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的人学观是开启伦理研究的关键

正是因为实践哲学把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整体来看，才产生了伦理问题，而后现代理论虽然也涉及主体间性问题，虽然也是关系问题，但却割断了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是局限于讨论人与人，而且一般来说是单子的个体之间的人的关系，所以也很难展开伦理问题的讨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把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视为一个整体，并以此来研究人的本质问题。首先是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按自然规律行动的存在物。就是说，自然界有着客观规律性，人们必须理解这种客观规律的合理性，而且自然界也会因为自身的规律性、质和特性等而对人的生活具有本质性的意义，这可以从日月星辰的变化、季节的更替等明显的变化中看出。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形成的人类的海洋文化、平原河流文化、草原文化等也是明显的证据，因此自然界就是与人和社会相对立的物质环境，由此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所说，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7页。 另一方面，人又不是同其他自然界的生命一样，是完全被动和适应性的存在物；人能够不断掌握和自觉发展作为完整的人的多方面的本质，进行全面的生产，即创造性地进行生产实践。马克思指出: 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的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同上，第97页。

正是人类的这种生产活动创造了文化，也形成了社会、自然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马克思也曾指出过，“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同上，第122页。

但是，在人与自然的接触中，自然界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目的和意图，因此也不会传授任何善行、正义和道德的观念，这种伦理学的观念是人在对自然界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述求无已地对自然界进行了过度开发和利用，已经导致了生态的严重失衡，并给人类的发展构成了威胁。现在人们已经在生态伦理方面达成了共识，并计划合理地利用自然界给我们提供的资源。后现代理论将自然生态的变化和人类之间的战争归咎于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并把这种理性看成是理性的全部，从而反对一切理性，并倡导非理性和怀疑主义。他们并没有看到，这种理论上的错误恰恰源于人们观念上的错误。下面，我们再从社会与人的关系来看一看伦理的形成问题。

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分工和合作形成了复杂的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并造就了历史与文化。人就是在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范围内使自己同自然界发生着本质性的相互作用。在这里，人一方面是被决定的，因为每一个人进入到社会中来都会遇到某些早已为他的生存而准备好了的起始条件，即社会和文化的环境；他必须接受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受到它们的濡化和训练，接受它们并受制于它们，也就是说有被决定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人也是自由的，因为他可以自觉地提出某些目的，并为实现它们而努力。但作为社会中的人，他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在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过程中，又绝不可能表现出他的非社会性，因为任何单子的人的活动离开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有在社会中才是可能的。恩格斯曾明确指出: “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伦理问题正是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中形成的一种规范，是行为规范。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都特别强调行为的实践性，而马克思则强调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解释世界，更是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理论问题，而改变世界却是实践问题了。这是根据人们思维走向的不同而作出的区分: 解释世界主要是认识性的，而改变世界则是要根据一定的理论去行动，去改变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所在的世界，所以是实践性的。思辨性的理论哲学不涉及伦理问题，因为这样的知识是靠某一理论单独推理运行的，并不需要去协调人们的行动；而实践活动则不然，由于人们有着明确的目的或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人们的行动必须协调一致。一种社会行动或行为往往都不是纯粹个人性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单子论人的观念也不会讨论伦理问题。据考证，在西方国家，Ethos(伦理)一词最早出现于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本意是指一群人共居的地方，后来才用于指那些共居的人所形成的性格、气质、风俗习惯，以及某些相似的品质和德性。因此，它常指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相处共事而应遵守的、正确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品性，同时它也同人的实践活动有关，所以，康德把这种品性称为实践理性。但是，康德的实践理性过分强调道德的自律性而排斥他律性。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基本问题是意志自由问题，他认为意志乃是有理性的存在者的自身活动，而不需要别的原因加之于它。自由、意志与道德规律是一致的，有理性的人不受外力影响而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就必然是遵守道德规律的。实际上，康德在这里模糊了道德与伦理之间的界限。一般说来，道德可以强调自律性的一面，而伦理则必须强调他律性的一面。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道德是关乎人的人格和尊严的东西，也可以说，它是某种生活方式，是通过各种规范来调节人的行为，培养人的优良品德，从而实现人的尊严的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而伦理则不然，它涉及关系性，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既然是关系性的，就需要他律性。虽然伦理学被认为是以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但它主要是通过理性来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所以他律性得到了强调。此外，道德是内在于人的内心的，也只有人才会有道德问题，而伦理则可以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生态伦理问题。当然，自律与他律、道德与伦理又是很难完全分开的。在目前世界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但不同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又有着很大不同。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在另一种文化中未必会得到认同，所以伦理问题就出现了。如何来调解这些不同行为呢？要不要一种普世性伦理呢？这就成了当前伦理学界的一个重要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