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

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_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

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自唐代经济开始繁荣，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着眼于对唐代环太湖地区的经济进行探索，希望能够大致描绘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脉络，从而有助于对太湖文明的研究。本文所说的环太湖地区，主要是指唐代江南道浙西观察使属下的润、常、苏、杭、湖五州。

一、人口的增长与州县的析置

唐代所处的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仍较为低下，作为社会繁荣物质基础的社会总产品是靠大量使用劳动力获得的。尽管人口的多少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却是唐代社会经济发展和进行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的繁荣和劳动力数量成正比关系，人口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

根据史书记载，唐代自建立后，人口一直处于恢复发展的过程。唐初武德年间约200万户⁽¹⁾，贞观年间上升到300多万户⁽²⁾。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全国户数达到顶峰，为9 619 254户⁽³⁾。据梁方仲先生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3～26，贞观十三年，唐朝户数为3 041 871，口数为12 351 681，每县平均户数为2 201.07，每户平均口数为4.31。天宝元年，户数为8 973 634，口数为50 975 543，每县平均户数为5 715.69，每户平均口数为5.75。同期环太湖地区的人口变动趋势与全国相一致，也呈上升趋势，但总体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全国。根据《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和《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将贞观十三年和天宝元年的户口数相比较，唐朝全国户数增长率为195%，口数增长率为312.7%，每户平均口数增长率为33.41%，每县平均户数增长率为159.6%，而同期环太湖地区五州户数平均增长了327.36%，口数增长了482.74%，每户口数平均增长了37.8%，每县平均户数增长了234.7%。将以上四个数字进行比较后可见，环太湖地区唐朝前期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速度。而且，环太湖地区贞观十三年户数占全国的3.38%，但至天宝元年，已上升至4.91%，口数贞观十三年占全国的4.23%，天宝元年也上升至5.98%。人口的迅速增长，为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的经济生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口损失十分严重。安史之乱平息后的第二年（广德二年），唐政府掌握的户与口分别约为293万和1 692万，比天宝末年的唐代高峰户口数大为下降，户降至32.9%，口降至32%。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十分精确，因为它只是全国部分地区的统计数字，河北诸藩镇及河陇地区的众多人口没有包括在内。建中元年行两税法，“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⁴⁾，检括全国户口，也仅310多万户。按照李吉甫所记，江南八道四十九州，每州平均仍有户29 387.75户，而全国平均数才10 893.99户。不管怎么说，尽管存在着部分地区大量人口隐报或不报等情况，然唐代后期实际人口急剧下降却是一个事实。我们对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卷25进行了详细的统计，结果发现环太湖五州在元和年间的平均人口每州为61 143.6户，为江南八道四十九州平均户数的2.08倍，为全国平均户数的5.61倍，跟随着全国户口的大大下降，环太湖五州人口也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数。倘若我们取开元二十年户7 861 236、口45 431 265作为比较的基准，与元和十五年户2 375 400、口15 760 000相参照，整个国家户下降了69.78%，口下降了65.31%，而环太湖五州中没有一个州的下降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数。这样，我们从人口数量角度可以看出，唐代环太湖地区户口在天宝以前其增长率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天宝以后其下降率又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数。

从人口分布的大概情况来看，环太湖地区的人口是比较稠密的。有学者对唐代不同时期的人口密度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较为科学的结论⁽⁵⁾。其中贞观年间，环太湖地区每平方公里约为10～20人，是仅次于四川盆地、汾渭平原、华北平原的人口密集区。天宝年间每平方公里约60～100人，人口密度比贞观时期明显有了提高，仅次于以益汉彭蜀简为主的四川盆地（约145人）、魏博贝瀛深冀莫为主的华北平原（约105人）和京兆地区（约87人）。元和年间每平方公里约20～40人。由于这时人口的分布深受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影响，大面积的人口密集区只有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和环太湖地区。在唐代，环太湖地区的人口密度一直处于全国的前列。

