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

中国是否曾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如果有，它的历史起点在哪里？经历了什么样的特殊道路？这是“五四”以来人们多次议论过的题目。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探寻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途径，预测中国哲学发展的未来，人们又在重新探讨这个问题，进行着各有会心的历史反思。

有的同志咀嚼中外学者曾有的一种说法而赋予新解，认为中国早就有古代的“儒家民主主义”和“儒家人道主义”，至于近代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潮则始于宋代理学。因为这场儒学的复兴，提出了“消除异化的人性复归”，理学家们讲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即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伦理道德的价值，这表现了民族觉醒和理性精神，是中国哲学史上媲美晚周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种观点，把封建理学视为反封建蒙昧的理性主义，实际是否认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真正的启蒙哲学。因而王夫之、谭嗣同也都属于理学系统，不过是宋明理学的改进和继续，乃至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似乎也只能嫁接在理学这一不朽的根株之上。

有的同志则从相反的另一极出发，认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乃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经历着周期性的农民战争——改朝换代而其基本结构不变，包括理学在内的儒家正统思想的强控制，窒息了一切新思想的萌芽，只是近一百多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面冲击，中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系统才开始被打破。有同志通过分析世界近代史而论定东方社会注定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关系及其精神分泌物，也有些青年慨叹于祖国历史的沉重负担而以黑格尔所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爆发性的人物”^[1]自居。在他们看来，今天为了驱除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主义历史阴影，还得借助于西方近代启蒙者的思想火炬。这种见解，也同样无视中国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当然也不会去研究中国哲学启蒙的特殊道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教训。

这种种历史反思，都是在历史地分析国情，引古以筹今，具有严肃的现实意义。普列汉诺夫在其名著《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序文中说：历史学者应当“不哭，不笑，而是理解”。^[2]为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中国启蒙哲学的发展作一番史的回溯和论的探索。

一

思想启蒙，文艺复兴之类的词，可以泛用，但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应有其特定的含义。狭义地说，14世纪以来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最早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顺利发展，以及由于十字军东征，关于古希腊罗马文献手稿和艺术珍品的大批发现，促成了意大利等地出现空前的文艺繁荣。好像是古代的复活，实际是近代的思想先驱借助于古代亡灵来赞美新的斗争，为冲决神学网罗而掀起人文主义思潮。“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使得“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又被广义地理解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反对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意大利看做“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典型的国家”^[4]，把但丁（1265—1321）看做“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是标志“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的“伟大人物”^[5]，并肯定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6]。的确，14—16世纪，从意大利到法国、西班牙、荷兰、英国，涌现了一大批文化英雄、思想巨人。就哲学方面说，被黑格尔赞为“哲学烈士”的意大利的布鲁诺（1548—1600）和梵尼尼（1586—1619），虽以相同的命运被教会烧死了，但他们却使“理性和所谓天启之间的斗争燃烧起来了，在这个斗争中，天启与理性对立起来，理性独立了”^[7]。同时，16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及其所唤起的下层贵族的起义和伟大农民战争，也对中世纪神学统治进行了猛烈冲击。“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重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8]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剖视西欧历史，从整个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思潮中所发现的“重新觉醒的哲学”^[9]的启蒙性质。

确定意义的启蒙哲学，应当区别于中世纪的异端思想（那可推源于12、13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乃至更早的作为“中世纪革命反对派”的神秘主义异端），也与西欧以后作为政治革命导言的资产阶级哲学革命的理论发展有所不同，应仅就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相适应、作为封建旧制度崩解的预兆和新思想兴起的先驱这一特定含义来确定它的使用范围。至于它的实质，或可从马克思的这一提示给予说明：历史“很少而且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而这种自我批判的历史阶段，“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10]（如果处于那样的历史时期，革命会代替批判，或者说批判已不再是解剖刀而是消灭敌人的武器^[11]）。这就是说，一个社会的自我批判总是在自身尚未达到崩溃但矛盾又已充分暴露的条件下进行的。14—16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正是在封建社会远未崩溃的条件下所进行的自我批判。人们给予这个时代以不同的名称，如“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五百年代”等，但这种自我批判乃是世界各主要民族走出中世纪的历史必由之路。我们说，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哲学启蒙，就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在16世纪中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而出现的哲学新动向（以泰州学派的分化为标志，与当时新的文艺思潮、科学思潮相呼应），已启其端，到17世纪在特定条件下掀起强大的反理学思潮这一特殊理论形态，典型地表现出来。至于这一典型形态的哲学启蒙的往后发展，却经历了极为坎坷的历史道路。

