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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

时间:2022-08-3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前言学习一个时代的哲学著作,首先要了解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外国人要了解中国古代哲学之难就在于此。名士与名僧交往,即佛教的理论、佛教的思辨哲学与当时中国的玄学思潮相结合而有所发展的时期。中国隋唐时期佛教对我国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下列各宗:第一,三论宗(吉藏)。

前言

学习一个时代的哲学著作,首先要了解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外国人要了解中国古代哲学之难就在于此。学习中哲通史,有两个历史阶段比较复杂,不容易通下去,一为晋南北朝隋唐阶段,二是近现代(1840年以后)。因为都有与外来文化思想的接触影响,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孤立来研究是不成的,单懂得中国固有的一方是不够的。一般来说,两种文化思想的接触,要了解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即使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从传播、发展到应用,也不是很简单的。因为了解中又有一个消化和改造的过程,又必须结合本国的社会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即有所了解又有改造和提高的任务。因为生搬硬套的马克思主义,严格讲来,并不能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很长,虽然与邻近许多国家都有接触,思想文化的交流互有往来,但其中影响中国历史最久、方面最广的当推印度,而印度思想文化影响过去中国最大的当推佛教。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思辨哲学,又有相关的文学和艺术。佛教并非印度的正统,佛教在印度的产生是在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约与中国孔子同时,或者稍微早一点,有它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并不是如传统所谓佛祖释迦牟尼一个人出家凭空想出来的(坐在菩提树下)。

要系统地了解它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则需要研究印度哲学史或印度佛教史。但印度传统文化的精神是富于空想,历史感欠缺,因此,要科学的历史比较困难,可也是重要的。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是很难确定的,大约是汉武帝开通西域之后,随着商旅的往来而带来的。笼统地可以说自汉代传入。因为开始并不为学者所注意,所以缺乏记载。

佛教本身在印度以及中亚细亚等地也是在不断发展中,因此早期的佛教和以后不同时期的佛教虽多有继承关系的一面,但是也有不同的一面,同中有异,同时更有不同的派别,也不可一视同仁看作铁板一块。

中国佛教主要自印度通过中亚陆路传入以后,因为要生存发展,必须结合中国当时社会历史的实际和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及民间传统的信仰,也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因此中国佛教的思想和信仰不同于古代印度的佛教,比如观音送子就是这样的例子。

所谓中国佛教,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历史时期:

1.两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的时期,也可说是佛道时期,即将佛教的信仰看作类似中国过去道术方术的一种,所以当时道家的黄老与浮屠并称。信仰者求延寿长生乃至多子女等,或得到好的报应,但从中国宗教史上来看,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2.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可说是佛玄时期。名士与名僧交往,即佛教的理论、佛教的思辨哲学与当时中国的玄学思潮相结合而有所发展的时期。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它各方面的原因,这里无暇详说,但有一点应该申明的,即不是外来佛学首先影响中国玄学的产生,反之,倒是中国玄学的理论影响了中国佛学的发展,即用不同的玄学理论来理解印度传入的佛教,所谓魏晋时期的中国佛学、般若学,也可以说是一种玄学,以后才逐渐摆脱我国玄学的影响,由于寺院经济的发达而逐渐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如僧肇的《不真空论》(批判了本无、心无、即色等三家)就是一个终结玄学的标志。

至于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的不统一,南北不同地区的佛教,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大体说来,南朝受玄学影响,注重义理,北方注重宗教实践,乃至作佛事、造像石刻等。南朝的佛性学说特别发达,当然也受到中国过去人性论的影响。

3.隋唐时期,也可说是宗派佛学时期。

宗派与学派有不同的含义。

所谓宗派,第一,有它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第二,有不同的传法世系(法统);第三,有不同的宗经和理论体系;第四,有不同的生活节律甚至传教地区的势力范围。

至于学派,则仅是一种学说或一部分经典的专家学术观点的不同,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能说是有某学派的专家,各种不同经典的专门学者很难说已经成了宗派。

到了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的统一,国力的强盛,同时佛教也就达到了空前发展的阶段,要求统一,但有分歧。这个时期的佛教的特点是:

①统一性(统一南北),相对独立,不依赖其他学派。

②系统性,将各种佛教理论组成系统。

③宗派性,如三论、天台、法相、华严、禅等。

④国际性,不同于印度。亚洲各国派来留学的很多。中国当时的首都长安,实际已成为亚洲、也可以说当时世界佛教研究的中心,如朝鲜、日本等国的佛教,他们在当时读的经典,实际上都是从中国间接传入的,而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的。又如唐僧玄奘留学印度的成就和水平,就是在印度也是公认的,甚至可以说,玄奘的佛学知识其实比他印度的老师那烂陀寺的戒贤法师还要渊博。这是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戒贤甚至想选他做自己的接班人,他是一个爱国的宗教徒。作为隋唐宗派佛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宗都有自家的“判教”学说,这是当时建立不同宗派的理论基础。

什么叫“判教”呢?就是判别各种佛教理论高下浅深的工作,并从而树立为什么自己一派的理论是最高的学说,是怎样超过其他各派学说的。

如前所说,我们大家已经知道,所谓佛教这种信仰和学说,本是古印度千百年来的一派学说的发展,有时代先后的不同,同时又有不同学派思想的不同,甚至冲突和矛盾,但是所谓一种宗教,又都标榜皆是佛说,那么这些思想矛盾究竟应该怎样来解释呢?于是佛教学者就想出一种主观的办法,或说这是佛(释迦)在先后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点所说的,或说这是对不同的对象(下根、中根、上根或钝根、利根),因其水平不同,接受理解能力不同,为了因材施教,因此有深有浅。为了说明这种浅深的不同,中国佛教学者就来组织成理论系统,做统一的说明,借以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这就是各宗的所谓“判教”。由于这种“判教”,使不少宗派佛学又都成了繁琐哲学。

中国隋唐时期佛教对我国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下列各宗:

第一,三论宗(吉藏)。

第二,天台宗(隋智),又名法华宗。

第三,法相宗(或法相唯识宗,玄奘、窥基)。

第四,华严宗,以华严经为宗经(法藏),又称贤首宗。

第五,禅宗(《六祖坛经》、(慧能))。

其中,三论宗与法相宗受印度的影响较大。印度的大乘佛教基本上就是这两派:中观宗(空),瑜伽行派(有)。

相反,其中接近印度模式的影响较少的天台、华严、禅三宗,则纯粹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的一种创作,华严和禅宗的影响特别突出,长期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哲学思想。

4.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佛教的研究,由于宋明理学的兴起和民族矛盾,强调中华民族的所谓道统来代替外来佛教的所谓法统,同时由于寺院经济的日益衰落,世俗地主经济日益占统治地位,于是佛教亦逐步变为儒家理学的附庸,同时理学已采用阳儒阴释的手法,改造其思想内容而加以利用,于是三教合流、以儒为主的思想占了上风,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附庸地位而得以广泛流行。

5.近代中国,由封建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这时中国接触到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术和文化,于是向西方寻找真理,包括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又成为一种时代思潮,中西古今新旧学之争非常激烈,因此佛教哲学由于其性质特点(平等、重分析)也被卷入这种复杂的思想斗争潮流中,而起一种负荷或中介的作用,这又与当时欧美和日本对佛学理论的西方哲学化有关,故一些近代的进步思想家,如资政派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革命派章太炎等,又无一不对佛学有所研究,利用一部分佛学理论作进步思想的论证。同时保守势力亦有提倡佛学的信仰者和研究者,这又形成了一种更加复杂的新的思想斗争局面,佛学也分成两种倾向,特别需要历史地全面地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不能简单化庸俗化来对待。要从他们本人所了解的佛教思想去分析解剖他们的思想,不能用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佛教思想去批判他们的思想,不能采取一种教条主义的方法、贴标签的方法去批判近代中国的佛教思想,要和对古代哲学一样,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既要划清与马列主义的界限,又不能笼统不加分析,一笔勾销。

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来研究佛教思想、佛教思想史,这是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后才开始的,那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虽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目前究竟还处在一个开辟的历史阶段。