从州县的析置也可以看出环太湖地区的发展。贞观十三年，全国共有1 408县，天宝元年增至1 570县，增长率为11.5%。环太湖地区贞观十三年共有23县，天宝元年增至31县，增长率为34.7%，远远超过当时全国的平均数。元和年间全国有县1 528个，与天宝元年相比下降率为2.74%，而环太湖地区元和年间仍有31县，维持原有水平，说明未受社会动乱而有多少影响。与贞观时相比，新增的8县是润州金坛，常州武进，苏州长洲，杭州新城、紫溪、唐山、临安，以上均为武则天时析置，苏州海盐为开元时析置，华亭于天宝十年析置。杭州紫溪于大历二年省并。从总体上看，州县的析置往往和人口的增加、边远土地的开垦有关，说明唐代前期，特别是武则天时期，环太湖地区社会经济实力增强较快，发展较为迅速。

二、农业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封建时代，农业是专制政府得以维系统治的基础，是国家经济的支柱。农业经济的发展，标志着社会经济力量的增强。环太湖五州的农业在唐代跃上了一个台阶，主要集中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生产工具的进步

农业高产与农具的改进是分不开的。唐代环太湖地区的人民在经过长期实践后，开始运用和推广曲辕犁。这种犁较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所记的辽东“辕犁”和齐人“蔚犁”又有了进步，它有十一个部分组成：“冶金而为之者，曰犁镵，曰犁壁。斫木而为之者，曰犁底，曰压镵，曰策额，曰犁箭，曰犁辕，曰犁梢，曰犁评，曰犁建，曰犁盘。”⁽⁶⁾十一个部件的位置、形状、大小皆有一定的要求和比例。曲辕犁结构虽复杂，但使用很方便，只要推进犁评，犁箭就会向下而入土深；拉退犁评，犁箭就向上而入土浅，所以深耕、浅耕得按要求来调节。曲辕犁和以前的犁相比，缩短了很多，重量大大减轻，操纵灵活，可用一牛牵引，既能节省畜力，又提高了耕作的速度。

除了曲辕犁外，其他一些农具也得到了改进。如耙（爬），“耕而后有爬，渠疏之义也，散坺去芟者焉”。耙的主要作用是对犁过的土地进行压散和平整，以及清除杂草、草根。耙一般是木制的，下部为方齿状，用耕畜拉引。另有礰礋、碌碡：“爬而后有礰礋焉，有碌碡焉。自爬至礰礋皆有齿，碌碡觚棱而已，咸以木为之，坚而重者良。”⁽⁷⁾礰礋外有列齿，用于陆田；碌碡外无列齿，用于水田，主要作用是平整土地。

环太湖地区水道密布，河港交错，捕鱼业是附属于农业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时人称为“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龟鳖之利，黎元所资”，“乃以鱼为命”⁽⁸⁾。这一地区渔具的种类众多，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又有改进创造的一面：“大凡结绳持网者总谓之网罟。网罟流曰，曰罾，曰罺。圆而纵舍曰罩，挟而升降曰，缗而竿者总谓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车。横川曰梁，承虚曰笱，编而沉之曰箪。矛而卓之曰矠，棘而中之曰叉，镞而纶之曰射，扣而骇之曰桹，鱼置而守之曰神，列竹于海澨曰沪，错薪于水中曰。所载之舟曰舴艋，所贮之器曰笭箵。”⁽⁹⁾

2．水稻的大量种植

随着环太湖地区水利灌溉工程的大量兴修，农业生产以崭新的面貌飞速发展。《新唐书·地理志》记录了这一地区的粮食土贡，润州有黄粟，常州有大小香秔，苏州有大小香秔、蛇粟，湖州有糯米。很明显，除继续种植传统的粟米以外，水稻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唐朝最重要的产稻区。北宋的地方志回顾唐代苏州农业时说：“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其名品甚繁，农民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次种焉。惟号箭子者为最，岁供京师。”⁽¹⁰⁾常州、苏州的秔稻历史长久，杜甫就有“云帆出辽海，秔稻来东吴”的句子⁽¹¹⁾。在白居易的诗中，有很多描述太湖地区水稻种植的情景，如“泥新燕影忙，蜜熟蜂声乐。麦风低冉冉，稻水平漠漠”⁽¹²⁾。“去年到郡时，麦穗黄离离，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霏霏”⁽¹³⁾。“鳞差渔户舍，绮错稻田沟”⁽¹⁴⁾。润州、苏州城外均种植大量的水稻。站在润州的城楼上远眺，“水接海门铺远色，稻连京口发秋香”⁽¹⁵⁾，放眼四顾稻田连成一片，说明水稻种植已大规模推广，稻米成为农民的主粮。苏州城四周也是“水蓼花红稻穗黄，使君兰棹泛回塘”，一幅水乡丰收在望的景象。

