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墨學的興起和前景

新墨學的興起和前景^[1]

孫君恒　李　悦

新墨學和新儒學一樣，是“新子學”系列的組成部分。對於新墨學，我們需要從學科的定義加以精確的認識，把握新墨學的含義、範圍、對象、問題、復興和發展等。

一、有無新墨學

（一）無新墨學的觀點認為，從嚴格的學科的界定，無新墨學

擁有獨特的研究領域、獨立的研究内容和獨有的研究方法，這對於確立一門學科的學科地位，是更為本質的東西。學科奠定的基本指標包括：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理論體系。根據這樣的規定，我們認為新的墨學研究，在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理論體系等方面没有新的或者突破的地方，不存在“新墨學”。

今天的墨學復興不等於新墨學，只是墨子思想的新認識和新應用。墨學的復興，是墨學發展的延續，仍然是就墨家研究的問題再認識、進行的再擴展，並不是墨學有全新内容或者另起爐灶。由於墨學沉寂很多年，讓人們感到比較新鮮，但是就其研究的實質來説，仍然没有擺脱固有的《墨子》話語圈，仍然是關於經典的詮釋，增加的方面無非是結合當今現實的比照和思考。

張岱年（1909～2004）就不主張“新墨學的形態”。張岱年在20世紀20至30年代中期，先後寫了《先秦哲學中的辯證法》、《秦以後哲學中的辯證法》、《顔李之學》、《中國元學之基本傾向》、《中國思想源流》、《關於新唯物論》、《辯證唯物論的知識論》、《辯證唯物論的人生哲學》、《譚理》等重要哲學論文，第一次系統梳理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唯物論思想，闡發了中國的辯證法思想，顯揚了中國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解釋社會人生的嘗試。受張崧年“列寧、羅素與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響，張岱年提出了文化綜合創新的思路：今後哲學一個新路，當是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於一。在方法上，將唯物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的分析方法綜合起來；在理論上，將現代唯物論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的優秀傳統結合起來。20世紀30至40年代，中華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機，張岱年認為如果没有新的創造，就不應該提出“新墨學的形態”：“應付此種危難，必要有一種勇猛宏毅能應付危機的哲學。此哲學必不是西洋哲學之追隨摹仿，而是中國固有的剛毅宏大的積極思想之復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學或新墨學的形態，而是一種新的創造。”^[2]

如果我們從墨子研究這個學科是全新的情況來看，那麽今天所謂“新墨學”，尚未達到嶄新的地步，更没有達到全新的情況，“新墨學”這樣的提法是不適當的，起碼是不確切的。

（二）從階段比較來説，進行界定，有新墨學

如果從墨子研究的横向、静態來看，墨子研究領域尚未出現“新墨學”；如果從縱向、動態來看，墨子思想研究有新時代、新階段、新内容等新氣息、新環境，應該説有“新墨學”。

孫中原先生指出有“新墨學”，是符合嚴格邏輯要求的：“未來墨學現代化，將進入更為波瀾壯闊的新高潮，舊墨學將質變、轉型為適應新時代需要的更强勁有力的新墨學。”^[3]孫中原先生認為，古今墨學具有元性質，為揭示墨學現代化和墨學元研究的機理，推動墨學現代化和墨學元研究的進展，創建新墨學、元墨學，需從超越、總體視角，分析古今墨學研究的主體、主題、成果、形態、語言、層次和方法等元性質^[4]：

在研究方法上，今天的墨子研究有很多綜合和創新。“今墨學研究的方法是現代哲學方法，以現代科學為工具性元理論，進行超越、總體研究。現代科學是全球化過程中從域外引進的客觀普遍真理，對全人類實踐、認識普遍有效，是墨學研究的犀利工具。”^[5]

（三）寬鬆、寬泛的新學科概念下，有新墨學

由於當今學科“生長點”驟增，“横跨度”出現，“結合部”延伸，在時代背景意義上促進了當代社會科學新學科的迅速發展，已直接和社會科學發生了交叉滲透，大大擴大了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圍，導致了多門新學科的誕生。因此，以“新×學”而出現的名詞，汗牛充棟。

我們認為，新墨學的類型，基本上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認識：

1.“階段型”

現在的研究之所以稱為“新墨學”，是因為對墨子思想的研究，進入到了新時代，今天的墨子研究，是對傳統墨子研究的繼續，是新的研究階段。

“墨學現代化”的説法，就體現了“階段型”。“墨學現代化”目的使墨學具有現代性質和狀態，發生現代性變化，呈現新時間上的新標志。

孫中原先生指出有“新墨學”，就是從比較的角度説明今天的墨子研究屬於新的階段，有新的内容和方法。彭永捷先生在《現代哲學》2004年第2期發表文章《淺議“現代新墨家”》，認為現代新墨家是新近出現的一個學術派别，他們以復興墨學為職志，以對墨家文本的現代解釋為途徑，尋求回應現代問題的文化資源。

