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对照中国哲学名著选读》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过去一段长时期内，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等的限制，特别是语言文字的隔阂，因此在国外，除了极少数的所谓“汉学”（Sinology）专家之外，对于产生在中国，尤其是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那就很难有正确的理解了。

即以德国过去非常博学、而且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年）为例，可能未习汉语，见到外文翻译的中国哲学名著也非常有限，使得他在富有创见的《哲学史讲演录》中，一上来谈到“东方哲学”，特别是涉及我国古代哲学的部分，真可说是太贫乏了。至于先秦以后，中国究竟有无哲学，他大概是胸中无数了，所以一字不提。

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像曾留学欧洲的美国20世纪的哲学史家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梯利（F．Thilly）辈，长期以来，又习闻于欧洲文化中心论的传播，乃至公开否认东方各国有所谓“真正的思想体系”^[2]，于是干脆就用西方哲学来代替整个世界哲学了。这种完全无视客观历史事实的偏见，早已遭到印度等国的著名爱国学者的批评^[3]。

但其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那也并非偶然。很明显的是由于旧中国封建社会的相对停滞不前，经济落后，加之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之后，逐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国人民救亡图存之不暇，更没有可能大力开展我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史的科学研究，对中国以往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作出比较全面而系统的总结，至于介绍给国外读者的工作，那就更提不到日程上来。于是在西方侵略者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学人们眼里，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便成了非常落后和野蛮的地区，更少有人注意研究中国哲学了。

但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也只有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轻视中国文化的时代已成过去，我国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才开始受到国内外一切有识之士的公平对待，同时影响扩大了，于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空前增多了，且在日益发展的趋势中。

我国目前上下一心，正在大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一致认为更得加强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研究。因此，为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要提倡虚心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各种合理的思想因素，并力求做到洋为中用，同时也得注意批判继承我国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以便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不割断历史，在同时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实践中作出更多具体的贡献。

这样，我们不仅鼓励中国有志青年出国深造，自然也欢迎东西方各国的学者前来中国研究，简言之，就是要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藉以共同提高，全面促进世界学术的繁荣、中国学术的发展。

由于这种新情况的出现，目前各地高等文科院校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青年学生和一些专业工作者，都感到迫切需要有一种中外文对照的基础读物，作为正式教材或参考用书，既可藉以提高专业外文阅读能力，又可加强有关专业的基础训练。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它就决不能是一种泛泛的资料选编，所以内容必须少而精，但又不得限于一家之言，使涉及的知识面太窄，同时文体也要尽可能多样，以免在语文结构的理解上陷于过分单调化、得不到应有的提高。

同时感到在国外虽然也有性质类似的选本，但由于指导思想不尽相同，一般多忽略唯物主义乃至无神论著作，加之编排体例又常缺载汉语原文，也难于适用。为此，特根据本人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给有关专业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的内容，再行斟酌取舍，编选了这部书。

谈到外文翻译，特别是对中国古典哲学著作的翻译，本是一件难事。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有意义和影响的重要理论著作，包括其中的思想范畴和逻辑推论，都是从以往充满矛盾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抽象、提高、概括出来的，同时必然有它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乃至学术思想渊源，绝对不是所谓纯粹的、空洞的抽象概念；而且根据不同时代的人以及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显然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一个名词（或概念）的含义，往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很难完全和外文一字一字地恰好对等、随便应用在任何地方，何况不同种文字尚有不同的语法习惯呢？

所以严格讲来，如果不懂得原文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经过专门的研究，是很难全面而又深刻地理解这种思想实际的，至于评价，自然就更不容易了。希望有志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朋友们，应该知难而进，多作贡献。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佛典翻译家鸠摩罗什（Kumα rajīva）曾感慨地说过：“改梵（Sanskrit）为秦（姚秦，指汉文），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4]这不失为一种经验之谈。

虽然如此，在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工作中，我们还是强调要通过翻译作为入门的向导，不能以外文代替中文，而且事实上也别无良法。但因为本书部分内容过于专门，加之牵涉知识面太广，即使在本国专家之间，也还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要求眼下译文完全准确无误，显然一时很难办到。如众所周知，世界上不少名著，各国往往需要不断有人一译再译，始得逐步完善，得到公认，就是这种实践的科学历史总结。

因此，从目前可能的条件出发，本书的英译只能采用不主一家、大体择善而从的办法。间有发现确实不妥之处，为避免引起读者误解，也是不得已才稍加修订，以昭慎重，但亦有全文重新译过的。这些具体工作比较细致，多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讲师、中国哲学史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冯禹同志承担，他平日好学深思，为此真是花费了不少的心力。

此外，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林同奇教授对于本书的一部分英译工作也给予了大力协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王颖同志对于本书的出版更是一贯热情支持，并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劳力。本书大部分人物画像采自《哲学研究》编辑部所编《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画传》一书，慧思、欧阳建的画像则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晓兰绘制。凡对此书有贡献的学者、工作人员，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但是限于同仁的学术水平，见闻不周，加之成书仓促，肯定会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恳切地希望得到海内外专家和读者们的指正。

石峻

1986年12月26日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注释】

[1]本文原载于石峻主编《汉英对照中国哲学名著选读》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编者注

[2]参看所著：A　History　of　Philosophy，“导言”，第8页。

[3]参看S．Dasgupta：A　History　of　India　Philosophy，第1卷，第3页。

[4]见梁慧皎《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