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鉴泉先生的学思成就及其时代意义

蜀学奇葩　蜀学渊渊，源远流长，积健为雄。仅自晚清以来张之洞、王闿运、刘申叔、廖季平等讲学蜀中，倡导博通学风，影响所及，曾涌现出一代代卓有思想风骨的人文知识分子群，乘时代风涛，藉外缘内因，代有通人硕学应运而生。其中，刘鉴泉先生玄思独运，驰骋古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兀，堪称近世蜀学中的一朵奇葩。

生平、著作　先生名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祖籍双流，出生成都。家世业儒，祖父刘沅（1768—1855），中举后退隐成都讲学，融合心性道术，自成一家之言，有《槐轩全书》传世，被收入列传《清史·儒林》；父、兄亦讲学、论道为务，流誉蜀中。鉴泉于刘沅孙辈年最幼，亦最聪颖，家学熏陶，五岁能属文，九岁能自学，稍长入家塾习文史，得章学诚书而特好之，弱冠后多有撰著。22岁被任为墪师，执教殷勤，后又被敬业学院、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聘为教授。矻矻一生，不离教席，淡泊自甘，以“寂寥抱冬心”的“忍冬花”自喻，直至1932年不幸遽逝，享年仅36岁。

先生任塾师后，勤敏异常，自藏古今书二万余册，俱有批识，十余年中，学思并进而大有成，虽因早逝，壮志未酬，而已成书231种，计1169篇，475卷。短促一生，竟留下如此丰厚遗著，近世作者，实罕其匹。先生著作，不仅卷帙浩繁，而且粲成条贯。总名《推十书》，取《说文》解“士”为“推十合一”之意，亦表明其致思取向，旨在明统知类，以合御分。故《推十书》依自立“学纲”，序目井然：首列《中书》、《两纪》之类属之，兼综儒道，总标纲旨；次《左书》，“知言”之类属之，评论先秦子学以来历代思想义理之是非；次《右书》，“论世”之类属之，通现史籍所反映时风、土俗、政术等的古今南北之变异；次《内书》，多心得之作，辨天人义理之微；次《外书》，乃博观所见，析中西学术之异；《认经论》、《先河录》等，自明学术渊源；《续校雠通义》、《校雠述林》等，论定校雠真义；而《子疏定本》、《道教征略》、《清学者谱》等，乃学术史论著；此外，论艺文书画，讲治学门径之专论尚多。其自述《学纲》，自订《推十书类录》等，皆附简表，以示纲维，虽尚未最后定型，而由博返约，自立系统，使传统学术现代化，已具一定自觉。

学脉源流　鉴泉先生之学基于勤勉自修，但仍渊源有自。首先，受熏于家学，屡称引槐轩遗说，但绝非拘守局限，而是自觉到“槐轩明先天而略于后天”，故“槐轩言一，吾言两；槐轩言本，吾言末……”，继志述事，别有开拓。另撰《蜀学论》、《蜀诵》等，高扬蜀学传统，而旨在推陈出新。其次，明确宣称私淑章学诚，承继浙东“通史家风”，其独特贡献，在清理浙东史学之学脉，“文献之传”在吕氏（东莱），而“史识之圆大”，“实以阳明之说为骨”；并以“明统”之说补足章氏的“知类”，以“贯通之识”补足章氏的“撰述”，更以经、子皆史的“广义史学”（或“人事学”）来发展章氏六经皆史思想，探索到具有现代性的人文思想与浙东启蒙学术思潮的内在接合，堪称独见。至于“五四”以来大量涌入的西方各种思潮，被其广纳兼收，细心咀嚼，《外书》多篇，足见深度，实已内化为思想酵母之一。