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者,按理必须尽可能做到吃透两头,首先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能理论联系实际,其次是必须力求读懂那些晦涩难解的佛教原始资料。至于作者对各种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析批判,其科学性应该大大超过以往时代的水平,才能够符合目前新时代的要求。

我国过去一段时期内,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凡是号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多不肯深入地研究各种唯心主义体系,特别是所谓宗教哲学。其结果是或则陷于背诵教条,致使理论脱离实际,成了无的放矢,或则由于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难免误入歧途。这两种具体情况虽然很不相同,但在客观事实上都会妨碍有关佛教思想史的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影响到开创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新风尚。

一、《原人论》作者的生平和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篇幅虽小,但内容丰富。《原人论》这册小书的作者是唐代著名佛教僧侣学者宗密。

宗密的生平和著述。

在中国,过去出家的和尚都放弃原来的姓,改姓释。宗密俗姓何,号圭峰[2],生于唐德宗建中元年。宗密出生在果州西充县(今四川成都东)。僧传说他“家本豪盛”[3]。宗密在青少年时期熟读儒书,但总觉得这类书籍不能解决他所谓的人生根本问题,转而指向佛教。这也是一时的风气,佛教僧侣在当时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物质生活也比较优越。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遂州大云寺道圆禅师(菏泽神会的三传弟子)遇到宗密,“见其俨然若思而无念,朗然若照而无觉,欣然慕之,遂削染受教”[4]

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年),宗密又去襄汉,在那里遇到恢觉寺灵峰。宗密想请教问题,但灵峰正在生病,不能说法讲经,便把澄观的《华严经疏》给他讲,宗密非常推崇这部书。澄观的《华严经疏》对宗密转向华严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宗密虽从此最后步入华严宗教门,但并不废弃原来学的禅宗理论。他认为,在禅宗系统里南宗最高,在教的系统里华严宗最高,这两家在他看来是一致的,因为都主张人人皆有“灵知本觉的真心”。

澄观的《华严经疏》包含了华严宗的基本理论,内容很丰富,也不易读懂,据说宗密的领会能力很强,只看了一遍就开讲了,而且所讲居然效果很好。

宗密自从讲了澄观的《华严经疏》以后,深以不能亲承疏主的教诲为憾事,在他第二次讲了《华严经疏》之后,便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澄观,请为弟子。得到应允后,宗密便又去东都洛阳见澄观。此时澄观已七十四岁,宗密才三十二岁。澄观见到宗密很高兴,以为收到了能继承华严宗法统事业的得意学生。

澄观是华严宗的第四代祖师,决定把宗密培养为第五代。此后,宗密自己的佛教思想便形成了。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宗密退居终南山智炬寺,专心从事撰述。

宗密的著作相继问世,随着名声也越来越大。在四十九岁时,唐文宗召他入宫讲授佛法,深得文宗的赏识,赐给紫袍一件,并赠以“大德”称号。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甘露之变”时,宰相李训等与凤翔节度使密谋铲除宦官集团,事泄,李训逃入终南山。宗密要给他剃发藏于山中。事急,李训转逃凤翔,被捕。宦官仇士良知道此事,要以隐匿之罪处死宗密,责问他为什么要隐藏李训。宗密毫无惧色地说:“贫僧识训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5]仇士良嘉其临死不畏,也怕开罪佛教界,同时引起社会的不满,释放了宗密。后世佛教徒对宗密的这种不畏死的行动至为赞誉,称他为“菩萨人”。

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宗密死于兴福院。唐宣宗李忱追谥宗密为定慧禅师。

宗密的著作很多,据《宋高僧传》说总共有二百多卷,其中主要的有如下几部:《禅源诸诠集都序》四卷、《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一卷、《华严原人论》一卷、《圆觉经大疏》十二卷、《圆觉经大疏钞》十三卷、《圆觉经略疏》四卷、《圆觉经略疏钞》十二卷。这些著作足以代表宗密的佛学观点,其中《华严原人论》尤为重要。宗密最初学儒,后学禅,最后学华严,他在这部小品中把这三家学说加以融会贯通,以华严宗学说为最高,牵强地统一各家学说。他在这部小品中充分发挥了主观(客观)唯心主义,这对后世的宋明理学产生了影响。

