨识模式（其中最后一个步骤也是将被观察物抽象化）。基于这个三元形态，符号分类成三种不同范畴的倍数。每一个特定的符号种类首先分为三个三分法，反映出它的分类成分以及它决定分类“关联”的类型。这对于具体使用符号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它代表第四种的横越三分法（比较佩普1986，46－52），尽管皮尔斯自己致力于整合这两种分类方案来满足其目的（肖特，2007）。那种具体用法不仅是“思辨修辞学”的领域（“一个纯逻辑学说是关于发现如何一定产生”）（皮尔斯，CP　2．107，鲍德温“哲学心理学辞典．逻辑”）。作为建立符号使用者和对象关系的一类，即符号素材的分类构成、现实关联和逻辑诉求，这也是意义的一个进一步的决定因素。

此外，符号使用可以体现为一个社会实践或者是一个语言标记，抑或是论证（修辞）理论。这比以下两者都好得多：个人的意义搜寻，以及搜寻只与纯逻辑本质相关的符号三分法实践。尽管逻辑是皮尔斯的符号学研究的决定性方面，第二性范畴（或者在实用主义的说法里：因为生活疑问的真实性）是“用途决定意义”的原因。这些都要求使用法则是问询对象。但这不等同于“应用符号学”；事实上，这是彻底的符号学——并非舆论符号所属格的，而是意义的具体化。皮尔斯的基础理论只是提供了手段。然而，它们的模式特征并没有排除符号使用中的符号学描述。

关于舆论，其目的证明这些符号总是专门用于科学认知。正如包含“论据”作为关联之一的符号类别所演示的：科学使用是可能的。尽管如此，符号使用可以，甚至是必须早些终止。例如：当涉及一个事实的单纯陈述时，抑或一个人可以使用符号来预先设定一场争论。在这种时候，人们在表述论证的终极目标时，却不认可这一争论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我们会在通常被概括为“公众舆论”的话语实践中发现这样一个预定目标。在此情况下，由符号类别来决定实际上是僵硬的，即亦是亦非的一个二价二元事实。

公众舆论指取得合法性的实践、行为或举止。在初具雏形的公民社会的历史性可变条件下，资产阶级发明了公众舆论，作为一个更大类别，舆论合法性早就存在，因为一旦一个法则的权威性被确立，任何这样的行为都是合法的。有人却假设这条规则能满足大众，并应当得到公认和赞成。根据这种假定，无论是否在历史落实的情况下，人们都可以推断出合法性的类别模式。皮尔斯试图精确地探寻这一问题，于是撰写“科学逻辑阐释”系列文章，发表在《通俗科学月刊》上。该刊物在1877年8月首次提出实用主义。在他具有开创性的系列论题中，有四类权威来建立观念信仰并消除疑惑（CP　5．377），而这重现成为基本的专题研究。如今，通常这些问题的语境可能就是一个真相理论。不幸的是，在二元框架内构想的这一真相理论，关注如何使精神和世俗部分相一致。对于皮尔斯，这证明了在认知这一冗长过程中，其可谬论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艾赫拉特（2007）对此有详尽论述。

公众舆论始终包含一个规定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符号学应当像社会学服从“规范性理论”一样，专门掌握这一概念。每一样被视为规范性理论约束了不可预见的经验社会现实，使它们成为规范的约束物，且这些理论也或多或少由这些规范推演而来。只要规范的起源在过程中保持开放，论证理论描述则可以被人们所接受。对皮尔斯而言，这一点偶然组成了“科学方法”的实质。然而，其他社会哲学并不推崇隶属于“规范性理论”的理论。反对的理由是它们没有真正触及社会现实（亨德森，2002），它们仅是抓住了例如合理性行动的某一个视角。尽管这一立场无疑有其可取之处，但它确实不涉及如符号学实效主义的现实主义哲学。