水稻中有一品名红稻的，时人有“沃野收红稻”之句。红稻是粳稻中的一种，孟诜《食疗本草》卷下云粳米中有“其赤则粒大而香”者，就是指的红稻。可能在当时是优质品种。陆龟蒙《别墅怀归》云：“遥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识红莲。”⁽¹⁶⁾红莲稻味香，所以很多人称之为香稻，陆龟蒙就有“香稻熟来秋莱嫩”句⁽¹⁷⁾。水稻的种植过程中已出现了再熟稻：“再熟稻，一岁两熟。《吴都赋》：乡贡再熟稻。”但这种再熟稻恐还不是后代的双季稻：“田间丰岁已刈，而稻根复蒸，苗极易长，旋复成实，可掠取，谓之再撩稻。”⁽¹⁸⁾一些学者研究了这一时期的水稻栽培技术后，认为当时为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已推广秧田设置技术。白居易在杭州就有“水苗泥易耨”之句，意谓秧田经集约经营，便利除草，“便于下种及移栽，同时掌握管理幼苗，培养壮秧法，成为保证水稻丰产的重要条件”⁽¹⁹⁾。

3．经济作物的增多

农业生产发展的另一重要标志是经济作物的增多和种植面积的扩大。唐代太湖周围地区蚕桑、茶叶、竹木、漆、果树等经济作物的种类和产量都有很大的发展。《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所列环太湖五州的贡品中，涉及经济作物的，有常州的紫笋茶，苏州的柑、橘、藕，湖州的紫笋茶、木瓜、杭子、乳柑，杭州的木瓜、橘、蜜姜、干姜等。其中的茶叶、柑橘等水果、菱藕等水生植物是最为重要的经济作物。

茶叶的种植在这一地区较为普遍，“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湖州有顾渚之紫笋……常州有义兴之紫笋”⁽²⁰⁾。陆羽《茶经》将这一地区的茶叶级别分出了高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²¹⁾湖州茶是五州中质量最高的，在唐代十分有名：“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长城县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奏。至建中二年，袁高为郡，进三千六百串，并诗刻石在贡焙。”⁽²²⁾茶园的规模十分庞大，“顾山在县西北四十二里，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²³⁾。常州茶叶也相当著名。武宗年间，阳羡紫笋茶每年进贡近两万斤，地方官必须日行四百里，十天内将首批新茶送到长安，时称急程茶。卢仝曾作诗赞美阳羡茶：“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²⁴⁾由于“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²⁵⁾，所以种茶成了这一地区农民谋生的重要手段。

环太湖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是盛产柑、橘等水果的重要地区。宝历元年冬，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曾经在太湖山上住了五天五夜，为的是采摘贡橘。他的《拣贡橘书情诗》云：“洞庭贡橘拣宜精，太守勤王清自行。珠颗形容随日长，琼浆气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驽骀力，望阙难伸蝼蚁情。疏贱无由亲跪献，愿凭朱实表丹诚。”后人解释云：“橘出东、西两山，所谓‘洞庭红’是也。《本草》云橘非洞庭不香。”⁽²⁶⁾特殊的气候山水，培育出了优质的红橘。杭州富阳也出优质橘子，“县有王洲，出橘，为江东之最，今见进供”⁽²⁷⁾。苏州还产樱桃，“今桃最说出东吴，香色鲜浓气味殊。洽恰举头千万颗，婆娑拂面两三株”⁽²⁸⁾。此外，菱、藕等水生植物也是太湖地区的特产，得到推广种植。《吴郡志》引《大唐国要图》，云苏州贡物中有菱角。《通典·食货典》所列贡物中有嫩藕。白居易《池上篇序》云：“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²⁹⁾菱、藕之类的植物在太湖地区是普通食物，但深受大家喜爱。白居易有《看采莲》、《看采菱》诗，云：“小桃闲上小莲船，半采红莲半白莲。”“菱池如镜净无波，白点花稀青角少。时唱一声新水调，谩人道是采菱歌。”⁽³⁰⁾说明这类植物在太湖乡村十分丰富，而且品种较多。

