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丰名先生印象

三、刘丰名先生印象

(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6]

我始终认为，今生能成为刘丰名先生的学生是一件非常幸运和幸福的事情。

四月的母校，想必依旧山花烂漫，姹紫嫣红，春意盎然。转眼间，我离开珞珈山已快七年了，那旧人旧物旧事虽渐行渐远，却未能完全泯灭于心，偶尔会依稀出现在梦中。

1996年10月前后，我在武大攻读国际金融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已跨入第三个年头了，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还是像大多数同学一样选择就业成为我必须做出抉择的一个现实问题。虽然就业去向很好，但家学熏陶和一心向学的潜质还是让我倾向于继续深造。适逢师兄陆泽峰君(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现就职中国证监会)也迁居枫园1舍5楼，和我们成为邻居。作为一名国际经济法专业博士生，他吸引了大家的眼球。我那时已经知道国际经济法专业经过老一辈著名学者姚梅镇先生和刘丰名先生以及其他诸老师的辛勤耕耘，已成为我校的强势学科和名牌专业，生源很好，全国法科学生慕名而来，竞争力很强，能成为这个专业的学生无疑是天之骄子。某天和陆师兄聊天时，他建议我报考国际经济法专业的博士生并欣然称乐意为我推荐，因刘先生很看重我这种有金融学背景的学生研习国际金融法。对刘先生我无疑是仰慕的，他当时是武大法学院仅有的几名国务院评定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全武汉大学也才50余名博士生导师，大多为海内外一流学者)，国际经济法专业的著名学者，在国际金融法方向尤为着力，向来为同行所称道，而且也以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闻名。就我本人而言，以我之心气和硕士求学期间较为突出的学业表现，从来都不甘屈居二流。1996年的我还是以专门从事一流的学术研究作为人生志向的，同学也大多冠我以“邢博导”、“邢教授”的雅号(可惜这一称呼今日堪与菜市场的白菜一样成为大路货了，此乃后话不提)。其时我也可报考经济学博士生，但国际主流经济学大多要求一流的数学基础，我本科阶段数学基础太过于一般，这决定了即使从事经济学研究，如果不打好数学基础我也很难成为一流的学者。而从事法学研究，最令我头痛的数学障碍就不存在了。鉴于此，我斗胆决定报考刘先生的博士生。殊不知，这一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陆师兄果然践约，不久之后的一个深秋下午，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他将我领至刘先生家中，简单地介绍一番。刘先生寡言少语，向我询问了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开列了长长的一个书目让我返后仔细阅读，好好备考。当时刘先生书房显得很拥挤，下午光线很暗，先生端坐在窗前书桌旁，在一片暗影中似一尊雕塑。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彼时我年少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法学基础非常薄弱的情况下，似一位孤独的猛士奋然前行了。好在那时年轻，精力充沛，心无旁骛，以凤凰涅槃之心，似宗教徒之狂热，日日夜夜静坐于寝室和枫园阅览室，潜心研读，世事与我何干?!期间，我又曾去先生家请教问题，他依旧是言简意赅的答复。师母陶教授对我很是喜爱，我屈指可数的几次拜访她总是问寒问暖，让我心底不时荡起层层温暖的涟漪，这种温情至今还让我感念不已。

第二年春天我终于走进考场，旋即复试。暮春的珞珈已有些燥热，一天上午，在行政大楼旁的老法学院的一间破旧的办公室里，先生主持复试，他手持一柄鹅毛小扇，神情恬淡，俨然仙风道骨。我很幸运，抽中了一个海商法方面的题目，用英文阅读并翻译成中文后，简要地进行解释，复试便结束了，先生似乎较满意。考试成绩很快揭晓，我总体尚可，但有一门不及格。1997年博士入学考试我落榜了，虽然包括著名学者李崇淮先生(已于2008年5月19日仙逝，享年92岁)和江春教授在内的很多老师极力推荐也无济于事。我还清楚地记得，夏日的某天晚上，我所在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何晓英女士闻知此事后偕我导师江春教授到李先生家中汇报并商讨对策(风度翩翩的李先生作为大学者，向来主张国民要多学点法律，对我转学法律颇为赞赏)，未果。刘先生虽表示惋惜，但对此也无能为力。随后，江春教授还特意为我办妥了留校任教的所有手续，系里也给我安排了下学期所任课程。按当时校方规定，硕士生留校任教需三年后才能报考博士生，求学心切的我怎么等得起三年呢?于是我和江老师在内的系里其他老师来了个不辞而别，现在想来当年多么不知礼数!

