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众所周知，佛教是一“西方”文化，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其发展由弱到强，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达到顶峰，与中国传统的儒、道并列为三教，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凌驾于本土主流的儒家学说之上。至北宋时期，诸儒者接续他们的工作，继续排斥佛道，推进古文运动，复兴周孔之道。为了显示他排佛道思想特色，需比较北宋前期其他学者对佛老的批评。
众所周知，佛教是一“西方”文化，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其发展由弱到强，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达到顶峰，与中国传统的儒、道并列为三教，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凌驾于本土主流的儒家学说之上。自唐代后期，儒学复兴运动兴起，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把振兴儒学与倡导古文、反对佛道教统一起来，企图夺回儒学在两汉时期所拥有的统治地位。至北宋时期，诸儒者接续他们的工作，继续排斥佛道，推进古文运动，复兴周孔之道。
佛教最初是以宗教的形式传入中国的，后来在宗教之外，别有其学术。“佛教教义的高深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它也有种种治国安民的理论（读《华严经》的五十三参可知）。佛学所争，惟在迷悟。既悟了，一切世俗的事情，仍无有不可做的，所以也不一定要出家。然佛教既视世法皆非了义，则终必至于舍弃世事而后止。以消灭社会为解决社会之法，断非社会所能接受。”[1]因此，从中唐以后直至北宋神宗熙丰之间，排佛道思想在学术界屡兴。“就时间上看大致成三期：中唐以后，有韩愈、李翱为代表的排佛道；北宋庆历之际，有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章望之、黄晞等一批学者的排佛道；北宋的熙丰前后则有张载、程颢、程颐等理学家的排佛道。三个阶段，前后呼应。从思想内容与方法上言，三期的排佛道理论依次递进，虽有粗细深浅之别，但希望重振儒学，排除佛道思想影响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2]
李觏是个重视经世致用的儒者，又是一个排佛老最力的人物，他对佛道的批判，重在“用”的方面，但也涉及了“体”的方面；他既攻击了佛老流行造成的各种弊害，也提出了辟佛道的具体对策。为了显示他排佛道思想特色，需比较北宋前期其他学者对佛老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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