三、手工业的发展

环太湖地区的手工业尤以丝制品的纺织在有唐一代最为突出。

江南地区历来以生产麻布为主，在唐代前期一直是如此。就丝织品而论，这一地区的丝织业在唐代前期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和四川地区，丝织品量少，品种也不多。唐代前期，除了润州的方丈绫和水纹绫，其他的丝织品在当时是够不上什么等级的。相反在麻布品中，这一地区的火麻和苎是十分有名的。《唐六典》曾将全国织品按质量分成九等，将润州之火麻列为麻织品的第一等，常州苎列为第二等，苏、杭苎列为第四等。

唐代后期，这一地区的手工纺织行业，特别是丝织业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种发展实际上在中唐已经开始。天宝二年，韦坚将各州特产运到广运潭让玄宗检阅，其中就有“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绫”⁽³¹⁾。引起丝织业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这一地区蚕桑生产发展得较快。晚唐诗人陆龟蒙描写太湖农村的农桑景物时说：“山横路若绝，转楫戈逢平川。川中水木幽，高下兼良田。沟塍堕微溜，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家家下渔筌。”⁽³²⁾传说晚唐时著名书法家褚遂良的后裔褚载，因其先家广陵，得机杼之巧，后归杭州，将其所得技术传给乡里，从此这一带的丝织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式样品种渐渐增多⁽³³⁾。不管传说是否确切，但这一地区的丝织业的确远较唐代前期发达，史称“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³⁴⁾，渐渐赶上并超过了北方。白居易曾说杭州的丝织品“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自注云：“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³⁵⁾据王永兴师研究，唐代后期江南地区丝纺织业的水平已处在全国的最前列，超过了中原地区和四川盆地。环太湖地区的润州丝织品数量和质量仅次于同属江南道的越州、宣州之后，居全国第三位⁽³⁶⁾，而在唐代前期则是不可想象的。环太湖五州不但丝织品超过了全国的水平，而且继续保持原有的麻布纺织技术，仍作为特殊产品在上贡，因而这一地区已成了手工纺织业最为重要的中心地区。

采矿冶金在唐代是比较发达的一个手工业部门。由于环太湖五州的矿藏自然资源不甚丰富，因此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当时在该地区已探明的矿藏润州有铜，苏州吴县包山有铜，湖州武康封山有铜，长城顾山有铜，安吉有铜、锡，杭州余杭县有铜。除润州外，各州均未将铜、锡作为上贡物，估计采矿数量并不很大。然而在润州，金银制造却是一个较大的手工行业，其中伏牛山铜器是作为贡品送到中央的。润州作为五大矿冶中心的一个在唐代相当有名：“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铅山四。”⁽³⁷⁾昇州的上元、句容相当长时间行政区划归属润州，两县均出产铜、铁，因而润州矿藏资源的提供有了保证，制造工艺跟着提高。《洞天清录集》云：“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甚轻薄，漆黑款细……世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句容从武德九年至乾元元年属润州，所以最初置官场时属润州界内，其时的极品天宝大凤环瓶反映了润州金银制造的高质量、高水平。

这一地区的造船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于本地区自然河道和湖泊交错纵横，发展水路航行有着优良的条件，因而造船业工艺一直居全国前列。开皇十八年，隋文帝曾下令收缴江南民间的大船：“吴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³⁸⁾足见隋以前民间造船业的发达。入唐，公私造船仍很频繁。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命张亮率水师“凡四万、吴艘五百，泛海趋平壤”⁽³⁹⁾。这五百船自然是环太湖地区制造的。贞观二十一年八月，太宗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征高丽”⁽⁴⁰⁾。胡三省在给这条史料作注时，环太湖五州均名列其中。龙朔三年，高宗诏：“前令三十六州造船，以备车行者，即宜并停讫。”⁽⁴¹⁾三十六州中，自然是包括环太湖五州的。中唐以后，漕运繁忙，从江浙地区往中原地区运送粮食的船只需要量剧增，加上商业的发展，所以刺激了人们造船的热情，“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⁴²⁾。

