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出版《新唯识论》删减本

1952年，熊十力将《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从37万字删减到17万字出版，谓之曰“壬辰删定本”。在删定本中，他强调自己的哲学与通常唯心论的区别，指出：“本体说是物固不得，说是心亦错误。心物以对待之名，要皆就本体之流行而假说。然于心可以识体，以心不失其本体之德故。《新论》以唯识立名，而释之曰：‘唯者殊特义，非唯独义。’可知《新论》与一般唯心论截然殊趣。此乃三易相传之血脉也。”^[302]熊十力的思想在建国后受到冷落，没有引起应有的社会反响。

【注释】

[1]日丹诺夫（1896～1948）：苏共中央书记，负责意识形态工作。

[2]《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印行，第133～166页。

[3]李立三：《论哲学史诸问题及目前哲学战线的任务·编者前记》，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

[4]李立三：《论哲学史诸问题及目前哲学战线的任务·编者前记》。

[5]据当年参加学习的朱伯崑回忆，当时大家都认为，日丹诺夫是代表苏共中央的，讲话是苏共中央关于开展哲学史研究的原则性指示。

[6]李立三译：《苏联哲学问题》，新华书店，1950年初版，第21页。

[7]李立三译：《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苏联哲学问题》，第1～2页。

[8]李立三译：《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苏联哲学问题》，第3页。

[9]李立三译：《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苏联哲学问题》，第5页。

[10]李立三译：《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苏联哲学问题》，第11页。

[11]李立三译：《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苏联哲学问题》，第13页。

[12]李立三译：《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苏联哲学问题》，第16页。

[13]李立三译：《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苏联哲学问题》，第22页。

[14]李立三译：《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苏联哲学问题》，第27～2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说明》，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VII页。

[16]《新建设》报道说，“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组织之座谈会自1949年5月24日起，开会32次”，似乎是说讨论会一直是由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组织的，与郑昕的说法不一致。郑昕在第21次会议上说：“这个哲学座谈会，过去是由我和金岳霖先生召集的，大家自由参加，采取个人演讲为中心的方式。从这一次起，改由新哲学会主持，以后将以讨论为主。今天讨论日丹诺夫《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3页。）兹以郑昕说法为准，自第21次后改由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主持。

[17]据《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记载，冯友兰参加了此次讨论，但不知何故，没有冯友兰发言的任何记录。

[18]《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3～78页。这个学习在“思想改造”之前一直是由学者们主动进行的，这表明思想改造起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学者们的自觉行动。不过，改由“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主持以后，组织的意味就十分明显了。

[19]《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3页。

[20]元（meta），“根据”、“根本”之义。“元语言”即用来评价研究对象的概念术语，反映了一定的哲学史观。

[21]《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4页。

[22]《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4页。

[23]《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5页。

[24]《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5页。

[25]《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5页。

[26]《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6页。

[27]《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6页。

[28]《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7页。

[29]《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7页。

[30]《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8页。

[31]《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8页。

[32]《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8页。

[33]艾思奇：《关于几个哲学问题》，《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20页。

[34]艾思奇：《关于几个哲学问题》，《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20页。

[35]艾思奇：《关于几个哲学问题》，《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21页。

[36]艾思奇：《关于几个哲学问题》，《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21页。

[37]艾思奇：《关于几个哲学问题》，《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第22页。

[38]刘培育：《金岳霖年谱》，《金岳霖文集》第4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9页。

[39]张岱年：《髦年忆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36页。张岱年回忆道：“后来发现，讲辩证唯物论哲学，必须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我对于党及当时政策都缺乏信息来源，难以联系实际，以后便决定不再讲辩证唯物论课程了。”

[40]刘培育《金岳霖年谱》认为，此会是由原新哲学会和中国哲学会中的著名人士发起的，见《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810页。

[41]《中国哲学年鉴》（198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第298页。

[42]分别见：《1949～1980年哲学大事年表》，《中国哲学年鉴》（1982年），《金岳霖文集》第4卷，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等。

