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谥法与三皇三坟的实至名归

上文中，我们通过对先秦乃至后世历史文献对上古传说的记录、彝族遗俗乃至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相关考古发现的分析，试图通过恢复上古时代古人所用以得知识和运用知识于特别事物进而推动人类进步的本原，来揭开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三皇”与“三坟”的历史真面目。下面，我们重点研究后世是如何为这些真实的历史赋予名分的。

在中国古代史上，人类最著名的一次对前人功绩的追封追记活动发生在西周初年。《逸周书·谥法》载：“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攻于牧野之中，终葬，乃制谥叙法。谥法，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形受小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一人无名曰神。敬宾厚礼曰圣。德象天地曰帝。静民则法曰皇。仁义所在曰王。立制及众曰公。执应八方曰侯。”^[10]这是周王朝在获得统治权后，基于端正民间风俗教化、神化皇权王权、维护自身统治等现实需要，对上古伟人事迹、遗风遗俗等进行的一次集中的系统的整理工作。我们今天所知的三皇五帝等上古逸事多出自于此。

在周王室整理的正统三皇五帝的体系之外，民间尚存许多先皇先帝的传说。《庄子·胠箧》曰：“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庄子·缮性》曰：“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由此可见，三皇五帝并非是对上古历代、各族先皇先帝事迹的统绪，而是对其中为中华文明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伟大领袖人物及其事迹的褒扬和追念。《逸周书·谥法》所载“德象天地曰帝。静民则法曰皇”等原则正是统治者对各族、各代先人分封“名”“号”的标准。《管子·兵法》云：“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者霸。”《白虎通·号》云：“皇，君者，美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烦一夫，扰一士，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夫匹妇，故为皇。”这些记载反映了后世对西周初期对先人分封“名”“号”标准的理解和阐释。

再者，我们说说“三皇”之“三坟”与周王室的诸种因缘。首先，我们谈谈周族与远古文明的因缘际遇。笔者在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远古图符与〈周易〉溯源》一书中已经做了详尽的阐释，这里只做扼要介绍。笔者在该书《上古秘学传承轨迹》一节中写道：“尽管夏王朝统治者实行了封锁中华远古文明、抛弃教化的愚民政策，以及后来的殷商王朝统治者‘终日舞鬼弄神’的朴素的自然迷信，中华远古文明并没有因此而消亡，而是以一种近乎传奇的渠道流传下来。”

其次，我们谈谈西周谥法制度的主导者周公。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曾辅助其父文王、其兄武王灭商兴周，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对周公之政绩，《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在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记载之外，作者还在《远古图符与〈周易〉溯源》一书中指出：“周公又一次将周王朝的兴衰与‘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培养自身的高尚德操和对年幼的成王进行良好的教育，使自身的行为和操守首先能更好地符合《彖辞》的思想，使后继者拥有高尚的德行而成为仁义之君，并正确地履行天子的使命，周公遂赋予卦中各爻以人性化的意蕴，《象辞》乃成。”之后，作者又在《解开〈周易〉这个“哥特巴赫猜想”》一文中指出：“为了使殷商遗民迅速接受《经文》并使之成为其新的占卜手段，周公及其幕僚在将充满哲理和政治智慧的《周易》改头换面为占筮的《经文》之后，又写就《系辞》原篇。流传到今天的传世《易经·系辞》大部原本就是对被赋予筮占功能的《经文》的推广宣传词和使用说明书。”

显而易见，周王室和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周公不仅是三皇时代内在思想的直接继承者，也是对他们丰功伟绩的整理者和追记者。