四、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环太湖地区在整个大唐帝国范围内虽不能说是全国性的商贸中心，但完全可以说是唐帝国东南地区的中心，当然这个中心和一江之隔的扬州是连成一体的。自隋大业六年江南大运河开凿后，沿运河两岸的苏州、杭州、常州、镇江的商业迅速繁盛起来。

如文化古城苏州，无论城市规模还是商业经营活动的蓬勃，在唐代东南地区的城市中是很少见的。“浙右列郡，吴郡为大，地广人庶”⁽⁴³⁾，当时称为“望郡”、“为东南冠”⁽⁴⁴⁾，“东吴繁剧，首冠江淮”⁽⁴⁵⁾。市区内商业经营十分繁盛，“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⁴⁶⁾，坊市中的商铺经营跃然纸上。城市商业经营者已有行会的存在，“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采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也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牗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⁴⁷⁾。由于商业经营者都有一定的精神崇拜，所以以行业划分的从业系统自己开展宗教活动，行首显然是行会的领导。由于苏州南靠太湖，北枕长江，东境达海，所以商业经营上与海外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苏州城内夜市十分兴旺，“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⁴⁸⁾。反映了苏州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富庶。

杭州是浙北的经济中心，“当舟车辐凑之会，是江湖冲要之津”⁽⁴⁹⁾，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地处钱塘江畔，往东可直达大海。杭州“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⁵⁰⁾。杭州的商业相当繁荣，所谓“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⁵¹⁾。城市行商坐贾，熙熙攘攘，热闹繁荣，有“户十万，税钱五十万”之说⁽⁵²⁾。由于占了交通便利的条件，杭州成了南北商人的集散地。从福建、浙南、浙东来的商人都得从杭州前往北方，前往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经营。唐代后期，政府在杭州设盐场，获利无数：“国家始以输边储塞，不足于用，遂以盐铁榷沽为助，使吏曹计其入，于郡县近利之地，得为院盐场之署，以差高下之等。顾杭州虽一场耳，然则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宾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每岁官入三十六万千，计近岁淮河之间，颇闻其费，自是汲利之官益重矣。”⁽⁵³⁾

湖州的经济地位与杭州相差无几，是太湖南岸的一个商业中心城市，商业发达，交贸旺盛。我们从时人的描绘中可见其繁盛一二：“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其贡橘柚纤缟茶苎。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汉晋已来敌天下三分之一。”⁽⁵⁴⁾

润州与扬州隔江相对，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⁵⁵⁾，又是浙西节度使的治所。润州凭藉了长江和江南运河而工商业发展较快，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常州也在运河沿岸，是“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交通重镇，正如时人称赞的：“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⁵⁶⁾

五、环太湖地区的经济地位

唐代，是环太湖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时代。随着这一地区的日渐开发，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这一地区在唐王朝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

先看环太湖地区赋税在唐王朝财政中的地位。唐代前期，政府的财赋收入主要是通过租庸调来获得的。租庸调以丁身为本，每丁租粟二石，调二丈，每丁岁役二旬。如不服役，每月收庸三尺。倘按平均计算，环太湖地区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例就很高了。前已论述，贞观十三年环太湖五州有户103 108，口523 331，分别占全国户口总数的3.3%和4.2%。天宝元年五州有户440 649，口3 049 690，占全国户口总数的4.9%和5.98%。在以丁身为本的时期，就全国而言，丁的数量基本与户口数是平衡移动的，户口的多寡和赋税的多少是相一致的。因此，贞观年间，这五州上缴的赋税基本上在中央财政中的比例约为3.5%～4.0%之间。以后随着这一地区户口数的增加，这五州的财赋收入的比例在加重，至天宝时期，约在5%～6%之间。

