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学思成就的时代意义

一

浠水徐复观先生（1903—1982），是现代中国卓有建树的学者，耿介不阿的思想家。他生活在后“五四”时期的时代风涛中，始终跋涉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学术层面又长期涵泳于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之间，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儒门与道家之间，道德与艺术之间……以深沉的忧患意识，从事坚贞的学术研究，严肃思考，引古筹今，上下求索，左右探源；在对立两极之间自觉地保持张力，在双向扬弃中渴求新的进展。因而，对晚清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时代课题，诸如：历史形成的悠久传统能否向现代化转换的问题，对传统文化的二重性、正负面作用如何分疏的问题，从古老传统文化中如何剥离、发掘出现代化的人文价值的问题等，作出了一系列独具卓识的创造性诠释，被海内外学界誉为“创新的传统主义者”，“献身于民主的斗士”，“敢于向权势挑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

徐先生著作宏富，学风凝重，其代表作《两汉思想史》、《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及《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艺术精神》及《中国文学论集》等，大体从政治文化、道德学说、艺术精神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有破有立的疏释，着力阐扬传统文化中被窒压、被曲解的人文主义精神。读徐先生书，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即书中跳动着的是一颗赤子之心对神州大地山川草木、故乡风土人情的强烈的爱，是他对饱经磨难而仍然活着的中华文化精神的一片热忱；同时，也充溢着他对两千年来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和传统社会，传统士人的痼疾和流弊的无情抉发，横眉冷对，深刻剖判，爱憎分明，入木三分。至于他大量的时论杂文所流露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更是披肝沥胆，充分表现了他绝不奄然媚世的狂狷性格。徐先生可说是洗尽了乡愿庸人气习、襟怀坦白的性情中人。

徐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剖判的总方向，似可概括为以破显立，去芜存菁，即通过对传统思想的负面的揭露批判以凸显其正面的价值，勇于剔除古老民族文化中污秽及僵化的成分，从而复活并弘扬其不朽的真精神。

首先，在政治文化的剖判方面，他把重点放在反专制、反奴性方面，显然有所承继于熊十力先生。熊先生一再强调：“吾国帝制久，奴性深，此不可不知”；“两千年专制之毒”及至《儒林外史》等所揭露的“一切人及我身之千丑百怪”，都需大力清除。如果说熊先生言简意赅，宏观立论；则徐先生微观考史，予以实证。他的代表作《两汉思想史》一至三卷，系统深入地考察了从先秦到两汉中国社会和学术的巨变，特别是关于西周政治社会的结构及其崩解和秦汉典型的专制政治制度的成立问题，关于汉代君王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分封问题、官制演变、君相矛盾，以及外戚、宦官势力的形成等问题，关于两汉知识分子在专制下的压力感及卑怯心理、言行游离等问题，关于中国姓氏演变与社会结构的形成问题，关于从《吕氏春秋》到董仲舒的思想转折以及哲学大系统的建立问题，关于扬雄、王充、韩婴、刘向等以及《盐铁论》反映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史记》、《汉书》所反映的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思想等问题，探微索隐，仔细梳理，发人之所未发。他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角度，剖析从西周到秦汉政治体制的诸方面，尤其是专制政治的基本性格及其所造成的专制主义的心理状态；在此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和软弱性格，中国学术文化依附于政治的畸形发展等，其透视之深切，论析之绵密，为以往史学论著所罕见。