[4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3页。

[44]恩格斯：《从猿到人》，曹葆华、于光远译，解放社1949年印行，天津新华书店发行。

[45]艾思奇：《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此书经修改，在电台播出。1951年3月改名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由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出版第10版，到1958年共印刷13次。

[46]艾思奇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学习杂志社，1951年版，印数15000册。

[47]莫乃群：《历史唯物论浅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印数40000册。

[48]［苏］米丁著，沈志远译：《历史唯物论》（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印数25000册。

[49]杨春贵主编：《中国哲学40年》，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50]《人民日报》，1951年2月16日。

[51]关于这次报告会的缘起，周恩来说：“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共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76页。）

[52]《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725～726页。

[53]《人民日报》，1951年12月5日。

[54]《宣传通讯》，第27期，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1951年12月15日印行。

[55]《宣传通讯》，第8期（总第154期），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1956年3月27日印行，第1～5页。

[56]《人民日报》，1955年4月22日，第3版。

[57]《哲学研究》，1955年第2期。

[58]此文系清华大学哲学系全体教师集体讨论后由冯友兰执笔撰写，实际上有代表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意思。

[59]《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第20页。

[60]《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第20页。

[61]《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第26页。

[62]《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第26页。

[63]第一次是冯友兰1950年底写成的《中国哲学底发展》。关于此文，后将论及。

[64]《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第26页。冯友兰此论似乎也具有目的论史观的特点。

[65]以下发言均见《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座谈记录》，《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1期，第57～59页。限于篇幅，不俱引。

[66]这篇文章刊登在《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1期。

[67]《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人民日报·社论》，1951年1月20日。

[68]《〈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人民日报·社论》，1951年2月16日。

[69]冯友兰：《学习〈实践论〉的收获》，《光明日报》，1951年3月24日；转载于《人民日报》，1951年3月26日，第3版。此处引自《人民日报》。

[70]关于冯友兰对自己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反思与自我批判，详见下文。

[71]金岳霖：《了解〈实践论〉的条件》，《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1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哲学上的一边倒和当时外交上的一边倒具有同构性。——引者注

[72]金岳霖：《了解〈实践论〉的条件》，《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5期，第8～11页；又：《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13～21页。

[73]侯外庐：《〈实践论〉——中国思想史（知行关系）的科学总结》，《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第27页。

[74]侯外庐：《〈实践论〉——中国思想史（知行关系）的科学总结》，《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第29页。

[75]艾思奇：《〈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6期，第6页。

[76]艾思奇：《〈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6期，第13页。

[77]艾思奇：《〈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6期，第7页。

[78]冯友兰：《哲学家当前的任务》，《进步日报·星期论文》，1949年6月19日。

[79]艾思奇：《〈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6期，第14页。

[80]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3页。

[81]《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6页。

[82]《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39页。

[83]《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75～876页。

[84]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4页。

[85]冯友兰：《参加土改的收获》，《学习》，第2卷第2期。

[86]原载《光明日报》，收入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38～446页。以下引自《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为了节约篇幅，不俱注。

[87]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370页。

[88]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372页。

[89]《金岳霖文集》第4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2页。

[90]《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812页。

[91]张岱年：《回忆五十年代初的北大哲学系》，《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41～542页。

[9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5～886页。

[93]《人民日报》，1950年1月22日。

[94]贺麟：《知识分子怎样循着自己专业的路径走向社会主义》，《新建设》，1956年第2期；又，《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447～451页。

[95]金岳霖：《我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北京日报》，1956年2月29日。

[96]张岱年：《髦年忆往》，第37页。

[97]朱谦之：《世界观的转变——七十自述》（四），《中国哲学》第六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413～415页。

[98]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373、374页。

[99]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393页。

[100]《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816～817页。

[101]《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817页。

[102]张岱年：《关于解放以来哲学工作者思想改造的估计》，《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37～238页。