实际上我并没有离开珞珈山，而是借住一位硕士期间同学(此君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本校本专业的博士学位，因已结婚故不常住校)的宿舍又开始了寒窗苦读的生活。思前想后，我决定放弃工作，潜心读书，准备来年报考刘先生的博士生。当年的决定对耶?错耶?即使现在想来我也不明晓，只是觉得这样太辛苦!经过一年苦读，我的法学基础更加扎实，准备也更充分。也许是紧张的缘故，考前竟然连准考证也忘带了，进场铃声即将响起，我却慌慌张张从学校门口的教五楼连滚带爬赶回枫园宿舍拿准考证，进考场时，其他考生已经在作答了，我那时因长期用功身体已较虚弱，加之考前患感冒，考试期间，不住咳嗽，其狼狈样至今仍历历在目。天道酬勤，1998年我终于如愿成为刘先生的博士生。那年街道口一带的滔滔洪水也未能挡住我返校领取录取通知书的匆匆步伐!

先生毕竟真名士!在先生身边，与其说他传授我多少知识，不如说其对学问的孜孜以求、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人生世事的洞明和淡泊宁静深深影响了作为其亲炙弟子的我。先生这一代学人，年轻时大多就读于著名法学院，后虽历经磨难，命途多舛，然几十年之书卷浸淫造就了他们的深厚学养。然其中恃才傲物者、狂放不羁者、不拘小节者等并不鲜见，虽瑕不掩瑜，但毕竟偶尔也会为人所诟病。而先生是难得的为人为学俱佳，有口皆碑。1998年前后先生搬进校方新修建的位于珞珈山麓的资深教授楼(楼主几乎都是一代鸿儒、学界名流)。紧挨着先生比邻而居的楼下邻居就是著名美学家刘纲纪先生(前不久我还在旧书摊淘得一本他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书法与美学》)。两位名家都姓刘还曾让我出了一次洋相。一次我去拜访刚入住新楼不久的刘先生，因不熟他家，误在纲纪先生家门口敲门，问“刘先生在家吗?”，洒脱俊逸的纲纪先生为我开门，一进门见满客厅书柜，纲纪先生叼一大烟斗迎客，我很纳闷，莫不是刘丰名先生家来客人了?惊愕间，眼前一亮，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刘纲纪先生吗!方知误入纲纪先生家，连忙说声“对不起”，赶紧逃之夭夭!那窘迫唐突状至今历历在目。若以今之年岁阅历，我定会不慌不忙地向纲纪先生请教几个美学问题然后从容不迫地离去，如得真谛，经纲纪先生许可，或许也可仰天大笑出门去呢(这也算是当年青葱岁月的一个插曲、趣事吧，聊博一笑)。居住条件与原来的陋室有天壤之别，可谓旧貌换新颜!在珞珈山风吹拂下，刘先生在这里先后完成了其传世名著《国际金融法》的第2、3、4版的修订和其他一系列著作和论文的撰写。先生素爱国学，离休后偶尔遥吟俯畅，逸兴遄飞，吟诗作赋，佳作不断。

先生对学生可谓宽严有度、爱之切切。他常说，他的学生就要像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求同存异，和谐相处，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他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鼓励学生大胆探索学术前沿，从不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为学生谋取半点好处。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因考虑公开发表文章很难，想冠先生为第一作者以便尽快发表，但被先生婉拒。后来论文经多次修改终于发表于某著名学术刊物并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我博士论文选题确定后，只要是手头有关论文，他都尽可能赠予我作为资料。还记得有一次他交给我一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寄赠他的出版物，嘱我翻译出来，由他校正。随后先生不仅逐字逐句地帮我修改，而且还将我喜欢使用的个别繁体字也改成简体字。这个文稿我保存至今，它不断警示我要端正文风，严谨治学。