人们惯于中西哲学对比。事实上西方也有不同的发展类型。如果说，意大利、法国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文艺复兴直接取得了辉煌的思想成果，英国更以特殊的历史条件成为近代哲学运动的前锋和产业革命的策源地；那么，德国、俄国这些封建主义包袱较为沉重的国家，启蒙运动则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崎岖的道路。奇特的是，它们的近代思想启蒙，都是由“贵族的国民运动”或“贵族的革命家”开始发动的^[12]，又都依赖于农民反封建斗争所提供的巨大动力。

纵观历史，如果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的中国与欧洲这些国家对比考察，则不难发现，中国显然异于意大利及法、英等国，而与德国、俄国却有不少历史的相似点或共同点。例如：（一）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经济发展都缓慢而落后，宗法关系的历史沉淀使封建统治势力既腐朽而又强大，由于封建制母体内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不足，使近代社会长期处于难产之中；（二）反封建农民战争都曾大规模兴起，农民成为反封建革命的主力但又无法取得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却直接间接地为启蒙思潮的崛起提供了历史的动力；（三）新兴市民以至资产阶级晚生而又早熟，都由于软弱而各具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和两面性，无力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果，竟然要由无产阶级联合农民来挑这副担子；（四）由于近代社会长期处于难产状态，改革运动几起几落，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都呈现出特别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新的在突破旧的，另一方面死的又拖住活的，形成历史运动的多次洄流。这些，似乎是德、俄、中这类国家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兴起之前社会状况的一般特征。总之，正如马克思在描述德国状况时所指出的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13]然而，就在这种新旧杂陈、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反映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反对封建蒙昧主义的启蒙思潮毕竟冲破了重重阻力而产生、发展了。尽管这些国家的哲学启蒙运动都遭到了挫折而未能很好完成历史的任务，但却唤醒了一代代后继者。德、俄、中三国在这一时期都诞生了一批思想巨人，对人类精神文化作出巨大贡献。在德国，从路德、闵采尔到歌德、席勒、贝多芬，从莱布尼兹、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直到培育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俄国，从拉辛、布加乔夫到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从普希金、赫尔岑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直到培育出普列汉诺夫、列宁。在中国，许多事情和沙皇俄国相同或相似，封建压迫的严酷，经济文化的落后，以及先进人物为了国家的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都是相同的。^[14]但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某些方面更为落后。列宁把俄国解放运动中摸索真理的先进人物分为三代^[15]，而中国在历史难产的痛苦中觉醒的先进人物，为摸索真理而走过的道路更加艰难曲折，似乎可分为五代。单就哲学启蒙说，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到颜元、戴震、焦循等同具人文主义思想的早期启蒙者属一代，阮元、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开始放眼世界的地主改革家为一代，严复、谭嗣同、康有为等努力接受西学以图自强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一代，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后期梁启超及王国维、蔡元培等试图会通中西自立体系的资产阶级学者为一代。三百年来，一代代思想家呼唤风雷，一阵阵古今中外思潮的汇合激荡，终于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崛起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中国哲学革命才被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二