再可看一下太湖地区的粮食对唐王朝的支撑作用。太湖地区的粮食北运，从初唐已经开始，不过那时数量还很少。在洛阳含嘉仓，我们发现了武则天时“苏州租糙米”一万余石的铭砖，说明当时苏州的粮食已作为租米运到中原地区⁽⁵⁷⁾。然唐初“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⁵⁸⁾，因此太湖地区粮食的重要性并不突出。但开元以后，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和北方中原地区人口的密集，北方粮食缺口增大，江南粮食开始成为漕粮的主要来源被一批又一批地运向北方。至裴耀卿改革漕运办法后，三年内从江南运漕粮七百万石。以后如崔希逸为转运使，每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数十万石”。必须指出，这些漕粮中的相当部分是来自太湖地区的。裴耀卿在上疏中说：“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⁵⁹⁾从扬州入运河渡淮入汴。一般来说，漕船往往是从江南运河到润州，越长江达扬州的，而漕米往往是沿岸装上船的，因而裴耀卿所说的江南粮食相当部分是产自这五州的。他又说：“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进发。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臣请予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令江南船回。”⁽⁶⁰⁾这儿裴耀卿干脆将江南、江东、吴人三个概念轮换使用，可以说明江南漕粮主要以吴地粮食为主，也就是沿江南运河的粮食。

安史之乱以后，江南稻米愈显重要，是唐王朝主要的粮食依靠：“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⁶¹⁾“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⁶²⁾自德宗出居及归京师，“军用既繁，道路又阻，关中饥馑，加之以灾蝗，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⁶³⁾。环太湖地区作为江南重要的产粮区，在经济上的作用更不容低估。德宗时，浙江东西道每岁运米七十五万石。贞元初，又以岁饥，更令两税折纳成米一百万石，诏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运送至东西渭桥仓库⁽⁶⁴⁾。在这些粮食中，说太湖地区占其一半左右，恐怕也不算过分。文宗大和年间，河东、河北诸道遭受水旱灾害，加上战事不断，所以粮食缺乏，而“江淮诸郡，所在丰稔”，但由于各州长吏不想使粮食外流，不准米商贩运，因而北方水旱之处，“种食无资”。为此，文宗颁敕：“令御史台拣御史一人于江南道巡察，但每道、每州界首，物价不等，米商不行，即是潜有约勒，不必更待文榜为验，便具事状及本界刺史、县令、观察、判官名衔闻奏。”⁽⁶⁵⁾除政府漕运粮食外，民间商贩也在大量地将江南地区的粮食运往北方。一旦商路不通，对北方影响极大，说明商贩运输粮食的数量也是极大的。在江南道诸州中，环太湖地区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正如吕温所说的：“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⁶⁶⁾特别是贞元以后，藩镇割据区域十五道不申报户口，不交赋税，中央政府的财赋和粮食全要依靠江南地区，而环太湖五州是其重要的核心地区。

唐代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来自各地的盐酒茶税钱。宣宗大中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盐利。”⁽⁶⁷⁾倘按这个比例算一大概，大中年间田赋收入约占60%，盐酒茶收入约占40%。前已所述，环太湖五州均产茶，其中湖州、常州茶享有盛誉，苏州、杭州均有盐场，设有盐官，湖州若溪，“酿酒甚浓”⁽⁶⁸⁾，所以这一地区的盐酒茶收入数量肯定是很大的。史载杭州盐场收入每年就达三十六万千，而刘晏管理国家盐务时，“盐利岁才四十万斛”⁽⁶⁹⁾。倘将杭州盐利与大中年间政府盐利二百七十八万作一比较，杭州一地的盐利收入约占全国的13%。据陆广微《吴地记》记载，晚唐时苏州下辖七县，两税及茶盐酒钱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七十六文。倘以其中六分为两税，四分为茶盐酒钱，那么苏州的茶盐酒钱在二十七万七千贯左右。如与大中年间的财政总收入作一横向比较，苏州一地的财政收入占唐政府总收入的13.3%。当然，上述两个比较并不准确，因为我们无法查证杭州、苏州的收入是哪一年的，但可以说明的是，以杭州、苏州为首的环太湖地区在唐代后期其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宋范成大《吴郡志》说：“《大唐国要图》云：‘唐朝应管诸院，每年两浙场收钱六百六十五万贯，苏州场一百五万贯。’观此一色，足以推见唐时赋入之盛矣。”⁽⁷⁰⁾这笔钱是否仅是盐利收入，是哪一年的，都无法知悉，然我们可以看到，单一个苏州的收入，在两浙地区就占了六分之一左右，如果是整个太湖地区五州，相信五州的总收入会达到两浙地区的一半，足证环太湖地区在唐朝，特别是唐朝后期，其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六、经济发展的原因