博士生求学期间，钟灵毓秀的珞珈山便成为我的精神家园，东湖之滨的枫园从此弦歌不断。我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学友，尤以人文学科的朋友居多。他们给我以潜移默化的熏陶，影响了我的气质，几至使我脱胎换骨。我们琴瑟相契，互相唱和，彼此惺惺相惜。天朗气清之时，偶尔也会呼朋引伴，就着湖光山色畅叙幽情、臧否人物。那枫园一隅的陋室里的深夜恳谈、切磋砥砺，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但我渐渐发现自己孜孜以求的博士梦并非总是美梦!博士生群体之资质和水平离我之期望似乎还有很远的距离。我开始怀疑自己，我想逃逸!诚如诗经所言“誓将去女，适彼乐土”!2000年前后，我开始备考托福和GRE考试，希望借此能赴美留学，寻找新的天地。考试成绩揭晓已至年底，2001年春节前夕，校园里已人影寂寥，可我还在不停地请刘先生、诸教授写推荐信、不停地给美国几所大学邮寄资料。可惜由于准备太过仓促，那年申请未果。我决意把积蓄的留学热情留待来年!

春节转瞬即逝，我随即投入紧张的博士论文写作中，那种情景至今想起仍让人怀念。经常是在斗室橘黄的台灯下(当时武大博士生每人可独居一室)，就着每页可写500字的大面稿纸，专心致志地构思，工工整整地誊写论文，周围一片静寂，洁净的桌布上面堆满了写作所需的书籍和相关资料。晚上通常是写作的黄金时间，熬夜对我是一种享受和习惯，早上起床一般较晚。由于经年积累，资料准备颇为充分，因此论文写起来并不吃力，但对即将开始的答辩还是颇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因为很多答辩委员提问和评述是不留情面的。6月初的一天上午，在梅园国际法研究所，答辩开始，刘先生列席旁听，答辩过程他始终一言不发，不苟言笑，只是静静地听。最终我以四优一良的成绩顺利通过答辩。

离校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伤感的情绪渐渐弥漫校园。就我而言，对未卜前途的担忧、对诸师友的感恩和依依惜别之情交织在一起，实在一言难尽。珞珈山的一草一木都寄托着我的感情，此去经年，我和他们也许只能梦中相见了。每念及此，不觉感慨系之。回想漫漫求学路，我能兀兀穷年，焚膏继晷，终于完成学业，值得铭感的实在太多。正如我在当年5月14日凌晨2点写就的论文后记里所言，论文的写作是如此耗人心力，没有刘先生言简意赅的指点和提供的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我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论文的写作的。姑且引用后记部分如次:

——珞珈山上，皓月当空，清风徐徐，端坐窗前，回味我在山上的经年光阴，虽如白驹过隙，但毕竟也留下了些许痕迹。我的成长，如同山上的藤蔓，曲曲折折，但也不忘向上向前。这首先得感谢我的导师刘丰名先生，先生之为学为人，自不必待言。我只是觉得，先生身上依稀可见五柳先生之遗风，这或许是先生受到广泛尊重的原因之一吧。师母陶才碧女士，以其对学生无私的爱赢得了大家的一致称道与爱戴，我也自然不能例外。我知道，我只有奋然前行才能报答先生和师母的近乎春晖之情。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过去的岁月似如歌的行板，今夏的珞珈得为它画上休止符。千山万水，长路漫漫，而今就要迈步与珞珈作别，踏歌而行。珞珈，请为我祈祷吧。

——夜色如水，远处只有一盏孤灯若隐若现，东湖水脉脉无言，今晚的珞珈如此沉寂，莫不是在酝酿离别的愁绪?在我离去的日子里，珞珈山依旧会见证花开花谢的日子，只不知我彼时作客何方。Tagore氏云，“天空不留下我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我想，我的痕迹虽然很浅薄，但还是有的，如这篇论文。就让它作为这期间的一个纪念吧!