通过以上简略的对比分析，似乎可以看出，德、俄、中三国走向近代，对沉重封建包袱进行自我批判的道路，确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同时，也可以看到，民族的苦难，历史道路的曲折坎坷，也具有二重性，既留下耻辱的印记，又留下光辉的战斗业绩。恩格斯在1850年回顾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时，曾严肃指出：“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也曾表现过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后代为之惊惧”；并具体分析指出：“16世纪的德国革命的特殊神学理论性质。对于不属于此世的事物有压倒一切的兴趣。从不光彩的现实中来的抽象，构成后来从莱布尼兹到黑格尔的德国人的理论优势的基础。”^[16]列宁在1914年回顾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时，曾指出，“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丽的祖国而感到无限痛心”，但应当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产生了工人阶级政党并“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17]至于列宁对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历史评价和对他们世界观矛盾的辩证分析，更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从经典作家这些示范性的论述中，理应得到启示，应当以什么样的历史感和科学方法来总结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怎样分析自己民族的哲学启蒙到哲学革命所走过的特殊道路并由此得出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17、18世纪中国的哲学启蒙，似应看做中国近代哲学的历史准备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是明末清初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明末清初，封建社会末期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资本主义萌芽的新滋长，自然科学研究热潮的蓬勃兴起，反映市民要求的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及其统治思想已经走到上述马克思所说的尚未达到“崩溃时期”但已“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阶段。尽管衰朽的宗法封建关系及其强固的上层建筑多方阻挠和摧残着一切新事物的生长，尽管在农民大起义失败的血泊中以清代明的王朝更迭使旧制度得以延续，形成清初一段历史洄流，但这并不能改变历史已经形成的封建制趋向“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新趋势，从而孕育着近代哲学思想“破块启蒙”（王夫之语）的新动向。姑举数例：

（一）这一时期合乎规律出现的早期启蒙思潮，曲折反映当时市民反封建特权的要求，直接受到农民大革命的风雷激荡的影响，表现出某些越出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他们提出“必循天下之公”，“不以天下私一人”（王夫之）；要求以“天下之法”代替封建专制的“一家之法”；声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甚至怒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甄），在起义农民“贫富均田”口号的震动下，他们提出种种平均地权的设想，或主张土地公有、平均“授田”（黄宗羲），或主张“有其力者治其地”、“故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王夫之），或主张“亟夺富民田”（颜元）、“有田者必自耕”（李塨）。这些改革主张，与当时农民革命的理想有质的区别，却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有着隐然的联系。至于他们反对“崇本抑末”，主张“工商皆本”，抨击科举制度，主张设立学校，以及要求发展科学技术和民间文艺等，更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

（二）早期启蒙学者以特有的敏感，注意并尊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与“核物究理”的新方法，以丰富自己的哲学。他们主张“质测即藏通几”（方以智），尊重“专家之学”，认为“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王夫之）。首批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混合宗教宣传所译介的一些古希腊和近代的科学论著，受到启蒙学者的衷心欢迎，而当时启蒙学者强调以科学态度对待外来文化，“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徐光启），“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规其缺漏”（梅文鼎），并正确地评价了当时传教士们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有可取之处，而神学世界观则不足道，“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方以智）。明清之际的自然科学研究热潮和中西科学文化的早期交流，使这一时期启蒙哲学的理论创造从内容到方法都具有新的特色。如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关于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的理论论证，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俟解》中关于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原理的具体论证等，都由于吸取科学成果而达到新的水平。

（三）早期启蒙学者反映新的时代要求，开辟了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他们痛斥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虚夸学风使知识界陷于唯心主义的网罗：“足不出户”，“游谈无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顾炎武）；平日高谈阔论，大讲为“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一旦国家有事，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黄宗羲）。这种“蹈虚”、“空谈”的学风，被看做祸国殃民的根本。启蒙思想家们在研究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无例外地注重“经世致用”，提倡“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本溯源，讨论其所以然”^[18]，“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反之实”^[19]。他们提倡面向实际，注重实证的求实学风，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博物考察和历史研究。如顾炎武为了写《天下郡国利病书》，“足迹半天下”，“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20]。方以智编写《通雅》、《物理小识》更是“采摭所言，或无征，或试之不验。此贵质测，征其确然者耳。……适以泰西为剡子，足以证明大禹，固公之法，而更精求其故，积变以考之”^[21]。王夫之也是“自少喜从人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读史、读注疏，于书、志、年表，考驳异同，人之所忽，必详慎搜阅之，而更以见闻证之”^[22]。启蒙者的治学方法，突破汉宋，别开新途，日益孕育着近代思维方法。