[103]张岱年：《关于解放以来哲学工作者思想改造的估计》，《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38页。

[104]张岱年：《关于解放以来哲学工作者思想改造的估计》，《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39页。

[10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9页。

[106]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1页。关于梁漱溟、毛泽东的争执，大致如下：9月11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言，说城市工人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梁漱溟引用他人的话说，“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12日午后，在怀仁堂大会议室开会，时间尚早，有人请毛主席讲几句。毛泽东随便讲了几句，中间说有人“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认为农民生活太苦，希望照顾农民，大概是孔孟之徒的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工业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帮助美国人，似指梁漱溟。梁漱溟当晚给毛泽东写信，申明不反总路线，希望面交毛泽东。16日，继续开会。梁漱溟在发言中又提及工农生活九天九地的话。17日，继续开会。梁漱溟到会场，发现座前有印刷文件，是自己1949年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呼吁共产党不必用武力统一，知道是要批判自己。果然，章伯钧先发言，次周恩来作长篇发言，说梁漱溟一贯反动。毛泽东插了三次话，说梁漱溟是“伪君子”、“用笔杀人”，恶意反对总路线。毛泽东说，梁漱溟的工资很高，他不提议降低自己的工资，而提议降低工人工资，虚伪。不过，不会开除梁的政协委员资格。毛泽东宣布会期延长一天，让梁漱溟发言。陈枢铭问毛泽东，梁漱溟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毛泽东说，梁漱溟很反动，但跟美国、台湾没有什么来往，也没有什么暗中活动，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但这个人的反动本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41页。）18日，梁漱溟登台发言，说要看毛泽东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泽东说没有。与会者要求梁漱溟下台。毛泽东提议举手表决是否同意梁漱溟发言，除毛泽东等人同意外，余皆不同意，梁漱溟被轰下讲台。此后，梁漱溟受到批判。不过，他并未因此受到政治处分，仍被允许参加一些重要政治活动。（以上史料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6页、10～13页、14～23页。）

[107]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388页。

[108]蔡尚思：《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批判》，《新建设》，1953年，12月号，第21～26页。

[109]冯友兰：《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人民日报》，1955年5月11日，第3版。

[110]《人民日报》，1955年9月6日，第3版。

[111]燕鸣轩：《对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展开批判》，《哲学研究》，1955年第3期，第150页。

[112]燕鸣轩：《对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展开批判》，《哲学研究》，1955年第3期，第150页。

[113]子奇：《对梁漱溟反动理论展开广泛的深入的批判》，《哲学研究》，1955年第4期。

[114]据说该文原拟发表于《文艺报》，但被拒绝，后来转到《文史哲》。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指出《文艺报》是资产阶级老爷作风。

[115]《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1日。

[116]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382页。

[117]冯友兰：《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联系》，《哲学研究》，1955年第1期，第70～83页。

[118]贺麟：《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人民日报》，1955年5月29日。收入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52～468页。此处引自《人民日报》。

[119]贺麟：《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人民日报》，1955年1月29日，第3版。收入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52～468页。此处引自《人民日报》。

[120]贺麟：《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人民日报》，1955年1月29日。

[121]张恒寿：《揭露并批判胡适标榜“反理学”的历史渊源和反动本质》，《哲学研究》，1955年第2期，第18～40页。

[122]冯友兰、朱伯崑：《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底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北京大学学报》创刊号。该文后经删节发表于《人民日报》，1955年6月24日。以下引自《人民日报》，为节省篇幅，不俱注。

[123]李泽厚：《全国广泛展开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斗争》，《哲学研究》，1955年第1期，第131～133页。

[124]燕鸣轩：《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斗争继续展开》，《哲学研究》，1955年第2期，第157～158页。

[125]燕鸣轩：《继续深入地开展批判胡适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思想》，《哲学研究》，1955年第3期，第149～150页。

