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性的视角透视人的生存方式

诗，是思；诗，是丝；诗，更是寺。思想、情感和理念世界同时存在。拿到杨如明的诗集《百花》，我首先关注的是：她写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写作中直接的也是首要的一个命题———“写什么”。诗，是思考社会、人生以及自然、人等的生存状况和存在状况。一种存在，是你看得见的，如虫子如何爬过树叶吸附露水，人在河边垂钓，等等。而另一种存在，却是你看不见的，它是你赋予的，物、景和人存在的一种意义。这种意义的产生，是一刹那的心灵撞击，是感性和理性的瞬间碰撞，引发你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连接起来，以意象唤醒生活，诗性从无意识中浮出地表。

显然，杨如明的诗，属于前者，诗性的产生源于现实生活某一个事件、某一个生活场景、某人的一句话语或某个动作，或源于新闻媒体的生活报道，或源于对历史故事的重新思考。《百花》诗集，收集了她在2011年1月至2012年11月将近两年时间内的102首诗作，以题材为标准，我简单地把它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关注宏大社会性题材的诗，如《奠基者之歌》、《女将军妇好》、《纪念大师黄公望》、《献给“七一”的歌》、《怀念先驱秋瑾》、《江姐伟大的女性》、《献给先烈杨开慧》、《迎“神八”吐恋情》、《怀念毛主席》、《吴斌———好男儿》、《奥运之美》、《钓鱼岛———中国的岛》，等等。第二类诗抒写湖州历史文化古迹以及参观历代遗留下来的湖州人文名胜、考古遗址的感受，如《潘家廊新韵》、《重阳迎客》、《参观赵孟頫旧址纪念馆》、《参观湖州市考古成果展》、《走进德清道德馆》、《参观赵延年艺术馆》、《参观湖州古木博物馆》等。第三类诗叙写个人漫游、见闻、经历等，如《今晚霅溪公园》、《晨游潘家廊》、《荻港农庄摘秋果》、《华海园草坪上》、《廊桥上观景》等。第四类诗抒写个人日常生活场景和趣事，以及亲情天伦之乐，如《抢财神》、《读信》、《握手》、《中秋赏月》、《清晨漫步偶得》、《说老》、《快乐在找你》、《四季问上苍》、《我与孙女》、《陪小孙女作画》、《送夫赴杭读书》等。

每一首诗都有一颗滚烫的诗心，以及个人投身于社会重大事件或日常生活事件的价值理念。诗人的心浸透浓浓的儒家思想情怀，人与社会紧密结合，人与自然浑然天成，自然是美的存在，人是美的存在。这一百多首诗中，诗人始终以一个社会人的视角关注周边的人和事，可以说，创作的视角是一个“大我”，诗歌教会我们如何看待宇宙与永恒、爱与美、生与死、世界与自我，使我们内心生出种种高远的情怀，得以寻找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并最终达到调节内心和谐。

以社会性的视角透视人的生存方式，可以说千姿百态，涓涓细流中汇聚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理想追求。我们仰慕伟人，赞叹其高风亮节，惊讶其丰功伟绩，沉湎于其为何如此壮丽，是因为他（她）超越世俗，至于至善、止于私欲。伟人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圣人和英雄，《怀念毛主席》一诗，总共65行、13节，却把伟人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书法家的一生全部蕴于笔端，一行行的诗，犹如一畦畦的稻穗，那一片田野掀起了丰收的稻浪，满眼的金黄应是诗意的生辉。其诗意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样的题材领域，绝大多数诗人鲜为涉足，一方面内容广博，另一方面诗性如何发现和寻找面临挑战，但杨如明成功了，因为她释放了语言的潜在含量，提供了读者思维和想象的审美空间，阅读不粘不烦，干净利落，一幅幅画面，一个个蒙太奇电影镜头的组接，让时空顿时幻化在你的眼前，历次革命的事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飞夺泸定桥、百万雄师过大江等，都以具体的地点、画面、话语拉伸和延续，其间的空白效应就是诗意美的建构，如“独立橘子洲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横扫千军如席卷”、“《论持久战》”等等，要驾驭这样的题材，诗人须具备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否则无从下手。