世事无常，造化弄人，毕业后，为稻粱谋，我漂沦转徙尘世间，美国梦暂时搁在一边，也许是机缘，我来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在文牍工作之余，我不揣冒昧，斗胆将我的博士论文寄给素未谋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研究员，希望梁先生能给我以指点并能入选其主编的《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此后一天上午，梁先生从北京来电，告知我同意出版并要求抓紧修改论文，务必2003年春节前将论文寄到北京他家中，以便2003年出版。闻此言，我欣喜若狂，很快按要求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并与刘先生取得联系，希望他能为论文作序。刘先生很快写好了序言，在序言里，他对论文作了较高的评价，并对我在学术上提出了殷切期盼。但论文寄出后如石沉大海，至今不知何故。是为大憾事!或许遗憾就是人生的常态吧!我得继续努力!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离休后，先生不顾年岁渐高，仍跟踪学术前沿，笔耕不辍。今年，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他还撰写了长篇学术论文《国际金融法研究的新思考》。他反复告诫我们，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情，切勿浮躁。毕业后每次去先生家，他或赠我以自己的新著，或赠我以国外经典原著嘱我仔细阅读。先生的言传身教、道德文章使我在纷繁浮躁的现世和繁忙的工作之余仍不忘潜心阅读经典，视严肃的学术研究为人生的根本和第一要务。

先生曾赋诗，“七十九年随逝波，半生坎坷舛何多。求真心路积鸿雪，化作春泥沃撒播”(《八十初度》)。他年轻时为了理想参加革命，随后经受历次政治运动“洗礼”，然书生本色不改，身处逆境仍潜心治学，年过半百方迎来学术的春天。时耶?命耶?运耶?先生大半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经其指导的本科生、硕士生不计其数，其门下就读的博士生先后达19人，这些法律人正在为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先生伉俪风雨人生，历经坎坷，仍相濡以沫，对我而言不啻是一个人生范本和标杆，启示颇多!

毕业前后一段时间，因长年求学，经济颇为窘迫，刘先生和陶师母经常问寒问暖，给予帮助，在幼儿降生后，师母还不忘买来玩具让我捎回。工作稳定后我案牍劳形，越来越忙，人生的压力越来越大，去先生家聆听教诲的次数渐渐少了。每次去先生家，先生和师母都非常高兴，嘘寒问暖。在他们眼里，所有的学生都是他们的孩子，这种亲情让他们永远牵挂自己的学生，永远祝福自己的学生，永远为学生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而欣慰。“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桔颂》)，这种爱是多么无私和高尚，堪与日月同辉;这种爱似幽幽暗夜海滨的一盏明灯，引领着我们的人生之舟永不偏离正确的航向;这种爱足以让我们感恩永远，并将其代代相传，从而为最终实现天下大同尽绵薄之力!

师恩似海，对我而言，唯有努力才是报答先生和师母恩情的最好方式;唯有努力，我的灵魂才能得到救赎，身心才能得到抚慰;唯有努力，才能对得起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唯有努力，今生才能无憾!

是为感言!

(二)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学问^[17]

先生个子不高，但精神矍铄，一派慈祥长者之风。我初入先生门下，是在1998年。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国际经济法专业博士生导师之一的刘先生，其时已届古稀之年。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有幸与几位同门一起，成为先生最后一批招收的关门弟子。