[126]《哲学研究》，1956年第1期，第143～148页。

[127]《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第139～140页。这些报道均无作者署名。

[128]张岱年：《髦年忆往》，第37页。

[129]据《北京大学哲学系简史》（第122页），苏联专家萨波什尼科夫来华是1954年7月；据当时为苏联专家担任翻译的汤侠生的回忆，萨波什尼科夫是1953年秋到京，1956年离京。见同书，第305页。

[130]张岱年：《髦年忆往》，第38页。

[131]两位专家的讲课记录稿《古代哲学史讲稿》（以下简称《讲稿》）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作为“本校教材”于1957年5月1日出版，印数4万册。据此书“说明”记述，其第一部分“作为科学的哲学史”是谢·斯·吉谢辽夫所讲，古代希腊哲学从德谟克利特起到伊壁鸠鲁、卢克莱茨哲学为止，是科洛加尼什所讲。担任口译并速记的是刘群。该书出版时，两位苏联专家已经回国，译稿没有经过他们的审阅。不过，他们写了“编者的话”，说：“如果阅读这些讲稿，对增长中国读者哲学知识，多多少少有些帮助，著者将感到内心的满足。著者深深敬佩中国新的知识界那种刻苦学习，钻研科学的精神。”《讲稿》作为内部讲义，似未出中央党校教学的范围，但高达4万册的印数，绝不是中央党校单独用得完的。据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韩树英教授的看法，当时能够请来专门研究哲学史的博士级专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有关部门相当重视。估计这本书通过内部渠道广泛发行到高校、图书馆、研究所了。这就是说，其影响还是非常广泛的。又，据韩树英教授说，吉谢辽夫原是一位空军团政委，列宁格勒人，比较爱读书，在苏联教书，对经典著作非常熟悉。科洛加什尼是当时来华的唯一的博士级专家，其他都是副博士。他是一位哲学史专家，在中央党校讲课期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都有老师来听课。该书是了解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的一个重要史料。

[132]《古代哲学史讲稿》，第1页。

[133]《古代哲学史讲稿》，第6页。

[134]《古代哲学史讲稿》，第9页。

[135]《古代哲学史讲稿》，第10页。

[136]《古代哲学史讲稿》，第11页。

[137]原书无“第三个贡献”，可能是记录之误。——引者注

[138]《古代哲学史讲稿》，第14～15页。

[139]《古代哲学史讲稿》，第17页。

[140]《古代哲学史讲稿》，第19页。

[141]《古代哲学史讲稿》，第19～20页。着重号为原书所加。——引者注

[142]《古代哲学史讲稿》，第22页。

[143]《古代哲学史讲稿》，第23页。

[144]《古代哲学史讲稿》，第24页。着重号为原书所加。——引者注

[145]《古代哲学史讲稿》，第26页。着重号为原书所加。——引者注

[146]《古代哲学史讲稿》，第26页。着重号为原书所加。——引者注

[147]《古代哲学史讲稿》，第26～27页。

[148]《古代哲学史讲稿》，第27页。

[149]《古代哲学史讲稿》，第28页。

[150]《古代哲学史讲稿》，第28页。

[151]名字略有出入，当时也译作“吉谢廖夫”。

[152]《古代哲学史讲稿》，第29～30页。

[153]《古代哲学史讲稿》，第46页。

[154]《古代哲学史讲稿》，第47页。

[155]《古代哲学史讲稿》，第57页。

[156]《古代哲学史讲稿》，第59页。

[157]《古代哲学史讲稿》，第155页。

[158]《古代哲学史讲稿》，第156页。

[159]M.T·约夫楚克：《关于〈哲学史〉一书中东方哲学史若干问题的说明》，《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颜品忠译，汤侠声校。编者按：“这是今年二月二十八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会议上的一篇报告。因为它涉及许多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问题，以及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中的地位问题，值得我们参考。经商得作者的同意，发表在这里。约夫楚克曾经在北京大学讲学。”

