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存在的生存视角

从人类生存状态看，语义场又可分类为人类生存语义场、时代生存语义场、社会生存语义场和个体生存语义场。

人类生存语义场　人类生存语义场是使人类作为一种文化的生物物种的变动而永恒的生命状态、氛围、情绪，诸如那种与生俱来的忧惧情绪、认同冲动、家园(幸福、平等)情绪、领域情绪、占有欲望、创化需求、角色激情等等，这些诸多的内容构成了人类生存语义场的活跃因素，也构成了人类这一文化生物物种的独特凝聚场的动力来源，更构成了人类最终获得沟通但同时又永不能沟通的生存运动的深层语义能量；并且人类永恒地追求和平、幸福、平等的内在生命原创动机和创生契机，亦蕴含在这一生存语义场之中。

人类生存语义场激荡着人之为人的基本情绪、意向、需求、欲望，他是人类共享的语言场所，也是人类得以共生共存的生命(语义)能量的滋生处。不管什么时代，不管什么社会，不管什么生存处境，人类语义场都簇拥着你，使你感受着人生生命的可贵，使你获得希望的辉光，使你增添忍受个人痛苦灾难、折磨的勇气和力量。

人类生存语义场　人类生存语义场是把个体与人类，把自我与他人，把短暂与永恒，把现世与未来融于一体的生命建设场，人类生存语义场同时又是把个体、社会、时代与地球和宇宙相一体化，使人在分离自然的同时不忘走向自然和回归自然的动力场的直接交流者、循环生长者，同时又是自然语义场的直接感悟者、沟通者。正是因为此，人类才在苦难的生存中那样地痴情于自然、神往于宇宙空间。

时代生存语义场是指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领域中的人类生存状态、情绪、氛围。是人类语义场渗入某一具体的时代处境，承纳这一时代处境的基本需求、愿望而生成的属于这一时代人类生活的基本生命能量而播散于每一个人的群体和个体，激发、凝聚、制约其生存的基本精神意向、欲求。比如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走向节节胜利而开创出来的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它所昂扬出来的人类生存状态、情绪、氛围与今天的人类生存状态、情绪和氛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语义场所舒卷昂扬的生存语义状态、情绪、氛围，是乐观主义的，人定胜天的，幸福在人的，因为这个时代根本不存在世界风险、生态危机、自然失律、气候失律、物种灭绝、生态链条破损和断裂等问题的出现，而人类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人类的能力与幸福的比例关系问题，即人类的幸福与否和幸福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自身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大小和强弱的问题。然而，工业文明自我开进300余年的历史，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人口的无序增长，物欲的无限度膨胀，地球资源的日趋枯竭，自然生态链条的加速破损和不断出现环节性断裂，生物多样性的锐减，地球的自我承载力的弱化甚至许多方面的丧失，社会自净力弱化甚至完全消解，人类能力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再也不是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而是让位给地球承载力、社会自净力与人类的幸福的问题，即如何恢复地球承载力和社会自净力：人类有无能力恢复地球承载力和社会自净力，地球承载力和社会自净力的恢复程度，决定了人类能否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现有的幸福和能否在多程度上开创出现实的幸福。

时代生存语义场是超个体、超群体、超社会形态、超阶级、超种族的生命能量场，虽然个体、社会形态、阶级、种族可以人为地限制它，扭曲或无视它的存在，其结果所付出的代价是异常高昂的。比如，20世纪作为一个人类时代而存在，这一人类时代生存的基本语义能量、情绪是高悬人的“主体图像”，正是人的主体图像的高悬，才一方面把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推向了高峰，另一方面又创造出了反者道之动的变动新格局，即推动人类进入21世纪，并造就了21世纪语义场的形成。因为21世纪作为人类的另一个新时代，其生存语义场将由主体图像转为生境图像：在20世纪，作为以主体图像为导向的语义场，所张扬的是人的绝对主体性和人的唯一目的性，自然、地球、地球生命，只能是使用价值，只具有工具性资格。而在21世纪，这种主体图像被生境图像所取代，在人的世界里，人同样是存在主体，但地球、自然、地球生命也逐渐获得了存在的主体性的地位，开始具备了存在的主体性资格。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此四者之间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构成了21世纪语义场的导向性能量。因而，从20世纪向21世纪，人类的存在面临着根本性的转变，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着最为深刻、最为全面、最为彻底的转型。在这种转型化的存在态势和生存取向面前，我们——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社会团体、政治组织和个人——将应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呢？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时代生存语义场是人类之间(不管恪守什么形态)在一具体生存时空框架中得以相互沟通、理解的内在动力，是人类在一任何时代将可能努力扬弃各种人为的阻碍而取得生存的一致性的能量场。所以，任何一个个体，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个种族，它的生存取向都不是任意的、武断的，并且绝不可能任意和武断地按自己的意愿去虚构，更不能用公权的暴力和谎言来驱赶人们背离时代生存语义场，如果要这样的话，最终只能是加速自我的毁灭。