以上举例似足以表明，17世纪中国崛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就其一般的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看，已显然区别于封建传统思想，具有了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实行自我批判的性质。这种批判之所以可能并必然出现的社会基础，是由于当时农民、市民反封建大起义的震荡下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治分化。一部分在野开明地主知识分子被卷进了反对明末腐朽统治和清初民族压迫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他们震惊于当时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变局，把先进汉民族的自取败辱引为沉痛教训，“哀其所败，原其所剧”^[23]，利用他们的文化教养，对他们认为导致民族衰败、社会腐化、学风堕落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进行了检讨和批判，并把批判的矛头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统治思想界达五百年的宋明道学唯心主义。尽管每个人的自觉程度不同，批判的侧重点有异，甚至各自的思想倾向还存在着矛盾，但社会前进运动的客观要求，正是透过这些矛盾的合力，透过特定关系下的思想三棱镜，十分曲折但又十分合理地反映出来。

16世纪中叶以来的哲学运动的这种曲折反映，既有其生动的历史内容，更有其自身发展与思维规律相吻合的逻辑进程。

中世纪哲学意识发展到王阳明的心学，已走到极端。王阳明的心学唯心主义的彻底性孕育着自我否定的因素，使泰州学派必然分化，分化中必然出现“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24]的异端思想家。其中“异端之尤”的李贽，以他的“童心说”和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封建独断论的怀疑和否定，标志着对封建社会自我批判的开端。中经东林、复社的政治实践，“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25]，唤起了方以智、黄宗羲等从不同侧面去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开拓“质测即藏通几”（自然哲学）、“通儒必兼读史”（历史哲学）等哲学认识的新领域和探求真理的新途径。同一时期，合规律地涌现了一大批从不同角度剖析宋明理学的思想家，诸如陈确、朱之瑜、傅山、李颙、孙奇逢等，各不相谋，而自相呼应。王夫之以一定的历史自觉，从哲学上总其成，“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26]，不仅全面扬弃程、朱、陆、王，批判地总结了宋明道学，而且精研易理，熔铸老、庄，旁及佛、道二教，博取新兴质测之学，特别是按照“依人建极”的原则，高度重视人类史观的研究，使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顶峰，并落足到天人、理欲关系问题上的明确的人文主义思想，预示着新的哲学胎儿已躁动于母体而即将出世。“我者，大公之理所凝也。”^[27]“自吾有生以至今日，其为鬼于天壤也多矣。已消者已鬼矣，且息者固神也，则吾今日未有‘明日之吾’而能有‘明日之吾’者，不远矣！”“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的中世纪僵尸“虽其未消，亦槁而死”^[28]。一个“明日之吾”、“大公之理所凝”的新的“自我”即将诞生！王夫之的哲学，逻辑地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哲学发展圆圈的终结。

尔后，颜元、戴震除了继续揭露宋明道学所强调的天理人欲对立的伦理异化是“以理杀人”外，颜元重“习行”、倡“实学”，戴震则重“心知”、察“分理”，分别显示了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唯物主义唯理论的哲学倾向，历史地预示着朴素形态的唯物辩证法必将代之以形而上学方法为特征的新的哲学形态。但是，由于清初历史洄流中新经济和新思想横遭窒压和摧折，这种新形态的哲学在戴震之后虽经焦循、阮元等的努力仍未能诞生。19世纪初叶，中国以鸦片战争之后的民族苦难而转入近代。结果，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的思想成果几乎被掩埋了一百多年，而到19世纪末才在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和排满革命运动中重新复活，起着一种思想酵母的特殊作用。