[160]这句话似乎并没有为当时的人们所注意。——引者注

[161]《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思想学术动态”栏目刊登了五则动态。其五为“苏联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作者署名“涛”。

[162]杨兴顺：《论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李恒译，《哲学研究》，1956年第4期，第94～95页。

[163]杨兴顺：《论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李恒译，《哲学研究》，1956年第4期，第84～101页。

[164]杨兴顺：《论老子道的学说的唯物主义的本质》，《文史哲》，1955年，第7期，第18～20页。

[165]《新建设》，1951年7月，第4卷第4期“学术问答栏目”载赵问：有人说老子是具有唯物论观念的哲学家之一，也有人说老子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二者是否矛盾？冯友兰回答说：老子的宇宙观是唯物的，认识论是唯心的。

[166]该书印数为32367册。书前附有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写的弁言：“本书著者，原来的苏联驻华大使阿波伦·阿历山大罗维奇·彼得洛夫，在中国哲学方面是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家。他曾写过关于最卓越的中国哲学家王弼的专论、《中国哲学史概论》、关于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杨朱、王充等人的世界观的论著。这本书，著者远在1941年就曾想付梓，但伟大卫国战争使这本书未能问世。战后著者又继续修订了原稿。但由于阿·阿·彼得洛夫的不幸逝世，致手稿改定工作未能完成。……在整理原稿准备出版时，编辑部减缩了一些次要的问题的个别细节，而且做了若干次修改。新添上去的序言是杨兴顺写的。”

[167]［苏］阿·阿·彼得洛夫：《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家》，李时译，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5页。

[168]《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家》，第3、15页。

[169]《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家·序言》，第IV页。

[17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三松堂全集》第8卷，第1～2页。

[171]任继愈：《学习中国哲学史三十年》，《哲学研究》，1979年第9期。

[172]冯友兰：《学习〈实践论〉的收获》，《光明日报》，1951年3月24日；转载于《人民日报》，1951年3月26日，第3版。此处引自《人民日报》。为节省篇幅，不俱注。

[173]冯友兰：《两种反动思想支配下的文化论——从批判胡适到自我批判》，《哲学研究》，1955年第2期。

[174]关于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下：1956年5月4日，冯友兰以《过去哲学史工作底自我检讨》参加本年度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文章后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2期。《人民日报》进行了摘要转载并加了编者按：“冯友兰先生过去是我国旧哲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写的《中国哲学史》曾经是大学里流行的教本，而他在抗战时期写的《新理学》等书，则系统地建立和发挥了自己的哲学见解。这些书在解放前曾经在知识分子中产生过许多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2期发表了冯友兰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和汪子嵩的批评文章。现在把前一篇文章摘要发表在这里。我们认为在学术上采取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是好的。”又《北京大学哲学系简史》记述“五四科学讨论会”是4月28日召开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所列日期为5月4日，暂以后者为准。

[175]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122～123页。

[176]《人民日报》，1956年5月13日。

[177]《人民日报》，1956年5月7日。

[178]据《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的记载，冯友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的时间似乎为1953年。

[179]张岱年：《髦年忆往》，第38页。

[180]冯友兰说：“这篇稿子原来是为《苏联大百科全书》参考用的。初稿曾经在中国哲学会讨论过。参加的同志提了不少意见。在当时曾经根据这些意见作了一次修正。当然，其中的错误还是由我个人负责。关于这篇文章的注释，是朱伯崑同志作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18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31页。

[18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31页。

[18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32页。

[18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33页。

[18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34页。

[18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47页。

[18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45页。

[18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序》，第2页。

[18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3页。

[19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3页。

[19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13页。

[19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23页。

[19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25页。

[19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25页。

[19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23页。

[19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27页。

[19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29页。

[19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30页。

[19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37页。

[20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36～37页。

[201]我们此处从日常的观点出发使用“事实语言”和“元语言”的概念。严格地说，没有纯粹客观的陈述语言，即使是对于事实的陈述，也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更有甚者，先在的价值判断会决定什么是“事实”。