环太湖地区为什么在唐代能够得以发展较快，并且中唐以后在全国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显然有一些综合的因素存在。

1．整个唐代，环太湖地区社会动乱较少

唐朝的江南社会是比较安定的，而且安定的时间又较长。唐朝的社会动乱，如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藩镇割据，主要发生在河南、河北、京畿地区。在动乱的地区，大批人口损失于兵刃之下和饥疫之中。为躲避战乱，北方人口大批向南方迁徙，他们往往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最终全国人口分布发生重大变化，人口重心南移。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移到了环太湖地区：“自京口南被于浙河，望吴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由是人俗舛杂，号为难治。”⁽⁷¹⁾也就是说，当战争使北方人口流失、经济破坏时，南方人口在悄悄地增加，经济在加速发展。环太湖地区也曾有过短暂的战争，主要是肃宗上元元年的刘展之乱。时刘展为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手握重兵，攻陷润、常、苏、湖，并进逼杭州。肃宗命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南下讨乱，乱才平。不过，“平卢军大掠十余日，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⁷²⁾。像刘展之乱，前后不过短短数月，平定的战争又打得很顺利，因而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并没有构成多少重大破坏。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占据苏州、湖州一带，就是承袭了社会安定的益处，使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2．水上交通的开辟为粮食等农产品的运输创造了有利条件

环太湖地区东靠大海，海上运输较为便利，北枕长江，和内地贸易也甚方便，但与唐王朝整个经济连成一体的关键，主要在于隋朝运河的开凿。隋炀帝大业六年开凿江南河后，把通济渠、邗沟一直伸延到了余杭，形成了一条从太湖流域可以直通中原的水上交通要道。江南运河沟通了长江和钱塘江的联系，穿越了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唐代，一些地方官继续对江南运河修治，如改京口闸为京口埭，并于苏州望亭置堰闸，以节水济运。永泰和大历初年，浚治练湖，禁止引水灌溉，导湖水入运河。中唐以后，又修孟渎等等，保持了江南运河的畅通。由于“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南粮北运就主要靠运河在进行。运河使太湖地区的交通更为方便，南方商人到北方，常从杭州入运河，经苏、润、扬到中原，北方商人到南方，也是入运河到苏、杭，再到浙东、福建。江南运河的畅通，促进了太湖地区粮食的外运，也促进了这一地区商业的发展。

3．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

环太湖地区地理条件较好，土地肥沃，农业单位面积产量高，副业多种多样，基础浓厚。但由于靠近大海、长江和钱塘江，中间包有太湖，地势较低，水患严重，直接影响到了经济的建设。因此，地方官中有很多人十分注意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灌溉。以下我们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和《读史方舆纪要》将环太湖地区的水利工程列表作一统计。

续　表

上列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情况共38项48次工程中，唐前期有11次，后期为37次。说明环太湖地区的兴修水利较多地集中在中唐以后。总体上看，加上一些小规模的太湖塘浦建设，这一地区水利灌溉工程修建是比较密集的。如广德元年开浙西屯田，在嘉兴筑塘岸，开沟洫，自太湖至海曲折千里，形成灌排系统，岸上有路，河内行船。直至五代吴越时，在这一地区专设撩浅军七、八千人，导河筑堤，经常维修。从列表还可看出，唐代兴修的水利工程以灌溉为主，排涝为副。许多工程的建设是相当成功的，一个工程的兴建往往能解决数千顷土地的灌溉，相邻数县都受到益处，使得水稻大面积的种植成为可能，从而保证了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达到较高的水平。