价值要如何被理解？其存在模式在于何处？因为它不作为定义存在，所以是以上溯（行动）为目的？树立价值的理论并不一定是本体论、形而上学思考或是等级社会结构，其中推测远多于暗示（卢曼，1997）。掌握价值模式的唯一基础假定是：只在行动在被控制的情况下，行动才是理论对象，否则便不成立。只有在这个行动受意义秩序支配时才受到符号控制，因而它不取决于人类学、形而上学、历史哲学，甚至意识哲学。符号学据此正好涉及三个维度：第一，下一个解释；第二，符号事实变得令人生疑；第三，位于最终的、而非有效的因果关系连续体，也位于一条通往最终理式终点的解释链上。后者不是一个理式主义的解释，而是被无限的科学家群体达成基督教共识观念（catholicus）时彻底而充分解释的世界（皮尔斯，CP　8．13）。这个紧凑公式呈现了符号学的全部理念，我们会尽力用公众舆论来解释。因此，一个真正的社会符号学理论不能把符号当作客体来理解（不幸的是，社会科学中许多所谓的符号学方法都是如此）。

因此，公众舆论是个符号过程，尽管它独特又复杂。皮尔斯早先总结道：“只在符号中才有认知”（C．P．5．250－3，“有关要求人人具备的某些能力问题”，1868）。这个小公式的结果是激进的，因为它们引发了反先验、极易误导的认识论。对于这部分，认知并不局限于科学。任何有意义的事物都能被符号表示。从皮尔斯的《通俗科学月刊》文章《信念的确定》的意义上说，这一点明确包含了不符合“科学方法”的事物（皮尔斯，CP　5．384）。在公众舆论中实行的论证模式相当于皮尔斯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一种“中世纪的”方法。公众舆论从不用证据以发表意见者的名义，而总是以更高权威的名义进行宣判。正是为了详细解读这一点我们才分析大众媒体丑闻（自§5．7起）。尽管如此，现在我们可以预测的是：除了司法程序以外，丑闻的剩余价值并非由记者和编辑人员的观点组成，而在于人们以“全体大众”道德情操的名义发表观点。因为除了被指控的人以外，没有人置身于“全体大众”之外，其他的判断都显得不可能，“全部”（减1）变成了“一般”（再用卢梭的术语）。在修辞技巧濒临崩塌的时候开始进入修复机制，这样显然才能奏效。然后民意测验的时刻便来临了。在《波士顿环球时报》案例中，教堂丑闻变得愈发趋于新闻报道宣传，这一趋势在记者公开要求罢免波士顿主教时达到了顶峰（见§7．4）。

那么，符号是如何适用于像“权威手段”一样的非完美的认知行为呢？符号过程的无休止解释难道不几乎是既成事实吗？根据皮尔斯关于权威方法的有趣评论（CP　5．380，“信念的确定”），违背“中心权威”（CP　1．60，“科学史教程”）的代价很高，便于支撑解释的进展（即疑惑／信念循环）。尽管公众舆论无法长远地支撑道德这一“沉默螺旋”，或政治正确性，但是符号关系（或者“方法”）会起作用（只要它奏效的话）。考虑到实在理论可以从符号过程中推论出，不稳定性也适用于这样的现实构建。预设这样的符号现实，以及论证理论或其中的连续性，人们就可以描述论证的习惯性甚至产业格局。

将舆论属性和权威性方法相关联或许意味着文化悲观主义和大众传媒的贬值。换言之，它自身应当完善，而这可能是一种退化现象。这种批评和流行词“诡辩”一样久远，对于柏拉图主义者论战则是有效的。诡辩术仅能代表意见而非真相。类似地，亚里士多德对劝说和逻辑真理之间的不同加以辨别。但此处并不是这场永恒辩论的新一轮辩题。皮尔斯也不是在努力贬低科学之外的认知。我们同样会设法理解舆论，将其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认知行为，而不去评估它。现在这种类型很典型：它成功地代表一个客体，而不将它变为经验对象，即变为未经加工的、直接获得经验的现实。当观察我们谈论舆论的方式时，发现我们指的不是存在的、有二价真实性的东西（即对或错）。恰恰相反，公众舆论几乎没有真实阻力。它整个的存在仅仅归因于再现的努力（但这未必能够如此）。这两个框架的角色——源头和目标，代表谁和为谁代表，总是意义的重要部分，不能被完全排除在被代表的事物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