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目的论

一、宣传目的论

对于任何一个宣传家来说，要想成功地影响大众，他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确定什么是宣传、宣传的形式及其使命。在这方面，希特勒也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宣传“就是在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主义去招致信徒”^[1]。或者说是运用自己的主义、主张去影响大众，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进而成为自己的信徒和追随者的一种政治活动。在现代社会，这种活动是政党斗争的基本武器和实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就政党自身的建设而言，它往往又会成为政党成立和发展的组织基础。因此，希特勒非常重视宣传的作用，他曾多次宣称，“政治上的一切事件”，使他“感到极大兴趣的，便是宣传事业”^[2]。宣传的重要性，“确实毫无可疑，她的价值，也不是我们所能估价的”。对于政治家而言，宣传煽动才具的有无，甚至还会成为衡量其能否成为一个政治领袖的重要标准。这是希特勒宣传观念的出发点。

希特勒认为，在政治的煽动宣传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报纸。因为报纸是从事于‘启迪文明’的工作，对于成人不啻是一种学校”^[3]，是一种大面积通俗教育的工具。但是相对于集会演说，报刊宣传的作用要逊色得多。这也是希特勒的一贯看法。在他看来，“要使一种主义获人热烈信仰拥护，口头阐述远较文字宣传有效得多。世界许多次运动的成功，大都归功于一般能干的演说家，而不是许多有名的著作家”^[4]。这是由于演说能直接沟通讲话者与听众的思想和感情，使演说家“时时受着听众的指导”，并根据听众的接受情况矫正自己宣传的内容。著作家则不然，他没有与读者直接接触的机会，无法把握对象的现场反应，以致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论证、反驳、补充。因此，希特勒用来煽动群众的基本方法是通过集会演说，来唤起极端民族主义和反共的狂热。他精通演说的技巧，善于把握群众的情绪。只要有他的讲演，那么“每一种煽动激情的手法，每一个戏剧性的花招都使了出来”^[5]。甚至在“啤酒馆暴动”后以叛国罪被公审时，他还把被告席作为自己公开的讲台，“在数百万憎恨共和国的人们眼里，希特勒成了一个爱国者和英雄。他自己作为自己的辩护律师。法庭上没有一个人敌得过他那雄辩的口才和他在被盘问时表示出的精明机智。他几乎完全控制了这次审判——也控制了世界报刊的头条新闻”^[6]。到1933年执政时，他几乎在德国所有的大小城市作过演讲。没有这些演讲，纳粹党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

鉴于报刊、集会、演说等宣传方式对纳粹运动的重大意义，希特勒赋予了宣传不同于其他组织工作的使命。具体而言，纳粹宣传的使命，主要有三。

其一是表明党的态度，以“新的理想”、“新的主义”、“新的世界观”去打破现状。在他看来，对于一个社会政治组织来说，“新的伟大理想的缺乏，常常是战斗力缺乏的表现”，一个运动，“如果不能为这样高尚的理想和目的奋斗，一定不能奋斗到底”^[7]。这种理想、主义、目的的内容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纳粹党消灭犹太人、根除共产主义、征服全世界的狂妄企图，而非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的普遍愿望。他所要打破的现状，则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及其所置身的国际政治秩序。这一观点虽然在表面上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宣传使命观颇为相似，但是其具体内涵的反动性则远远地超过了后者。

其二，是团结少数精英，成为多数人的领袖。希特勒主张，“宣传必须要进行在组织的前面，而且必须广征人才”^[8]，把“一个民族中少数出类拔萃的才俊完全团结在同一的目标下面，并且摆脱一切群众的惰性，那么这少数出类拔萃的才俊，必定可以成为多数人的领袖”^[9]，进而成为支撑整个纳粹运动的基础。

其三，为实现党的目的去争取信徒。如前所述，宣传就是为自己的主义去招致信徒、争取群众。作为政治领袖，首先必须具有鼓动民众的才能。为了运动的成功，“必须避免发生可能减少或削弱它影响群众力量的事……因为事情很简单，没有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有生力量，实际上任何伟大的思想不管多么崇高或庄严，都不能实现”^[10]。除了争取这些一般群众外，希特勒还把争取反对派或敌对力量的拥护者，视作宣传工作的重大任务。他还多次表示，他的目的，“并不愿意在民族的壁垒之中掀起变动，而是要使反民族派（即反纳粹派——引者按）的人员改变他们的态度，来信奉我们的主张”^[11]，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压垮敌对的政治势力。

为了实现宣传的使命，希特勒认为，关键的就是要解除对宣传活动的道德羁绊。在他看来，在宣传的问题上，是没有什么人道可言的，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使用什么手段都行。他引用德国著名的军事家毛奇的话说：“战争最紧要的便是在使战事结束，而能达到这种目的的便是最残酷的方法。”宣传也是如此，“就是最残酷的武器，如果用后可以早获胜利，那么对于人道的原则，仍是不悖的”^[12]。希特勒把这种残酷的武器归结为对宣传工具的绝对控制，和对敌对宣传势力的残酷迫害。他多次强调，纳粹党“干部必须掌握着指挥运动的全权——换句话说，就是决定宣传的内容，以博得世人的赞同……以谋理想的能够达于实现”^[13]。政府也应该对报纸的言论加以注意，因为报刊活动“不限于一时而且含有继续的永久的性质”，并能“以一致而坚定的重复方法来施教”。所以，“国家必须以不屈不挠的决心来控制这种通俗教育的工具，并且使其为国家和民族服务”^[14]。事实表明，在希特勒执政期间，通过戈培尔的宣传部，对宣传的控制是非常有效的。

至于对论敌宣传的迫害，希特勒则表现得更为直接、干脆。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尽可能地避免与报纸的直接冲突，视干涉报刊为非道德行为的作法不同。希特勒早在掌握政权之前，就在纳粹党的《二十五条政纲》中“要求制定法律，禁止恶意的政治谣言及其在报纸上的宣传”，以防止国民“堕落入恶劣的、无知的或怀有恶意的掌握中去”^[15]。1921年1月，他又公开宣称：“在将来，对于一切使我们已经患病的同胞之心灵发生败坏影响的集会或演讲，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要想法予以破坏，必要时当诉诸武力。”^[16]为此，纳粹党招集地痞流氓组成所谓的冲锋队，用以对付敌对势力的集会宣传，使言论宣传与武力威胁结合在一起。1933年2月，希特勒组阁不久便一手导演了“国会纵火案”，并嫁祸于共产党。以此为借口，希特勒剥夺了魏玛共和国宪法中关于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基本民主权利，共产党的全部刊物和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刊物都被查封，警察占领了所有共产党的印刷所。这些粗暴的作法，是自由民主精神绝对不能容忍的。

可见，希特勒宣传使命的功利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为了宣传的目的，他完全可以将道德的、政治的评价另置一边。虽然他用来表述宣传概念的词句，如启迪文明、伟大理想、主义、高尚的目的、才俊、崇高、庄严等，是冠冕堂皇的，但是其内在的实质内容则恰恰相反。他非常重视宣传的作用，与其他资产阶级政治领袖基本相同。有所区别的是，希特勒把宣传工作置于纳粹的一切组织工作之上，并以此作为扩张政治势力的基础。另一方面，他本人作为纳粹党魁又是一个成功的宣传家。这正是纳粹党得以从小到大，乃至席卷整个德国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