[20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三松堂全集》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5页。

[20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4页。

[20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7页。

[20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9页。

[20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36～37页。

[20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12页。

[20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13页。

[209]该文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集体讨论，冯友兰、黄子通、马采执笔。冯友兰在该文的简短说明中指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对于孔子底思想，有过四次讨论，还没有得到一致的意见。这篇文章是在教研室集体讨论底基础上写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承祒同学底一篇讲孔子的稿子，也给我们不少的帮助。但是文中所有的错误应由笔者负责。”（《新建设》，1954年4月号，第55页。）

[210]冯友兰：《孔子思想研究》，《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40页。

[21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44页。

[21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44页。

[21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页。

[21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53页。

[215]由于“爱人”后来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所以下文我们对冯友兰的见解加以较为详细的说明。

[216]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55页。

[217]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58页。

[218]《光明日报》，1956年11月14日。

[219]《光明日报》，1956年11月14日。

[220]《光明日报》，1956年11月14日。

[221]《光明日报》，1956年11月14日。

[222]报告是由卢育三和陆毓麟记录下来的，首次发表在《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8～73页。

[22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58页。

[22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58页。

[22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63页。

[22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64页。

[22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66页。

[22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66页。

[22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66页。

[23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66页。

[231]《提纲》连载在1957年2月号至1958年4月号的《新建设》杂志上。在1957年2月号上有这样的说明：“这是我们教研室近来在‘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中所用的讲授提纲。原稿请校外同志，特别是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同志们，讨论和提意见。我们也已作了必要的修正。但是问题仍然很多，错误一定也还不少，请读者们把宝贵的意见，告诉我们，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正。”该《提纲》先秦部分为朱伯崑撰写，两汉至隋唐为任继愈撰写，宋至清中叶为张岱年撰写。

[232]《新建设》，1957年2月号，第37页。

[233]《新建设》，1957年2月号，第38页。

[234]《新建设》，1957年2月号，第38页。

[235]《新建设》，1957年2月号，第40页。

[236]《新建设》，1957年2月号，第40～41页。

[237]《新建设》，1957年2月号，第41页。

[238]《新建设》，1957年2月号，第41页。

[239]《新建设》，1957年3月号，第53页。

[240]《新建设》，1957年3月号，第54页。

[241]《新建设》，1957年3月号，第58页。

[242]《新建设》，1957年3月号，第61～62页。

[243]《新建设》，1957年3月号，第62页。

[244]《新建设》，1957年4月号，第56页。

[245]《新建设》，1957年5月号，第60～61页。

[246]《新建设》，1957年5月号，第62页。

[247]《新建设》，1957年5月号，第63页。

[248]《新建设》，1957年5月号，第63页。

[249]《新建设》，1957年6月号，第62页。

[250]《新建设》，1957年6月号，第64页。

[251]《新建设》，1957年6月号，第65页。

[252]此部分晋—唐时期哲学因未形成统一意见，未刊出。

[253]《新建设》，1958年1月号，第57～58页。

[254]《新建设》，1958年1月号，第59页。

[255]《新建设》，1958年1月号，第59页。

[256]《新建设》，1958年1月号，第59页。

[257]《新建设》，1958年1月号，第63页。

[258]《新建设》，1958年1月号，第65页。

[259]宋—清这一部分现收入《张岱年全集》第3卷。张岱年指出：“原作中认为周敦颐的宇宙观属于唯物主义，将周氏所谓太极解释为混然的‘一气’，实无确据，今略加修改。提纲对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注意较多，对二者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则注意较少；又对于元代哲学论述过简，对于清代汉宋之争也无所论列。这些都是显著的缺点。总之，这仅仅是一个简略的提纲而已。”（《张岱年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46页。）