以宏大的社会政治题材入诗，写诗的人，就面临一个如何表达的问题。它不像一般抒写个人一瞬间的情绪，以细节点进入，继而向深处挖掘，闪现出其潜意识的诗性光泽。有其内容的广度，又要展现其思维的深度，诗人的表达不能停留在抒情诗直抒胸臆的层面，如若这样就落于空洞、无病呻吟，而应让每一个词汇扎根，并尽量凸显其生活内容，动词的使用便达成了这一功能，《怀念先驱秋瑾》、《江姐伟大的女性》、《献给先烈杨开慧》等诗就给我这样的一种感觉，“灿烂名教授杨家”、“选点星火燎原为伴”、“别三幼子血染长沙”（《献给先烈杨开慧》），“竹签钉十指未哼一声”、“伤残手绣得红旗更美”、“狱中托幼孤难友”、“热血化作一片朝霞”（《江姐伟大女性》），诗歌的在场感和审美张力，全由这些动词达成。由此可见，诗人有着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唐诗宋词的熏染在诗的字里行间可以触摸得到。

以日常生活事件和名胜古迹构置自己的创作题材，就涉及诗歌的讲述问题，如何讲述，站在怎样一个角度讲述，以怎样的视角讲述，以何种表达方式讲述，是诗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它是经历、参观，都是亲眼目睹的事件，说明诗歌不知不觉地向叙事诗转变，就包括了场景的叙述过程、叙述的方位问题，每一首诗都会牵扯到人、事、物、景等几个要素。杨如明的诗都是均衡讲述，人也是一些宽泛的人，物都是眼前的物或是历史的物，景也是眼前的景或历史的景，《荻港农庄摘秋果》、《重阳迎客》、《老夫妻融在画中》、《游余家漾公园》等，都有此种讲述的功能。《荻港农庄摘秋果》讲述的是三位阿姨摘秋果的动作、神态和瓜田里的藤蔓植物。《重阳迎客》的讲述，可以说将现实讲述和历史讲述汇于一体。现今的仁皇阁“南大道一千三百台级/人群川流不息”，仁皇阁的来历就属于历史讲述：“昔秦王东巡/妒山势王气极盛/令断山首在南号砺山/今称仁皇山”。在《老夫妻融在画中》这首诗中，我们要回答这样的问题：画中有什么样的景？有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干什么？“东边天窗透出红光/蓝天定格数片纱云/黑轮椅推进霅溪公园/灰白头棕衣汉安坐/短发瘦女人躬身握双把/河岸柳廊下慢慢西行……停车垂柳女坐木靠椅/男人递水瓶滋润女人/面对霅溪两人小声说话/小鱼悄悄游过来偷听”。诗歌中无论是完整情节的讲述，还是片断景致的描摹，都给读者留下很多诗性的想象空间，因为叙述只是提供时间、场景和空间状态，其诗意的唯美张力，全交给读者自己去体验，这也是古典诗歌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学遗产。“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经》中的诗《子衿》、《蒹葭》、《关雎》、《黄鸟》、《氓》… …以及其后的《孔雀东南飞》、《琵琶行》等诗，都有比较明显地讲述动作。