三

从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国确乎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但绝非始于宋代理学，恰好相反，它是在对整个宋明道学（包括理学和心学）的否定性批判中开始的。正因为打破了宋明道学的思想桎梏，才产生了人文主义的初步觉醒。应该说，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大风雨中，我们民族也产生过自己的巨人。我们有自己的但丁，如汤显祖、曹雪芹，且他们唱的不是“神曲”，而是“人曲”；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如郑燮、石涛、陈洪绶，他们画笔下的人和物都表现了倔强的异端性格；还有自己的布鲁诺式的“哲学烈士”，如何心隐、李贽，他们敢于离经叛道，死而不悔；我们更有自己的弗朗西斯·培根，如徐光启、方以智、梅文鼎，他们学贯中西，开始了铸造自己“新工具”的事业。至于王夫之、黄宗羲这样博学深思、著作宏富的思想家，在世界文化史的这一阶段上可说是旁世无匹。但是，当清初历史转入洄流中，他们虽然“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29]，但也只能“且劈古今薪，冷灶自烧煮”（方以智诗），“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30]，遥望着未来历史的春天而眼前却感到孤寂。他们的思想火花，没有能形成照亮黑夜的“火流”，而他们散播火种的著作反而成为清王朝禁毁的对象。他们曾想对传统宗教神学和各种“镇压人心”的邪说“伸斧钺于定论”（王夫之语），建立起“理性法庭”，但清初建立的文字狱法庭反而对理性和自由实行了严酷的审判。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长期难产所出现的第一次历史洄流。在洄流中，中国的哲学启蒙首次遭到摧折，步入了坎坷的道路。18世纪的历史洄流，表现为社会经济新因素由大破坏到复苏、民族关系由落后族的征服到被融合的过程中，封建专制主义回光返照地稳定了一段，伴之而来的是程朱理学的权威竟得以在“御纂”、“钦定”的形式下恢复。清统治者适应自身封建化要求的文化政策，起了强化封建传统惰力的作用。如侯外庐同志所概括：“一方面大兴文字之狱，开四库馆求书，命有触忌讳者焚之，他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愚弄政策，重儒学，崇儒士……另一方面，雍正元年（1723）以后，中国学术与西洋科学，因受了清廷对外政策的影响，暂时断绝关系。因此，对外的闭关封锁，对内的钦定封锁，相为配合，促成了所谓乾嘉时代为研古而研古的汉学，支配着当时学术界的潮流。”^[31]这就不仅掩埋了17世纪启蒙哲学的思想光芒，使之被人遗忘，濒于夭折，而且严重地延缓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使之迅速落后于世界形势，终于招致了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资本主义的破关入侵，进一步打断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以民族的苦难转入畸形的近代。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在苦难中觉醒，集中表现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向西方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人物。他们冲决网罗，前仆后继，留下了可歌可泣的革命传统。晚生、早熟而又十分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掀起“新学”反对“旧学”的思想文化斗争中，也曾以一种朦胧的历史自觉，把明清之际的启蒙哲学看做自己的思想先驱，希图继续其未竟之业，但他们忙于引进“西学”而来不及对自己的历史遗产推陈出新。在大量吸收“西学”的过程中，也曾注意到培根、洛克、笛卡儿的哲学与科学昌明的关系，狄德罗、拉美特里的哲学与法国革命的关系，乃至康德、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意义等，希图吸取来“开民智”、“新民德”，但他们迫于应付政治事变而匆匆建立的哲学体系，却又芜杂而极不成熟。他们力图把当时西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和新概念直接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用以否定传统的“宋学”和“汉学”，突破古代唯物主义的朴素性和直观性，但由于在理论思维的进程上跳越了一些环节，只能陷于简单的比附，结果他们所进行的哲学变革往往自陷迷途，乃至完全落空。中国资产阶级由于政治上软弱，文化上落后，既无力完成自己的社会革命的任务，也就更加无力完成自己的哲学革命的任务。中国的近代及其哲学运动，短短数十年，匆匆跨过西欧近代哲学发展几百年的历史行程，但就理性的觉醒、理性的自我批判、理性的成熟发展等，即这一历史阶段所需要完成的主要业绩而言，却并未跨过，而是处于长期“难产”。

四

“难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指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新旧交替中出现新旧纠缠，新的突破旧的，死的又拖住活的这种矛盾状况。它在我国历史上多次出现，似乎带有规律性。

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制国家过渡，考古证明从父权制出现的轩辕黄帝时代到夏禹“家天下”，经历了近二十个世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许多学者把春秋战国看做“一大变革之会”的封建化时期，也经历了数百年之久。长期“难产”的古代社会，实际上走着“维新”的道路，因而诸如宗法制度、原始宗教以及氏族伦理观念等作为历史沉淀物被大量保留下来。宗族奴隶制向宗法封建制转变也走着一条演化的道路，因革损益，三统循环，于是一整套“敬天法祖”、“尊尊亲亲”的纲常伦理，作为宗教异化、政治异化、人性异化，凝成“天”、“礼”等传统观念，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成为历代正宗思想家进行哲学加工的主要对象。虽然天人关系、礼法关系等问题曾引起多次哲学论争，但“天”、“礼”等观念始终作为外部压迫力量的神圣象征，不容侵犯。以此为基石所建立的庞大的封建正宗统治思想，把一切“人本”思想、“法制”思想、“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任何形式的反抗异化和要求人性复归的思想，都只能视为异端而给予排斥和打击。