社会生存语义场　当我们说社会生存语义场时，一定要首先理解“社会”这个概念。在社会生生存语义场中，其所讲的“社会”是指以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社会生存语义场是指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模式制约下的社会生存状态、情绪、氛围，是某个共同体成员在一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制度规范下的社会生存状态，或者说，是维持这个国家共同体在这种政治经济制度指控下的生存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社会专制主义社会是被不同的社会生存语义场所恃有：在资本主义社会语义场中，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得到普遍尊重，个体的人的独特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得到普遍尊重，社会公民的生存、自由和幸福权利得到普遍尊重。在这一制度社会语义场中，所被全面强调的是天赋人权，它更多地鼓励创造，鼓励勤劳，鼓励节俭、守时和公正，并将这些内容视为是健康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公德和美德，而在封建主义社会和社会专制主义社会里，其制度化的社会生存语义场所洋溢的却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生存语义场完全相反的内容。

社会生存语义场虽然以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为基础，但它并不等于政治语义场，政治语义场是以某种社会政治制度作为信仰而建构，在这个语义场中，均是它的信仰者。而在社会生存语义场中，虽然生存其中的所有个体、群体都被它恃有，但并不是所有的个体或群体都信仰它、维护它、强调它。正因为如此，社会生存语义场总是面临着解构与重构的危机，从而政治语义场更大域度地发挥着它的强化功能。

个体生存语义场　个体生存语义场是支配、恃有个体的人的生存行为的动力能量场。个体生存语义场既是社会、时代、人类生存语义场的缩影，又融进了历史、自然、宇宙语义于其中。个体生存语义场是一切语义场得以产生、存在、敞开、变迁的现实能量(力量)场，个体生存语义场是所有其他语义场的凝聚场、发动场、辐射场。所有其他语义场能量产生于个体生存语义场，其语义能量又都为个体生存语义场所吸收。然而，个体生存语义场作为一种新的动力又施加给各种语义场，从而改变、调节其语义能量运动的速度、性质。试想，哪一种社会化的语义场不是产生于个体、产生于个体生存语义场的建构和社会化的传播(即作为一种极其强劲的权力对社会的强加)？经验论语义场的人类化建构，当然应该归功于弗兰西斯·培根、牛顿、洛克等人的思想探索的努力，但同样不能忘记以泰勒斯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赫拉克利特、普罗泰戈拉、原子论学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前赴后继的努力。同样，唯理论语义场的构建与发展，却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的哲学家们的思想探索及其成果息息相关，亦与柏拉图、笛卡儿、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贡献息息相关。共产主义语义场建构的开创者当然是马克思，但如果没有英国的空想共产主义实践家欧文、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傅立叶和圣西门，没有弗兰西斯·培根的《大西岛》、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影响人类现代及其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语义场力量，是不可能真正产生的。客观地看，人类各种各样的语义场的消长运动，虽然是一种整体运动，但这种整体运动的最终推动推力，恰恰是由个体的存在想望、生存行动所构建起来的个体语义场。人类各种各样的语义场的消长运动，最终取决于个体语义场的建构力度和强度，更取决于这种具有高强度和力度的个体语义场的创建最大限度地符合人的生命存在本性，符合人类生存的本性及其所敞开的固有方向。所以，从根本上讲，人类所有语义场的消长与居变运动，都取决于个体生存语义场的稳定与创生，这是人类为什么会如此重视教化(学校教育和伦理陶冶)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社会教化如此政治化、或者说为什么统治者总是企望以其强权的方式获得对社会教化的主导权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