抒写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的诗，需要理性的思维，需要唤醒读者被时间掩埋的哲学意蕴，而此种力量的达成，要在诗中营造语境以及由语境而形成的意境。评价一首诗的优劣，不但要看它的感情浓度，还要看它的思想深度，一首诗的持久震撼力来自于一种“理性的激动”。杨如明的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之诗，没有虚无缥缈的无根抒情，没有直抒胸臆的主观宣泄，更没有一味满足自我情感需求的无病呻吟，有的只是从容的陈述，真情的把握，理性的议论。诗，是情感空间，也是理性空间，理性是一切情感的最终归宿，与经验、直觉相比，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哲理的深思。一般我们认为，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但我们不可否认宋代诗歌在历史文化长河中不容抹杀的作用，这正是因为宋代诗歌重哲理，在表达方式上重议论。从杨如明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宋代诗歌对她的影响。以“议论入诗”，是诗中理性的直接表达方式。《藏书楼感叹》先是白描嘉业堂的正厅、正方形的特大天井、楼中藏书六十万卷，但诗的结尾一节，突破了前几节的叙述和描写，转而进入议论：“浔商藏书久成风/恩泽故里辈出精英/当今华厦富商千百万/多少豪宅飘书香”这样的诗歌风格，颇有古典诗歌的风范，在唐诗的绝句中也可以找到痕迹。“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前两句往往是叙述，后两句是从这种叙述中生发出来的思想，也是诗歌升华的部分，而此种升华是建立在叙述的基础上的，理性思维在不知不觉中达成。

诗中的议论，是诗中理性直接表达的方式，也是一首诗的“诗眼”，但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此种表达方式往往是非诗的，因为它脱离不开抽象地讲道理，而诗歌的艺术在于道理寓于形象之中，就好像盐溶于水一样，因此，诗歌中议论的展开就必须讲究条件，方能使诗中的议论成为“艺术的”。首先，议论本身须形象化；其次，议论须包含浓烈的感情，也就是要注重寓理于形，寓理于情，理情结合，理中有情，情中有理，在感人以形、动人以情中，才能真正传达出征服人心的理性。杨如明的诗，其基本的结构都是前半部分是叙述和描写，后半部分或最后一节是议论，其议论也是形象思维，诗性的传达不言而喻。如“渴望自由的强烈抗争/那条血淋淋的小腿/镌刻他心中半个世纪”（《听童年的故事》）；“一弦起音速下台级/大扁鱼跃头翘尾亮水面/春风迎面贺喜问趣情，‘人生难得几回醉/———夕阳不醉何时醉’”（《殳家湾水岸》）；等等。

对于诗，目前人们都在争论到底写什么的问题。有人认为，诗重个人体验和对生活的独特发现，诗是最具个人化的，蕴含着肉体的知觉和智性的升华，因而真正的诗是开启人的内心世界的，是心灵的物化和潜意识的释放。另一部分人认为，诗应该抒写自我与时代的关系，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个人的思想、修养、气质和审美情操直接投射时代的精神和内涵，依我之见，诗作的题材没有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区别，也没有宏大题材与私语化倾向的区别，只要诗人的创作主体是当今时代的人，他（她）身上自然而然就有时代的气息和精神，创作题材无大小之分，一篇优秀的诗作既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崭新的精神风貌，又能从更深层面上触摸诗学本质上的人类意识。杨如明的诗作关注人类精神积极向上、顽强拼搏、为国为民争光的一面，属于儒家思想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社会性层面的导向范围，因此主题纯净，意境唯美而灵动。湖州人好强争先、奋发进取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她的诗也反映了这一主题，如《三问通津桥》，诗作通过对南浔通津桥的发问，道出了南浔历史上丝绸行业在世界上的风云变幻，展现出一代人的民族精神风貌。“清朝至民国/‘四象八牛’频繁来往/‘七十二只金狗’踩踏”，“承载丝盛三百年/分享‘辑里’辉伦敦/繁荣重任自有后人担”，这样的诗句都在告诉我们南浔丝绸行业的发展历史以及浔商的胆略和气魄，需要读者具备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南浔“四象八牛”，即“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为代表的南浔富商，清光绪年间出现在湖州南浔民间及江浙一带。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资本雄厚，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者。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南浔“四象八牛”之说，属于民间说法，并无正规的统计和详细记载，“七十二墩狗”仅仅是泛指。

厚厚的一本诗集，躺在书桌上，散发着湖州历史文化的清香，渗透着诗人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爱故乡、爱生活的童心。

陆孝峰[1]

2013年5月12日于湖州师范学院

2011年诗

[1]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