这一封建正宗统治思想，在前期曾以“三纲可求于天”、“名教本之自然”、“富贵贫贱决定于三世因果”等具有宗教异化的神学理论形式表现出来；到后期，经过宋明道学家们的再次加工，更用伦理异化的哲学理论形式表现出来。宋明道学家把“根于人心”的宗法伦理意识客观化为“塞乎天地”的宇宙意识，把封建等级秩序本体化为“天理当然”，把主体认识活动伦理化为“存养省察”，于是大讲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理一分殊”、矛盾定位，而归结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道心”与“人心”的对比，论证“三纲五常”是“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32]。这一套所谓伦理型的唯心主义，指引人们去以“天理”诛灭“人欲”，以“道心”钳制“人心”，自觉地屈从于“命”与“分”，被愈来愈腐朽而残忍的封建制度所吞噬、所侮辱、所残害，也自觉自愿，不怒不争。道学家们讲的所谓“复性”、“复理”，乃是达到这种奴性的自觉，绝不是什么“人性的复归”，而恰好是导致人性的严重异化。这样一套被称为“本诸人情，通乎物理”^[33]、“其虑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备，防民之术甚周，诱民之道甚笃”^[34]的伦理政治异化的理论体系，统治了几百年，渗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是一种具有极大麻醉力的封建蒙昧主义。它服务于后期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成为束缚民族智慧、阻滞历史前进的主要精神枷锁。我国哲学启蒙道路之所以坎坷，近代哲学变革之所以难产，除了社会经济、政治原因以外，宋明道学家们长期锻造的这副精神枷锁以及装饰在这副枷锁上的所谓“孔颜乐处”、“极高明而道中庸”、“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四时佳兴与人同”、“数点梅花天地心”之类的虚幻的花朵和彩带，起了巨大的作用。

应该看到，枷锁套着的正是反抗的囚徒。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先进人物往往由反抗传统而接受“新学”，他们所推动的以“新学”反对“旧学”为内容的哲学变革，与政治实践紧密联系而概括了社会变革中的认识的积极成果；由对比中西学术特点而广泛吸取了西方近代先进哲学，特别对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明（在西方本是对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大突破，并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科学基础）以及一些科学新概念（如“以太”、“星云”、“阿屯”、“质”、“力”等），大胆采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初步总结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如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气化论、矛盾观、知行学说等）。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生根，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思想土壤。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还开始独立地研究中国哲学史，敏锐地注意到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的独特贡献；另一些学者认真翻译介绍西方哲学诸流派，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直到“五四”以后仍络绎不绝，这都对近代中国的哲学革命的发展起了奠基和促进的作用。但同时更应看到，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畸形，革命形势变化急速，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整个科学文化大大落后，这一切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强大的理论武器；他们服膺的“新学”、“西学”，无力战胜封建主义及其与帝国主义的文化同盟。不仅如此，由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巨大的传统惰力，使不少曾经勇敢地奋起冲决封建思想网罗的先进思想家最终又怯懦地自陷于封建网罗，演出了一幕幕思想悲剧。龚自珍、魏源由呼唤风雷而重礼佛经。谭嗣同自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康有为由维新志士一变而为保皇党，再变而为帝制复辟派。章太炎的一生，颇为典型，他以风云一时、“所向披靡”的革命家，却局限于农民意识而反对建立共和政体、发展资本主义，最后，“粹然成为儒宗”^[35]，在哲学上，他早年写《菌说》、《公言》等，保持清新的唯物论，经过“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终于“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36]，由理性主义转向了非理性的神秘主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充满着矛盾的人物、矛盾的思想体系以及各种形式的由趋新到复旧的转向，这绝非个人品格、兴趣问题，而是反映了19世纪末中国的时代矛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课题，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哲学的，都不可能由资产阶级去独立完成。