徐先生痛切指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艰难性：由于学术文化依附于专制政治，“很难打开一条顺应学术文化的自律性所要求的康庄坦途，因而一直走的是崎岖曲折而艰险的小径。中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在生死之间的选择来考验自己的良心，进行自己的学术活动。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学术情况，除了极少数的突出人物以外，思想的夹杂性，言行的游离性，成为一个最大的特色。逻辑的不能发达，此亦为重要原因之一。而知识分子自身，由先秦两汉的任气敢死，因在长期专制折磨之下逐渐变为软懦卑怯”^[1]。“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活动的社会平面，文化即失掉其自律与自主的伸展。……一般士人，为了做官而谈政治，绝不能构成政治学；为了争宠而说有谈无，绝不能构成哲学。于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士大夫，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挟带着满身的政治污秽，而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也不免和这些政治污秽夹杂在一起。”^[2]这一无情揭露，摧枯拉朽，但并非中国文化全是一片“污秽”。他反驳好友钱穆美化专制政治的国史观，惋惜地称之为“良知的迷惘”，同时极为深刻地指出：我所发掘的乃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所面对的人民的呜咽呻吟，以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和泪。……血河泪海，不激荡出民主自由来，便永不会停止”^[3]！这类血泪文字，典型地表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的爱深言切。他反对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与封建专制主义混同起来的两极观点（一极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将其笼统地等同于封建专制主义，一极是全盘肯定中国专制主义，将其美化为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而坚持从中国历史中把与种种政治污秽夹杂在一起的中国文化真精神剥离开来，即把中国文化中原有的反抗专制的自由民主精神以及“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和“从道不从君”、“忧道不忧贫”等优秀思想传统，认真发掘出来，并使之与现代民主意识相沟通，以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经过徐先生的“复古开新”的学术工作，儒家、道家思想传统中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以及渗透于人文史学与忧时文艺中的与广大劳苦百姓的“呜咽呻吟”痛痒相关、血肉相连的思想感情，和历代志士仁人“以德抗权”、“以道抑尊”的浩然正气与抗议精神等中华文化中这样一些不朽的真精神，得以重新显豁，光辉人间。这是徐先生针对许多知识分子蔑弃传统文化的自暴自弃态度而发愤著述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其次，徐先生通过中国思想史，特别是中国人性论史的研究，着重梳理了传统道德学说的诸层面，主要在发掘儒、道两家学说中的忧患意识和自由意识。

徐先生独有会心地阐发《易》道中的“忧患意识”，旨在凸显人文价值所依存的主体性。他认为，殷周之际产生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文化由宗教向人文演进的重要标志，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的以道德理性为核心的人文觉醒。原始宗教虔敬天神，唯天命是听，周初人提出“敬慎”、“敬德”，朝乾夕惕，自强不息，精神专一，认真负责，由信赖神、把一切责任交给神，转化为信赖人、“吉凶与民同患”，对一切人间苦难、社会祸福勇于自我承担。这就是“忧患意识”。这不是听天由命，抹杀人的主体性；而是在历经忧患的反省中，唤起主体的能动作用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以“敬”为动力，以“德”为目标，以“成己成人”的社会义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应尽之责，因而是一种自觉的道德理性。徐先生从原始宗教向人文转化，来阐释儒家的人性论，认为孔子的“畏天命”，实是“对自己内在的人格世界中无限的道德要求、责任而来的敬畏。性与天道的融合，是一个内在的人格世界的完成，即是人的完成”^[4]。而孔子的“仁”，乃是一个人的自觉的精神状态，它至少包括“成己、成人”两个方面：一是对自己的人格的建立及知识的追求发生无限的要求；一是对他人无条件地感到有应尽的无限的责任。他说：“个体的生命与群体的生命，永远是联结在一起的，这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特性。”“孔子对仁的开辟，不仅奠定了尔后正统人性论的方向，并且又由此而奠定了中国正统文化的基本性格。”^[5]至于孟子的“性善说”乃是“人对于自身惊天动地的伟大发现”，“可以透过一个人的性，一个人的心，以看出人类的命运，掌握人类的命运，解决人的命运。每一个人即在他的性、心的自觉中，得到无待于外的圆满自足的安顿”。^[6]即认定性善说是通向人的终极价值和安身立命的桥梁，是确定人的尊严和人与人相互信赖的根据。故由“性善”说可以推广为“仁政”说，确定人民的好恶为指导政治的最高准绳，即中国思想史中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的最高的民主政治精神，只是缺乏民主制度的构想。

徐先生把道家的人性论思想，也纳入了他即思想史以发掘人性论的道德主体的自由意识的系统。他着重剖析了庄子反对人性异化的自由观，提出庄子面对沉浊的现实，却怀有“无限的悲情”，又从“无待”的自我逍遥的精神境界中，探索人性从各种异化中得以复归的途径，“欲使众生的性命，从政治、教义的压迫阻害中放出来；欲使每一人、每一物，皆能自由地生长。一方面好像是超脱于世俗尘滓之上；但同时又无时无刻不沉浸于众生万物之中，以众生万物的呼吸为个人精神的呼吸，以众生万物的自由为个人的自由；此即他所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他所欲构建的，和儒家是一样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自由平等世界”。^[7]这样对庄子自由观的阐释和肯定，表现了徐先生以平等心对待儒、道两家的文化包容心态。他还深刻指出，历史上的正宗儒家，“过于信赖现实，最容易为统治者所藉口，乃至甘心供统治者的利用，以加强统治者的惨酷之毒，真是值得庄子加以棒喝涤荡的。他（庄子）在抨击仁义之上，实显现其仁心于另一形态之中。……这是我们古代以仁心为基底的伟大自由主义者另一思想形态”。^[8]对于庄子反抗政治伦理异化的自由理想如此高度地评价，对儒道两家的真精神如此巧妙地加以融通，这是徐先生的独得之见，值得我们认真咀嚼。

