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共生的时代

我们迎来了一个彼此依存、共生演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叫作互联网时代。通过互联网,人们享受交易的便利、资讯的迅捷、游戏的乐趣和社交的新鲜,互联的世界让人们感受到陌生人的存在,感受到哲学上他者的分量、意义和价值,感受到开放空间中彼此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当然也包括相互抵触、相互不适应。

这只是表象。对于习惯了确定性世界的当代人而言,互联网在日益改变这个世界的模样的同时,也在悄然把思想的根系越扎越深。这里围绕意义的生产来说。

工业时代看待意义问题,有两个假设:一个是确定性假设,即相信这个世界是确定的;另一个是理性假设,即相信意义可以通过理性揭示出来。与秩序观念类似,如果说秩序是这个世界的表征的话,意义就是关于这个世界存在感的直观佐证。

从文本学、叙事学的角度说,意义是凝结在文本与叙事中的。此种观点将意义视为独立于传播者、受众的客体。早先信息论的思想基本如此,比如香农^[9]的信息论,针对信息传达的方式、路径建立模型,认为信息是一个经由信息通道的编码、解码过程。这种观点迄今主导着人们对信息,以及信息中凝结的意义的理解,这其实是个误会。

什么是意义?简单说,意义是某种主观感受,是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共相、共鸣。意义并非简单地被符号编码,注入管道,传递给接受者。信号理论比拟电子信号传递的观点,认为高保真度、降低噪音是信息提纯的必要手段和追求。这一思想投射到新闻学、传播学,就是挖掘事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人们看待意义的生产与消费,完全比拟于信号与噪声的隐喻,这是成问题的。

意义的创生是基于关系、基于交互的。意义并非事先生产,并非说意义与交互前毫无关系,而是说意义是“双边”“多边”关系的度量,不是单边的诠释。

意义的存在方式,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微粒,也不是化学意义上的单体或者化合物,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活体”。意义不可能剥离于语境独立存在。这一点是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拨。

意义的呈现方式,不是书写,不是绘画和音乐,而是对“不可言说”的言说。这里就有了三重含义:其一是意义的表达终究是权宜之计,总会面临不得当、不完全之虞,意义是模糊的;其二是意义的表达,总是在交互中完成的,不存在独白的意义,任何“取景框”“机位”“摆拍”都只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这其实也是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原意。其三,意义的指向,不是任何确定性的东西,而是人的内心感受。

从这三点看,信息环境下的意义,勉强借用传统术语划分的话,有三个层级(这是勉强划分的,实际上这些层级是相互缠绕的):其一是符号层,即香农信息论指出的符号的意义。其二是语义层,即索绪尔^[10]所区分的能指和所指。其三是皮尔斯^[11]符号论的“三元说”,即认知活动、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但这三个层次都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对“终极问题”的信仰。这种终极问题的信仰,背后其实是确定性的世界观。

对意义的追寻,最后转化为确定性的信仰,并进而演化为福科所说的“权力的诞生”。从这一脉络可以看出意义观与秩序观的“底座”,即对可重复、可预见事物的终极关怀。这一思维进路,其实有着深刻的生理学背景。

近些年,认知科学、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的交叉日益活跃,为我们理解人的认知过程、意义的构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比如美国神经生理学家斯佩里^[12]提出,人的大脑结构其实具有更加古老的进化痕迹。从遥远的进化脉络看,人的大脑结构长期以来稳定在数百万年前的中生代、新生代时期。人类脑容量就此定型,此后并无大的变化。这就是说,人脑的状态在远古时期就基本没有进化的可能。我们今天在短短万年之内,进化出所谓高度发达的文明,从大脑的角度而言,实在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表征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采集、狩猎时代长成的大脑中,发育出如此复杂的后天结构。

对这个后天结构的研究,神经生理学家发展出了三种大脑的解释体系:一个是左脑和右脑;另一个是大脑新皮质和“三位一体的”脑组织^[13];还有一个是在前两个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大脑划分为上半脑和下半脑的“全脑模型”^[14]。在这些脑结构之外,还有一个认识,就是把人的大脑划分为快脑和慢脑(卡尼曼^[15],西蒙^[16])。卡尼曼认为,人脑的快慢划分,其实是同步存在、同步发挥作用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对于突破笛卡尔思维的两分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于意义的解读、诠释和感知,这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这意味着意义的生产方式和存在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前面所言,意义不再是预制罐装式的,意义是共生的,是与关系交互共生的状态,它不能再从共生关系剥离开来,它的生命内嵌在关系、交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