中国的近代及其哲学革命的难产，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的思想混乱是其直接后果。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如孙中山、朱执信等意识到了这一点。孙中山在1917年以后开始致力于哲学理论的研究，奋力写出了《孙文学说》，其最精华部分的“知难行易学说”，正是反映了对理论的迫切要求。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1915年《新青年》等创刊后的“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对当时复古尊孔的思想逆流进行了勇猛反击，提出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37]，表现了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的强烈反抗和不妥协精神。可是经过“五四”前后这一番“狂飙运动”式的努力，理论成果仍较贫乏，仍未能根本改变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难产状态。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芒射进了风雨如磐的中国大地。在当时新旧文化思想的激烈冲突中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新军。李大钊就是这支文化新军最早的旗手，是中国近代史的伟大转折时期出现的新启蒙运动中最有远见、最有深度的伟大思想家。李大钊最早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觉悟到只有马列主义的真理、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改造中国、振兴民族。他第一次用唯物史观来解剖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认定“孔子为数千年前的残骸枯骨”，而“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不过因为它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而其结果是“陵夷至于今日，残骸枯骨，满目黤然，民族之精英，澌灭尽矣”！他号召青年要“本其理性，加以努力”、“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38]。李大钊的这些启示，唤起了整整一代青年的理性觉醒。以后，通过一系列的论战，唯物史观以不可抗拒的科学锋芒，在思想阵地摧枯拉朽，开创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新局面。鲁迅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更以其特有的深思、韧性的战斗，作出了多方面的突出贡献。其重要思想贡献之一，就在于以深沉的历史感，对17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以及多次出现历史洄流的原因，有着锐敏的观察和深刻的解剖。他清醒地看到我们民族在精神上背负着多么沉重的“因袭重担”，有多么可怕的“祖传老病”。他指出，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仍不废去，而是羼杂”。他痛切地揭露“吃人的礼教”、“僵尸的乐观”，以及各式各样的“尊孔”、“崇儒”、“儒者之泽深且远”的“老调子”，主张继续展开“思想革命”，并极其深刻地提出“改革国民性”的问题，认为这是长期封建传统意识的毒害所造成的社会心理的病态和畸形，应当“毫不可惜它的溃灭”。他写《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目的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9]。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毕生为实现国民性的改造，埋葬封建主义僵尸，唤起民族精神的觉醒，做了大量的启蒙工作。毛泽东正确地肯定：“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并深刻地总结了“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取得的胜利，“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引起了极大的革命”^[40]。这一总结，包括了哲学方面。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继唯物史观的传播之后所兴起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在思想战线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哲学革命的新纪元，这是中国哲学启蒙经过三百多年坎坷曲折的道路所达到的历史总结。

五

经过这一番历史的反思，自然产生一些“情曈昽而弥鲜”的感想。

感想之一。以科学态度进行中西哲学的对比，认真地分析历史形成的国情，应当珍视自己民族遗产中固有的真正的优秀思想传统，立足于怎样继续推进先驱者们已经开辟的中国哲学革命的航程。由于中国哲学启蒙经历了坎坷曲折的道路，哲学劳动成果的保存和传播，哲学发展链条的前后衔接，哲学思潮在运动中的分化和合流，都表现了自己的特点及其历史衍变中的客观逻辑。17世纪的启蒙哲学，穿过了18世纪的洄流而在19世纪后期的维新运动乃至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中闪耀出火光，18世纪乾嘉朴学中被扭曲了的科学方法，穿过19世纪的政治风浪而在20世纪初酝酿史学革命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道器”、“体用”、“常变”、“一两”、“虚实”、“知行”等17世纪启蒙学者经过咀嚼、赋予新意的范畴，通过曲折的发展，保持着生命力，至今还活在人们的思维运动中。这就历史地告诉我们，似乎应当把明中叶以后到“五四”以前的中国哲学的矛盾运动，当做一个历史过程，一串思想发展的圆圈来加以研究，通观全过程，揭示其历史和逻辑一致的规律性。这对于我们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生根、发展的思想土壤和历史形成的逻辑起点，都会有一定的意义。