先生深居简出，治学不辍。记得就读于武汉大学之时，每次去看望先生并聆听教诲，总觉得先生言语不多，但语重心长。先生常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激励我们勇立潮头、潜心向学。先生自己则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为我们树无声的榜样。先生始终站在学术前沿，不断更新知识、创新学术。先生的国际金融法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将国际金融法分为国际投资金融法、国际贸易金融法、国际货币金融法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每一部分各有弟子专攻。先生独著的《国际金融法》，作为司法部指定教材，一再修订更新，不断跟踪前沿学术动态、反映该领域的立法和实务的最新发展趋势。每次修订再版，先生都会在新版的扉页上亲笔题字后赠送众弟子。每本书中为我题写的均为“赠可训”三个苍劲的行楷，字里行间透出先生一如继往的关爱。唯有题字下面落款的日期各不相同，折射出先生与时俱进的学术精神。先生的行文简洁流畅，将国际金融法的艰深理论深入浅出地表述出来，既富于知识性理论性，也兼具可读性和趣味性。记得书中述及金本位制时，先生曾风趣地引述过列宁的话:等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有一部分厕所是会用金子来修建的(大意)。

先生教书育人，德艺双馨。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本科生以及硕、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弟子众多，其中不乏学业或事业有成的学者、官员、法官、律师、银行家等，可谓桃李满天下。先生正直耿介，与世无争，待弟子有如严父。但在先生“望之俨然”的严肃表情背后，每每可以感受到他对弟子们的殷殷期许和深深关爱。有次偶尔听师母说起，先生年轻时是很富于激情的，经常会创作诗歌抒发胸臆。后于文革中遭受冲击，性格大变，便少与外界接触，除专注学术外，基本上只与自己视同子女的弟子们来往。的确，先生、师母不仅是那爱花护花的园丁，更是不求回报的严父慈母，以知识和关爱作为双重的养分，数年如一日地倾注心血和汗水，终于浇灌出了花园里的朵朵繁花和累累硕果!

而我只是这缤纷花园中一朵不起眼的小花。进入师门后，先生帮我选定了方兴未艾、大有前景的一个研究方向——备用信用证。可惜我天资有限，又心浮气躁、不够用功，以致蹉跎无成。记得先生曾将一套六卷Philip Wood的英文原版书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借我阅看，我却攻书畏难而未能坚持读完，悔莫大矣!以先生治学之严谨，他对我这个不成器的弟子由期望而转失望的心情，当是可想而知!

但我也一直想努力去弥补这些求学时留下的缺憾。毕业后，我在法院当过几年法官，后来终又回归校园。我之私意，一是自觉不适合在人际关系复杂的机关里厮混，二是想再回转到学术上多下点功夫，不致辜负了先生的错爱和厚望。先生听说我要重返高校，也是不住地点头说:“好、好、好!”是啊!俗世红尘，太易迷失自我，幸有先生的那份期许与关爱始终萦绕心头，令我常常自省自责，深恐做不出一点像样的成绩，愧对先生的教诲。弯路走过之后，尚能迷途知返，不能不说是赖了先生的无形感召!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有生之年，自当追随先生，矢志学术，九死而无悔!

《诗经》有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往，心向往之。先生正如令人仰止之高山，昭示我行进的方向并不断催我奋进。我生而有幸，能亲身聆听先生的当面教诲。而在先生这有声的教诲之外，我更时时感受到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无形力量，感受到许许多多值得我细细咀嚼和终生品味的东西——那是先生待人处事的赤子之心、严谨深刻勇于创新的治学风格、执著学术淡泊名利的人生境界和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学问的高雅风骨!

(三)寸草春晖^[18]

做先生的学生已二十年，鲜有机会陪先生出行。去年四月间，首届中国法学名家论坛在沪举办，先生作为名家之一，在邀请之列。而我恰因工作关系从北京调到上海，始幸得以陪先生在沪上走走。