哲思　鉴泉先生强调蜀学有“深玄之风”，认为“蜀学复兴，必收兹广博以辅深玄”，故特重哲学思辨。《一事论》、《两纪》，乃《推十书》中两篇奇文。宏观立纲，文简义深，评及中西古今各家得失而直示其一系列哲学独见。如认为哲学之首要目的，在于学“何以为人”（“当为真人，勿流于非人”），“千万言，千万年，千万人，唯此一事”。因为，“宇宙万物以人为中心，人又以心为中心”。“治心”之学，不能专主“知”而应重“情、意”，所追求的“真善美”三统一，应“以善为主，真美次之”。衡论诸说，自持圭臬，倾向灼然。所谓“两纪”，乃以“两”为纪纲，贯通一切事物与学理，即在一切事理相待、相对、相反、相因的“两端”中，以道家法“观变”，以儒家法“用中”，辨其同异，观其会通。认为宇宙万象以“两”观之，就能“豁然知庄生所谓‘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因而宣称：《两纪》一篇，“乃八年用功，得此一果——唯一之形而上学”。后在《左右》等文中，对“两一”关系及“中”、“公”、“容”、“全”、“两不”、“两有”以及“包多则归于全”、“超多则归于无”等的梳理诠释，足见其对传统的“两一”学说与现代辩证矛盾观相契合而得以哲理化为某种系统，确已具有相当的理论自觉。

基于这样的自觉，一方面在《内书·理要》等专论中，着力于中西哲学范畴的异同比较和认真清理，已初步琢磨出一个融贯中西的范畴体系；另一方面，又注意引进和研究“论理考证法”，即逻辑分析方法，遍及当时有关方法学的最新译本。同时，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发展，从文献考订，义理诠释，范畴衍化与思潮离合的梳理，到固有血脉价值的体悟，都作了“新故相资而新其故”的探究，撰著宏富，创获甚多。

史识　或称先生“于学无所不通，尤专力于史”。而《推十书》中史纂、史考之作并不多，除《蜀诵》等为方志力作，《重修宋史述意》乃修史规划之外，其余史学论著多为史论或论史之作。就其对浙东“通史家风”学脉的继承，对章学诚“六经皆史”义理的发挥，理论上的独特贡献乃在于把“史学”扩大为“论世”、“观变”的“人事学”。《治史绪论》、《道家史观说》等文中所论“广义之史”，括举整个人文世界，颇近于现代与自然科学相对峙的“价值学”或“人文学”。而强调以道家方法治史，即以“执两”、“御变”之法研究历史发展进程，“疏通知远”，“藏往知来”，“通古今之变”。具体化到史实，则特重以“贯通之识”“察势观风”，即以天人一贯、道器不二、体用相涵的观点，通观一时代或一地区之“风势”（时风、土俗、民情、政势等），纵观“时风”，横观“土风”，势有大小，风有主从，互相促动，互为因果。纵横两观，既能洞察大势，以大包小，又能因小见大，不遗细微。故张尔田赞之为“目光四射，如珠走盘，自成一家之学”。蒙文通赞之为“精深宏卓，六通四辟，近世之言史学者未有能过之者也”。信然！

文心　《推十书》中文艺学论著颇多，《文学述林》等，多层面地论及文心、文体、文风变革、文学派别。乃至专题论到陆机、袁宏道、魏伯子、魏叔子等人的文论，出入诸家，时有创见。除文论外，更广泛涉及诗论、词论、曲论、骈文、八股、小说、寓言、谜语、弹词、话本以及通俗文学如《增广贤文》等；还有专论书法、画旨之作。在某些领域，由于深造有得，直与并世专家相切磋而进到前沿（如与卢冀野论曲），惜拟著中国文学史（存纲目）而未果愿。

时代意义　鉴泉先生之学，自是时代产物。只缘珠沉大泽，光华未显。他生当晚清，面对“五四”新潮及正向“后五四”过渡的新时期。中西文化在中国汇合激荡，正经历着由浮浅认同到笼统辨异，再向察异观同而求其会通的新阶段发展。《推十书》中主要论著，大多反映了这一主流文化趋势，且慎思明辨，不随波逐流，通过中西古今文化的异同对比，力求探索其深层义理的会通，找到中西哲理范畴可能交融互补的契合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语）。“五四”以来，西化狂潮与复古逆流的交相冲击下，确有部分学者，独立不阿，既深研国学传统，又敏求域外新知，自觉地作过这样的努力，力求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缔造出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化的新思想体系。这应当是“后五四”时期新文化主潮之一。鉴泉先生僻处西蜀，独立探索，虽志业未竟，而心路历然。其学思成就（幸有《推十书》传世）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必将得到海内外学林应有的重视。

一九九八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