感想之二。近几年哲学史界一些同志对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道学的研究兴趣颇浓、评价颇高，对其性质、地位、作用等讨论颇多，新意不少。这种研究和讨论，有利于学术繁荣。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所作的分析、评价，可以大不相同。但历史是统一的链条，历史上各种思潮、人物都必须纳入统一的发展链条才能确定其客观地位。历史科学是有党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当然是建立在恢复历史全貌的客观性的基础之上的。历史研究是有褒贬的，褒贬的正确与否，只能以历史运动所固有的前进性（以新代旧、由低到高）为准绳。据此，把宋明道学唯心主义思潮纳入后期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考察，特别是联系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变动及其所引起的思想冲突来考察，则不能不肯定道学唯心主义是阻滞历史进步的精神力量。因此，对宋明道学的分析评价，究竟是跳越中国哲学启蒙运动的整个历史阶段而去重复某些学者“接着讲”的方法，还是按照哲学运动的历史轨迹来推进16、17世纪以来已经“破块启蒙”的批判？这就值得思考。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褒贬同历史本身的自我批判的方向应当是一致的，我们的批判还必须不断突破历史上已有的批判的局限性，还需要突破“五四”以来清算历史遗产中出现过的形式主义、虚无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等“左”的局限性，真正的清算，只能是科学的分析解剖，从粪堆中啄出珍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由于中国的近代及其哲学革命的难产，两千多年来积淀的封建传统意识，特别是宋明道学留下的思想包袱，至今还在起作用，还在被欣赏，还在被美化为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来源”。这就更加表明，在哲学史研究中必须把继承优秀思想传统、继续推进哲学革命和清算封建主义流毒这三方面的任务，按照历史本身的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

感想之三。中国近代哲学运动的特点，在现实中的投影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哲学世界观在中外古今思潮的汇流中匆促形成、跳跃发展和急剧衰落，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迅速胜利提供了某些顺利条件；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落后，理论建树颇少，在哲学上远未完成其应完成的历史任务，这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某些局限和困难。许多事实表明，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应当完成而尚待完成的课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勇攀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为此，在哲学领域，既要开拓新天地、研究新问题，又要注意到历史留下的补课任务。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经反复强调：“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工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怜的。”^[41]列宁向当时俄国青年提出的正是这样的学习和补课的任务。具体化到哲学战线，列宁还鲜明地提出过必须大量翻译和广泛传播18世纪战斗无神论的文献，组织系统地研究黑格尔辩证法并形成“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等任务^[42]。按列宁的思路来思考，根据人类认识史的客观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扎根在一定的思想土壤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育成长，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发展，应当依据各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特点自觉地培育这样的思想土壤。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充分，近代哲学革命难产，这一特点制约着历史可能提供的思想土壤的主要成分。就整个民族的理论思维的发展进程说，在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中，自觉地培育更丰富的理论思维的土壤，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发展着的科学真理体系得以在我国更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是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课题。遵循哲学进化的客观逻辑，自觉地避免某些历史运动的洄流，把先驱者们已经开辟的哲学革命的光辉事业推向前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一九八二年七月

【注释】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74页。

[2]龙·瓦·普列汉诺夫著，孙静工译，郭从周校：《俄国社会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页。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

[5]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04页。

[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9]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1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1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12]参见恩格斯：《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5－346页。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6－71页。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8－106页。列宁：《纪念赫尔岑》，《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1－268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1页。

[14]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页。

[15]参见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8－106页。

[16]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5页。

[17]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10页。

[18]潘耒：《日知录序》。

[19]王敔：《姜斋公行述》。

[20]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

[21]方中通；《物理小识·编录缘起》。

[22]王敔：《姜斋公行述》。

[23]王夫之：《黄书·后序》。

[24]《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

[25]《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

[26]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

[27]王夫之：《思问录·内篇》。

[28]王夫之：《思问录·内篇》。

[29]黄宗羲：《山居杂咏》。

[30]王夫之：《祓禊赋》。

[31]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0页。

[32]朱熹：《癸未垂拱奏札二》。

[33]程颢：《论十事札子》。

[34]欧阳修：《本论》。

[35]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第十六章。

[36]章太炎：《菿汉微言》，见章太炎著，虞云图校点：《菿汉三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37]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38]以上见李大钊《孔子与宪法》、《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之原因》、《青春》等文。

[39]以上见鲁迅《笔下漫笔》、《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儒木》、《青年必读书》、《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两地书·八》等。

[4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页。

[41]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8页。

[42]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四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