再次，徐先生通过对中国艺术史，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绘画及历代画论的研究，着重发掘中国艺术精神中的主体意识和艺术境界中所实现的人格自由。

徐先生从原始宗教向人文精神的转化，展示了他的中国人性论的研究；再从中国人性论的研究，拓展到中国艺术精神的阐扬。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征服自然以为己用的意识不强”，故自然科学不发展，一些“前科学”的成就，只有历史意义。但中国文化中的人性研究，从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和人生价值的根源，不假外力而靠道德自觉之力，即可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和危机。中国文化还有一个层面，即从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在艺术中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并由此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文艺家、画家和他们的不朽的作品。这两个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意义，并且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9]他概括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的精神，有两个典型。一是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是道德与艺术的最后统一。另一是庄子所显出的典型，乃是纯艺术精神。庄子所说的“道”，落实到具体人生，作为人生的体验来把握，乃是纯粹的崇高的艺术精神。庄子由“心斋”、“坐忘”等工夫所自觉到的“心”，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道家由老、庄演变为玄学，它的真实内容乃是艺术化的生活和艺术上的成就。历史上的大画家、大画论家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而然都是庄学——玄学的境界。所谓“玄”，乃是一种心灵状态、精神境界；而中国艺术中的绘画，正是这种“玄”的心灵状态所产生、所成就的。“心斋”、“坐忘”，正是美的观照得以成立的精神主体，也是艺术得以成立的最后根据。达到“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的历程，一是必须消解由生理而来的物欲，使物欲不能奴役心灵，心灵得以从物欲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二是让心灵不受认知活动的烦扰，而从“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等无穷追逐中得到解放，以增进人的自由。心灵摆脱了“欲望”和“知见”的遮蔽，心的虚静的本性便会呈现出来。从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发展到庄子的“无己”、“丧我”、“心斋”、“坐忘”，都以虚静作为体道即把握人生本质的工夫，也就是一种主客两忘、物我合一、超越时空而了无间隔的审美境界。“心与物冥”的心，即审美观照的主体之心；所冥之物，即作为审美对象之物。中国艺术精神不同于西方，最根本的一点是强调艺术美从人格根源上涌现出来，是主体精神的自由表现。在主体呈现时，既是个人人格的完成，又是主体与客体宇宙万有的融合；“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所以中国文化的根源之地，无主客的对立，无个体与群体的对立，“成己”与“成物”是一而非二。这是中国文化最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基调之一。

徐先生对中国文化主流学派的道德哲学和艺术精神的诠释，其理论重心集中在阐发其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精神自由。他在孔孟儒学中发掘出道德自律与人格独立的主体性原则，他在庄学、玄学中又发掘出审美观照与艺术自由的主体性原则。他既肯定人不仅是道德主体，而且是艺术主体，也就承认了主体的多元化，人还可以作为独立的认知活动的主体、政治与经济活动的主体、科技与宗教活动的主体等。徐先生在学术上通观儒道，扬榷诸家，对道家思想多方面的认同，同样也可推衍出学术思想上综摄融贯的多元化。体用多元，一本万殊，大德敦化，殊途百虑。徐先生留给我们的不是“断港绝潢”，而是广阔的康庄大道。

综上所述，徐复观先生对古代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文化的反思，对中国人性论及道德哲学的剖析，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扬，无不具有引古筹今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而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是他力求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亦即主体自由的精神，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不为物化的人道之尊。这是现代化价值的生长点，是传统与现代化的接合处。徐先生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和学术成就，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九九五年八月

【注释】

[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199页。

[2]徐复观：《徐复观文录选粹》，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10页。

[3]徐复观：《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89－90页。

[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52页。

[6]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412页。

[7]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412页。

[8]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412页。

[9]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