[260]《新建设》，1957年7月号，第61页。

[261]《新建设》，1957年7月号，第62页。

[262]《新建设》，1957年7月号，第63页。

[263]《新建设》，1957年9月号，第57页。

[264]《新建设》，1957年9月号，第57～58页。

[265]《新建设》，1957年9月号，第60页。

[266]《新建设》，1957年9月号，第61页。

[267]《新建设》，1957年9月号，第61页。

[268]《新建设》，1957年9月号，第61页。

[269]《新建设》，1957年9月号，第64页。

[270]《新建设》，1957年10月号，第62页。

[271]《新建设》，1957年7月号，第62页。

[272]《新建设》，1957年10月号，第62页。

[273]《新建设》，1957年11月号，第59页。

[274]《新建设》，1957年11月号，第63页。

[275]《新建设》，1957年11月号，第65页。

[276]《新建设》，1957年11月号，第65页。

[277]《新建设》，1957年11月号，第65页。

[278]《新建设》，1957年12月号，第53页。

[279]《新建设》，1957年12月号，第54页。

[280]《新建设》，1957年12月号，第55页。

[281]《新建设》，1957年12月号，第56页。

[282]《新建设》，1957年12月号，第57页。

[283]关于方以智的哲学，侯外庐著有《方以智——中国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6、7期。《提纲》参考了侯外庐的研究。

[284]《新建设》，1957年12月号，第59页。

[285]《新建设》，1958年1月号，第59页。

[286]《新建设》，1958年1月号，第65页。

[287]《新建设》，1958年1月号，第62页。

[288]《新建设》，1958年1月号，第64、65页。

[289]《新建设》，1957年2月号，第38页。

[290]《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纲改革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新建设》，1958年8月号，第21～27页。文末附注说：“这篇文章是根据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一部分青年教师、进修教师、研究生和同学的意见，并在教研室讨论后写成的。”又据朱伯崑回忆，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就有学生给他贴大字报，说中国哲学史研究有冯（友兰）派、侯（外庐）派。你究竟站在哪一派？希望站到侯派来。

[291]《新建设》，1958年8月号，第21页。

[292]洪潜（谦）、任华、汪子嵩、张世英、陈修斋、朱伯崑编著：《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出版，印数4万册。编者后记略谓：“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苏联专家克列同志、萨坡什尼可夫同志和吉谢廖夫同志关于‘哲学史’的讲稿，也参看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和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同志们的讲稿和讲授提纲，有些地方系根据编者自己已经发表过的论文编写的。由于目前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许多看法还不成熟，特别是我们还无法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合并到世界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因此，我们不得不将中国哲学史作极简单的叙述，并另列为一篇。”

[293]洪潜等：《哲学史简编》，第1～4页。

[294]洪潜等：《哲学史简编·绪论》，第1页。

[295]洪潜等：《哲学史简编》，第235页。

[296]张岱年：《张横渠的哲学》，《哲学研究》，1955年第1期；该文收入《张岱年全集》第5卷。张岱年又出版了《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湖北人民出版社，1965年6月第一版，印数12000册）。本书内容与文章一致，只是张载的生平、思想和影响更加详细，关于张载学术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论述更加充分。见该书“后记”。

[297]邓冰夷：《〈张横渠的哲学〉一文读后感》，《哲学研究》，1955年第3期，第142～146页。

[298]吕世骧：《张横渠的哲学究竟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哲学研究》，1955年第3期，第146～148页。

[299]张岱年：《关于张横渠的唯物论与伦理政治学说——答邓冰夷与吕世骧同志》，《哲学研究》1955年第3期，第139～142页。

[300]陈玉森：《张横渠是一个唯心论者——张岱年先生〈张横渠的哲学〉一文读后》，《哲学研究》，1956年第4期，第136～140页。

[301]张岱年：《对〈张横渠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文的答复》，《哲学研究》，1956年第4期，第140～143页。

[302]《熊十力论著集之二：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