二、宗密的教、禅一致论

宗密生活在唐代社会。唐朝的宗教政策和学术政策是对儒、释、道三家都加以利用,而儒、释、道三家并不相让,彼此互相诋毁以致相互攻击,这就影响了他们作用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阶级要求把三家学说统一起来。儒释道三家的学说是不一样的,要把它们统一起来并不容易。作为一个学者,要做这种统一工作,起码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知识广博,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儒释道三家之学;第二,必须能看清三家学说都对统治阶级有用,认识到彼此攻击反而削弱力量。从宗密的传记可以看出,他是具备上述条件的。宗密决心承担这一使命,他要用华严宗和菏泽禅学说为骨干,统一当时的主要学说。二要统一各家学说,必须首先统一佛教内部的学说,为此他创立了“教禅一致”理论。这一理论正是他统一佛家各派学说的基础理论。

什么是“教禅一致”?要想说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说明什么是“教”,什么是“禅”。我们以为,“教”就是佛的教导,“禅”就是佛的心意(禅的意译即静虑),这是教禅的本来意思。宗密时,佛教内部已建立了不少宗派,如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等,禅宗内部各部称为“禅”,而把禅宗以外的各派,如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以及小乘各派成为“教”。他认为,禅宗以外各派都以经(也包括论、律)为根据进行修习,经是佛的教导,所以称他们为“教”或“教家”;而禅宗各派则是遵照佛意进行修习,是“以心传心”,因而称之为“禅”或“禅家”。宗密所说的禅、教,就是这种意思。教,有时指“佛语”(经),有时指教家各派;禅,有时指“佛意”,有时指禅家各派。

面对当时禅家和教家互相攻击的局面,宗密力图论证教禅应该是一致的,他一共列举了十点理由:

第一,诸佛心口,必不相违故。

第二,禅有诸宗,互相违反故。

第三,经如绳墨,楷定邪正故。

第四,经有权实,须依了义故。

第五,量有三种,勘契须同故。

第六,疑有多般,须具通决故。

第七,法义不同,善须辨识故。

第八,心通性相,名同义别故。

第九,悟修顿渐,似反而符故。

第十,师资传授,须识药病故。

以上就是宗密教禅一致的理论。这只能说有一定的道理,而从总体上看,则是牵强的。例如,顿悟与渐悟、坐禅与不坐禅,都是禅宗修行方式的重要不同,是不能一致的,是说不通的。此外,不仅教、禅,就是教家、禅家本身也还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但宗密为了统一佛教各种学说,竟把不一致的地方通通回避了。

宗密除了对禅宗各派思想学说做了评判,还论及到儒释道三家的内容。宗密在《华严原人论》中,专门把各家关于人的本原的论述抽出来进行分析、判断,从而阐发了人的本原说。

宗密按儒、释、道三家关于人的本原的学说的高低,分成六教(六个阶段):

1.儒、道二教

2.人天教

3.小乘教

4.大乘法相教

5.大乘破相教

6.一乘显性教

那么,宗密的哪些思想启发、影响了宋明理学呢?主要是他的“本觉真心”说。可以说,宋明理学的两个主要理论——理气论和人性论——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冯友兰先生说:宗密的《原人论》“已为宋明道学立先声矣”[6]

宗密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既总结过去,又影响将来),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但是,我国学者过去对他的研究却不够。日本学者镰田茂雄博士写了关于宗密教学思想的长篇专著,书名《宗密教学思想史之研究》,对宗密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阐述。

所以我们选读《原人论》。

【注释】

[1]本文是石峻先生生前遗稿,写作年代不详。因内容与上文《〈原人论校释〉序言》直接有关,故编排于此。──编者注

[2]圭峰是长安终南山一个山峰的名字。宗密隐居于圭峰草堂寺而得圭峰之名。

[3]参见《宋僧传》卷六《宗密传》。

[4]裴休《圭峰禅师碑铭》,《全唐文》卷743。

[5]《旧唐书》卷一一九《李训传》。

[6]《中国哲学史》下卷,第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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