明了了周族和中华远古文明之间的扑朔迷离的关系，对西周统治者建立“谥法”这一历史事件的背景有了清晰的了解，那么导致“三皇”“五帝”等“名”“号”产生的诸种问题大体上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下面，我们再具体到特定的人和事，做出更加精细的分析。作为西周谥法制度的主导者周公旦，在参与主导乃至亲自提出“皇”“帝”等“名”“号”的标准之初，他的心中也必然会有初步的人选。同时，为了将事情做得更加周全，必然也要征求同僚、各个部族的意见，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应该就是西周谥法制度有标准而不具体到人的原因。制定了公开的标准，每个部族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上报中央政权，由中央政权统一认定。从周公之后为了征服殷商遗族而推出的《系辞》来看，直言“包牺氏”“始作八卦”、“神农氏作”“盖取诸《益》”二“皇”之事，而没有提及三皇之首“燧人氏”；直言“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没有提其他二帝，可见各个部族对其中“二皇”“三帝”的功绩与名号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是被公认的。《逸周书》佚文曰：“宓牺、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到了西汉，司马迁所到之处，亦闻“长老皆各往往称道黄帝、尧、舜之处”，显见，“二皇”、“三帝”被各个部族接受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但对另外的人选则各有己见：因为在他们的心中，自己部族的祖先和其中的优秀人物当然也是配得上这个“皇”“帝”的称号的。后世所见诸种“三皇”“五帝”之说，自是西周初期制定谥法制度征求各个部族意见时的遗留。当时，在尊重各个部族意见，允许各自表达其“三皇”“五帝”观的同时，周公也固化了自己部族的“三皇”“五帝”观。周公的“五帝”观反映在孔门之学中，并最终被司马迁写入《史记》。王国维、李学勤等大家对这点看得非常清楚。李学勤先生在《〈史记·五帝本纪〉讲稿》中指出：“后面他（指王国维）还专门提到《五帝本纪》，他说：‘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取孔子所传《五帝德》及《帝系姓》，而斥不雅驯之百家言；于《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之《谍记》，其术甚为谨慎。’”^[11]至于三皇，则隐含在周公主持制定的“礼乐”制度之中。《周礼·春官》所云外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自是周公观点的体现。我们推定周公所指三皇之首为“燧人”，是由于这部《周礼》将“三皇五帝”与其“书”结合得如此紧密，必然表明《周礼》的主要作者周公是在通过三皇五帝的事迹来追溯民族理性文明的源头！而民族理性文明的源头正是发明了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这正是本文所论述的。周公不明指三皇之首为“燧人”以及对“颛顼帝、帝喾”讳莫如深是有自己的苦衷的。这是一个政治家的难言之隐，因为那是一个碰触不得的天大之事！陈寅恪审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曾说过：“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说对于周公依照谥法推定“三皇五帝”之“名”“号”之时不能言之由衷一事，完全适用。

由以上可知，西周初期，在周公旦主持的对前人功绩的追封追记活动中，其“谥法”坚持“大行受大名，细形受小名”的原则，以当时社会公认的上古社会中对人类理性文明的贡献为依据，具体而言就是其留给后人的思想财富——“坟”“典”被社会认可的程度，而评定“皇”“帝”等溢美的谥号，享受后世的追思和祭奠。这种原则在三“皇”名号的追封中得到完美的体现。也就是说，所谓上古三“皇”名号的确定还没有掺入血缘后裔的杂念，而是直接以先进知识、先进思想的传承、在生产生活中物化后的技能乃至对先进思想、先进技能的推广为标准的。因而，上古“三皇”必然是与其“典籍、礼仪法度乃至其事其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反映在物化后的后世追记上，就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三坟”！需要强调的是：在三皇时代现代意义上的文字尚未产生，记录古人事迹和思想的只能是关于他们行为的原始“图画”和承载他们思想的原始“图符”！这才是“三皇”时代“三坟”的真面目！

马长寿先生在《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中写道：“世界人种对于宇宙人类文物制度之起源，皆思予以解释，而解释不同。文明人重科学，其解释自成一系统；原始人重传说，其解释又成一系统。”^[12]建立在传说基础上的对于宇宙文物制度之起源，使得“中国古代史尚处于扑朔迷离的雾霭之中，神话与传说杂陈，嘈杂中不见科学面目”。^[13]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普及，这种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历史不仅无法说服人们并为人们所接受，反而成为人们怀疑和质疑的对象，以至于中国上古史一度被后世形容为“层累地造成的”虚假的古史。为了让世人、后人更好地认知并接受我们先人的历史，并从中汲取民族进步的力量，史学工作者面临着在尊重“重传说”的中国上古史系统的同时，必须尽快担负起将“重传说”的中国上古史演绎为“重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系统的使命。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作者不顾学识浅薄，学问不精，勉力以王国维先生在《辩学·方法论》一文中提出的“处理事物时”的“普遍之方法”，对“三皇与三坟”这一“不着边际”的课题进行“研究”，以图通过彰显一个文明本身应有的核心知识的产生乃至递进的过程，进而尽可能还原三皇时代的历史真相。唯愿作者所作的只是抛砖引玉而已，更望专家学者不吝珠玉，将真知灼见贡献给这个饱经风霜的民族，使我们的民族因汇集了尽可能多的科学进步思想和力量而更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注释】

[1]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1页。

[2]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87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页。

[4]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3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第11页。

[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7]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35页。

[8]同上书，第232页。

[9]同上。

[10]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23页。

[11]李学勤：《〈史记·五帝本纪〉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57页。

[12]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巴蜀书社，2006年，第113页。

[13]宋健：《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