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启蒙哲学》序

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促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其意义显然超过了古代从奴隶制度进入封建社会制度的先秦。同时所受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其影响之大，也非汉唐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可以同日而语。至于承前启后，下开今天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统一的新局面，则更不是过去任何封建王朝的更替可以相提并论。这段历史虽然比较短暂，但是发展特别迅速，思想内容异常丰富，真可说是包罗古今中外。其间不少学术专家，又往往兼为革命实干家，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新特点。中国近代启蒙哲学思潮，则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系统地加以深入研究，并总结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近代启蒙哲学》一书的出版，正是为了适应这一社会的客观需要。作者陈庆坤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时，即已开始从事中国哲学史的专门研究，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本书则是作者在吉林大学多年以来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丰硕成果，力求贯彻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原则，对中国近代哲学史这一学术领域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以下就本书的体例，自然也关系到指导思想，谈几点初步的意见，聊供参考。

一、非常注意哲学形态的历史发展，包括了运用概念和论证方法的变革，充分考虑到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如何不同于封建旧哲学的面貌和特点。因此，本书一上来论到思想渊源，虽远索过去的文化背景，但又不同于一般中国近代史著作强调开始于鸦片战争时期，而是断然将重点从近代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哲学谈起，使哲学史的分期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历史的分期，这就更加体现了中国近代启蒙哲学的思想内容及其特性。

二、一般哲学史的著作，原则上虽也多有企图将人物与思潮结合，但在实际工作中则往往不容易很好地贯彻。因此本书在结构上特分“导论”和“分论”两部分，一上来在“导论”部分就用较大的篇幅来系统地解剖各种重大哲学问题的变迁，特别是怎样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旧哲学的形态演进到近代哲学新形态的轨迹，然后又在“分论”部分详细地介绍了六个重要代表人物的全貌，互相发明，更见系统一贯。同时又注意到对各种不同哲学问题在横切方面的相互关联，以免有孤立地看问题的局限，更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前我国的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学术思想界的情况。

三、过去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的著作，难免不受时代的影响，往往只注意到中西、新旧学术思想两条路线的对立与斗争，而无形中忽略了彼此对方的互相影响和渗透，特别是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先进思想家，如何改造运用中外哲学范畴或概念，使之与中国环境相适应，尤其是为中国古代素朴哲学向近代哲学形态升华作出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新学在改造和利用旧学所带来的时代特点不够明显，其间错综复杂的途径近乎被淹没了，有似割断历史，因此难免有陷于简单化、公式化的情况。本书作者注意从客观思想实际出发，比较全面地进行具体分析，可能得出更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科学结论，又避免了上述局限。

四、若果只看到时代思潮的一般共性，满足于若干空洞的抽象原则，而不能对一些不同表现的代表人物、各种性质的重大问题得出具体的规律性的认识，求得可供行动借鉴的教益，即进行深入而又切合实际的研究，则终不免流于浮泛，其结果肯定是对外界自然和社会历史，只知从概念到概念，完全缺乏实在的内容，即不可能有深刻的具体认识。一般哲学原理有关普遍规律的探讨，无法全面代替哲学史的系统研究，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因为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所以越是抽象的问题，越要根据事实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我们更不满足于一般表面现象的感性认识，所以对各种来自经验的具体问题，都需要提高为科学的抽象。中国近代启蒙哲学离我们的时代很近，它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与现实密切相关，所以决不能无目的地从事所谓纯学术的研究。在当前实行改革开放、对外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大好时代，更有加强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的必要。本书针对中国近代启蒙哲学的特殊性，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总结过去，面向未来，也作了认真的努力，确有不少心得创见，是值得加以表扬的。

至于本书其他的一些具体贡献，读者跟同类的著作参看，自可了然，更用不着我来介绍了。

1988年4月25日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注释】

[1]本文原载于陈庆坤著《中国近代启蒙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