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与三坟考辩

“追溯中国远古时代，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都不能不提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的三皇五帝时代。”当代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在《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一文中写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头脑中固定的古史观。这种古史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除了一代一代口耳相传，还源于古代文献的记述。”^[1]

古代文献的记载不止于单单提出“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和宣扬这样的古史观，而且更与古代的典籍、礼仪法度乃至其“事”“业”联系在一起。《周礼·春官宗伯》云：“外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庄子·天运篇》说：“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仪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仪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吕氏春秋·禁塞篇》曰：“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当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序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将中国旧有的古史体系彻底推翻之后，他本人乃至其学说的支持者也必须直面古人留下的浩瀚之学。其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三皇考》等文章应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就的。观其文，通篇皆是怀疑与否定。他的研究多是对古学断章残篇的评论，唯独没有见到其正面碰触并系统揭示中华文明源流之文章！遑论直面揭示中华民族曾领先世界几千年的内在力量！这是先生文章之不足之处。但先生的功劳也是不容否定的，他尽可能地“把古书中的一些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为进一步科学地研究我国古史开辟了道路”！^[2]由此促使我国下大力气用在现代科学理论基础上的考古学来重建中国上古史，通过考古发现来重新审视伟大的中华文明之源流。从这点来看，对顾颉刚先生的品格和功绩做出怎样伟大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自从20世纪20年代把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引入我国以来，考古发现、考古理论硕果累累。李伯谦教授在《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一文中运用考古手段挖出来的遗迹和遗物这些真实的史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勾勒出《考古学重建的中国古史体系与传统史学的中国古史体系对应表》，将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建立在牢固的考古学证据的基础之上。一如他在文中指出的：“考古学重建的古史体系是在对考古发掘出来的遗迹和实物进行深入研究基础上，用纯粹考古学术语构建起来的，即上面已经提到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四个大的发展阶段。”进而也为作者从探讨研究三皇五帝时代思想的源流出发对民族文化正本清源乃至试图勾勒整个中华知识体系轮廓奠基。本文先就“三皇与三坟”谈谈自己的浅见。

本文建立在以往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鉴于在《太极图源流考辩》一文中，作者运用王国维先生“处理事物时”的“普遍之方法”，遵循以传世文献与地下材料共同论证的“二重证据法”，对“太极图源流”这一纷繁复杂、极具争议的课题进行研究，一个文明本身应有的核心——知识——乃至建立在普遍知识基础上的人类思想传承轨迹得以清晰地展现。故本文仍沿用此法。

三皇时代，现代意义上的文字尚未产生，对那个时代的文字叙述只能是后人建立在口耳相传基础上的追忆。我们的研究就从对三皇其人其事的传说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