那天，先生大清早独自从汉口坐动车来到上海。我去接站前担心耄耋之年的先生身体是否吃得消，看到精神矍烁、目光炯炯的先生从车上走下时，我悬着的心落了地，才跟师母打电话报平安。先生淡泊名利，一心学术，那份超然颇有仙风道骨神韵。看见先生身体仍佳，我想起十多年前在弟子中传为佳话的一段往事。那时，先生从华师搬家至武大，需到华师校医院办理相关手续。在桂子山住了多年，先生却不知医院在何处，竟花费了一番功夫才寻到。弟子们由此推断先生在华师住的几十年间是没有看过病的。“走嘛，快走嘛!”，先生浓重的川音将我从回忆中拉回。随后，在华政稍事休息，我陪先生赶往虹口看望一位老友。晚上，又与参会学者寒暄近十点。以先生的高龄及法学界的名望，完全可以“搞特殊化”。但我知道，先生不愿拂主办方的美意。先生认真，做人、做事与做学问均如此。

此次来沪，先生向论坛提交了题为《论创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法律环境——纪念上海解放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论文。文中，先生对上海的未来定位及与香港的关系，做了清晰明确的解读，特别是大胆提出了将未来上海金融中心辟为法律特区的设想，为上海创设优质的软环境，跨过金融法治环境这道坎，提出了破解对策。先生认为上海与香港不是竞争关系，上海是未来的全球最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未来最大境外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需要尽早抓紧营建一个内地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堪当此任的则非上海莫属。”先生还富有创建性地大胆提出“将未来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辟为一个法律特区。在法律特区，处理国际商事合同，不适用中国法律，也不适用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法律，而是适用国际商会制定和倡导的商事惯例规则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和出版的《国际商事合同规则》”。

文章还未在大会上宣读，就引起与会者的热议。会议期间，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并在财经报刊上报道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后来，该文又被送到上海市市领导的案头，先生开放的思想及远见卓识为决策者谋划如何营建国际金融中心软环境提供了重要参考。近一年来，“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营造最优环境”已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两个重点之一，也成为当局宣扬和媒体宣传的热点。

我是弟子中为数不多的有幸从本科时起就接受先生指导的学生，一些先生的零碎记忆常常萦绕心头。先生是中国内地法学界最早研究国际货币法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先生自己编写讲义给法学院的大二、大三学生讲授《国际货币法》。讲义印制朴素，却字字珠玑。先生潜心教，学生如饥似渴地学，布雷顿森林体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在金融法研究尚处于懵懂的时代，先生的教学首开先河。近年来，学界和实务界热议IMF改革及有关制度，而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做此研究，其学术研究的前瞻使我们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先生没有悬河般的教诲，常常是点到为止，让学生自己独立思考。攻读研究生期间，与先生面对面地交流，每次时间不长，茅塞顿开处，先生便不再指点，下面的文章该自己回去做了。先生留给弟子的学术研究空间大，由此促成研究成果百花齐放，学兄学姐、学弟学妹在国际金融法领域众多分支颇有建树。

先生不喜被世俗之事侵扰，除教授之名，没有接受任何社会头衔。虽似乎远离尘世，但先生知晓天下事，对前沿学科、热点问题了然于胸，思想敏锐，学术研究紧扣时代脉搏且多富有前瞻性。弟子们常惊奇先生广博的学术讯息和案头的外文资料从何而来。先生惜时，不喜闲聊。我们摸准先生的作息时间，总在新闻联播结束之时，前去拜访、讨教。

先生爱弟子不溢于言表，而是深藏于心，践之于行。记得，几年前，我联系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需提交推荐信。先生几次将信函以电邮方式发送给密歇根大学联系人，由于对方邮箱故障，均被退回。申请时限将至，先生和师母着急得不得了，最后他们是想方设法通过电话与大洋彼岸联系上的。因我做事不周密，让先生为我担心，我心愧疚之极啊。先生常常挂念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一点点进步让先生喜悦不已，暂时的不顺又让先生操心，虽然我们这些弟子有的已是四五十岁的人啦。

在珞珈山求学十年，先生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工作以来，一直秉承先生低调做人、认真做事的风格，虽没有显著成绩，但那份平淡、真实让人生活得很踏实。感谢先生不仅在我们心田里播下了知识的种子，而且教会我们在浮华的世界如何保持一种静心的人生态度，不要有追求虚华外表的浮躁，而要潜行于浩淼的书海和朴素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