促使环太湖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还有很多，如气候因素、文化因素、国家政策因素等等，限于篇幅，我们仅就几个较为明显的方面作些简单的分析。总之，环太湖地区的经济从唐代前期就有了较快的发展。安史之乱后，随着北方经济的衰落，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快，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作用更加突出。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认为一些学者提出的中国社会的经济重心从唐代就开始一步一步向南方转移，到北宋这一转移完成，这种看法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发表于《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注释】

(1)《通典》卷7《食货典七·历代盛衰户口》。

(2)《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一》。

(3)《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

(4)《新唐书》卷52《食货志二》。

(5)费省：《唐代人口地理》第四章“唐代人口分布”，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甫里先生文集》卷19《耒耜经》。

(7)《甫里先生文集》卷19《耒耜经》。

(8)《唐会要》卷41《断屠钓》。

(9)《甫里先生文集》卷5《渔具》序。

(10)《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物产》。

(11)《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15《后出塞》。

(12)《白居易集》卷21《和微之四月一日作》。

(13)《白居易集》卷21《答〈白太守行〉》。

(14)《白居易集》卷27《想东游五十韵》。

(15)《全唐诗》卷748李中《秋日登润州城楼》。

(16)《甫里先生文集》卷8。

(17)《甫里先生文集》卷14《蔬食》。

(18)《吴郡志》卷30。

(19)唐启宇：《中国农史稿》第三章第三节，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

(20)《唐国史补》卷下。

(21)陆羽：《茶经》卷下，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

(22)《南部新书》卷戊。

(23)《元和郡县图书》卷25《江南道一》。

(24)卢仝：《玉川子诗集》卷2《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四部丛刊本。

(25)《册府元龟》卷494《邦计部·山泽》。

(26)金友理：《太湖备考》卷六《物产·果之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7)《元和郡县图书》卷25《江南道一》。

(28)《白居易集》卷24《吴樱桃》。

(29)《白居易集》卷69。

(30)《白居易集》卷28。

(31)《旧唐书》卷105《韦坚传》。

(32)《甫里先生文集》卷2《崦里》。

(33)郎瑛：《七修类稿》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唐国史补》卷下。

(35)《白居易集》卷20《杭州春望》。

(36)王永兴：《试论唐代丝纺织业的地区分布》，《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37)《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

(38)《隋书》卷2《高祖本纪下》。

(39)《新唐书》卷200《高丽传》。

(40)《资治通鉴》卷198。

(41)《唐大诏令集》卷111《罢三十六州造船安抚百姓》。

(42)《唐国史补》卷下。

(43)《白居易集》卷38《张正甫苏州刺史制词》。

(44)《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封域》、《城邑》。

(45)《全唐文》卷693元锡《苏州刺史谢上表》。

(46)《白居易集》卷24《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

(47)《太平广记》卷280“刘景复”条。

(48)《唐风集》卷1《送人游吴》。

(49)王昶：《金石萃编》卷119《镇东军墙隍庙记》，中国书店1985年版。

(50)《隋书》卷31《地理志下》。

(51)《全唐文》卷316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52)《樊川文集》卷16《上宰相求杭州启》。

(53)《全唐文》卷736沈亚之《杭州场壁记》。

(54)《文苑英华》卷801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

(55)《文苑英华》卷408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

(56)《全唐文》卷522梁肃《独孤公行状》。

(57)转录自吴宗国：《唐代三吴和运河》，载《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8)《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59)《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60)《全唐文》卷297裴耀卿《请缘河置仓纳运疏》。

(61)《权载之文集》卷47《论江淮水灾疏》。

(62)《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9《送陆歙州诗序》。

(63)《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64)《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65)《唐大诏令集》卷111《令御史巡定诸道米价敕》。

(66)《全唐文》卷630吕温《京兆韦府君神道碑》。

(67)《资治通鉴》卷249大中七年末条。

(68)《元和郡国图志》卷25《江南道一》。

(69)《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

(70)《吴郡志》卷1《户口税租》。

(71)《全唐文》卷519梁肃《吴县令壁记》。

(72)《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正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