與此類似的情況，有“新儒學”、“新道學”。

2.“結合型”（“嫁接型”）

墨子的理論，是基本原理，具有普遍適應性，可以應用到今天，和當代的問題、場景、研究方法、其他學科等進行結合，發現和尋找新的思路和現實對策。

這裏的結合，有理論和實際的結合、有不同理論之間的結合、有與新方法的結合等。我們看到，現在很多墨子研究，注意對墨子的理論闡釋，從當代觀點審視墨子理論，提出新的見解，例如，從功利主義認識墨子思想，從羅爾斯的正義論看待墨子思想的局限性，從當代實際問題，譬如奢侈，來反思墨子節用的合理思想等。再如，孫中原的著作《墨學通論》用現代軍事學術語，分軍事思想、軍隊編制、武器裝備、工程設施和戰略戰術，首次全面論述墨家積極防禦軍事學，用四分之一篇幅論述墨家邏輯學，以總結性、全面性、創新性和深刻性為宗旨。張岱年《墨學通論序》説：“孫中原同志研治墨學，歷有年所，對於墨家學説的各個方面都探索較深，近著《墨學通論》一書，對於墨家學説進行了系統的論述，於墨學精藴頗多闡發，特别是對於前人未注意的墨家軍事學説評述尤詳，這是值得稱讚的。”

3.“應用型”

這一類型强調墨子思想的新應用。墨學有永恒的魅力，藴涵了很多不平凡的智慧，墨家的思想可以在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哲學、邏輯、自然科學和軍事學等領域，繼續發揮新的價值、新的應用，融入了當代内容，豐富了墨家的思想，接軌現代經濟、政治、道德、教育、哲學、語言文學、軍事、邏輯和科學，融會古今中外，促進世界文化交流。

張斌峰、張曉芒發表了《新墨學如何可能？》（《哲學動態》1997年12期），作者指出：“目前新儒學的研究正全面展開，新道家的研究亦初見端緒，唯獨墨學思想的創發尚少有人問津。而傳統學術中，過於偏向儒學、新儒學、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的研究”，“從現時代來看，無論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的重構和科學理性精神的確立，還是從社會經濟、文化的現代化的現實價值層上，抑或是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墨學，墨家學説在建立新的全球社會時，將會比儒學和道家之學可能提供得更多。可見新墨學的研究勢在必行”。

如果按照人們所説的有“新儒學”、“新新儒學”的名詞，那麽“新墨學”的説法，也可成立。“新墨家”只是一個文化符號或者旗幟，就好比“新儒家”、“新道家”，只是代表了一種學術思想傾向。

二、新墨學的内容

新墨學有豐富的内容，在研究對象、問題方面，有傳統的方面，也有新的開拓。

第一，明確對象。

對傳統墨子思想，有進一步審視的必要，更有必要對之思考和應用。

例如，墨子的兼愛、交利、非攻（和平）、節用（節儉）、尚賢等主張，現在仍然很有價值，需要發揚光大。市場經濟就是平等交换的經濟，交利，就是實現“雙贏”；和平是今天世界的主題，需要從墨子那裏汲取智慧，墨子强調的兼愛，是和平的前提和理念，非攻是他的和平思想的基本保證；節儉（節用）很符合循環經濟、緑色革命，都是我們應該認真借鑒的。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中，“愛”是倫理思想，“利”是經濟範疇，它們實現了經濟與倫理的統一。追求利益的需要、手段與工具價值與道德的規範、理想的引導、目的價值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可是在今天市場經濟體制下，往往容易發生斷裂、顛覆，處理好道德與利益的關係成為時代經濟倫理學的嚴峻課題。墨子以智慧的眼光，辯證認識了義利關係，發人深省，具有這樣的歷史意義，值得深入研究、挖掘、應用、推廣。“愛要以利為基礎，利要以愛為歸宿。把愛與利統一起來的倫理觀，在我國的經濟思想史上是罕見的。”^[6]嚴靈峰在《墨子簡編》中指出：“兼愛是手段，交相利是要達到的目的，兩者相互為用。”“墨子是在中國歷史上赤裸裸地暴露了人類的弱點：自愛（自私）為一切禍亂的根源之第一個人。同時，並提出醫治這種病的藥方——兼愛。”^[7]

第二，研究問題。

要創建一個新的學科，必須發現新的有足够規模的問題，迫切需要解決。我們今天的問題，和墨子當時探討的問題比起來，仍然在很多基本問題上呈現出相似（相近）性，屬於基本相同或者一致的問題。

例如，我們要實現民族的復興，需要發揚光大民族精神，墨子精神的内涵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元素或者部分，“墨學的基本精神，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十大方面：剛健不苟、求知不倦、刻苦節儉、愛人利民、平等互助、知其不可為而為、犧牲奮鬥、革新創造、力行實踐、和平濟世”^[8]。墨子本人，具有非常强的人格魅力，胡適説墨子為社會利益獻身精神，是前無古人的，值得人民為之效法的：“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試問中國歷史上可曾有第二個‘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人麽？”^[9]

再如，墨子强調，正義在於公利，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對策，這在今天也很重要。有的領導幹部腐敗，就是僅僅注重私利、滿足個人的貪婪，抛棄、損害了公共利益、人民羣衆的利益。墨子主張為天下興利除害：“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墨子·天志上》）杜國庠指出：“如果我們可以説，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一個‘仁’字，那麽，墨子的中心思想就可説是一個‘義’字。”^[10]追求公共利益，就要反對自私自利的思想與行為。蔡尚思説：“以公利為正義，不重個人的名利。與儒家的求名不求利，道家的反對名利相反。”^[11]要實現公共利益，每個人必須做到對他人有利，達到互利互惠、互相幫助。梁啟超在《墨子學案》中認為：“墨子特注意經濟組織的改造，要建設一種勞力本位的互助社會。”^[12]

再如，墨子主張“非命”，强調不能滿足現狀，主張改革、創新、抗争、奮鬥。這樣的見解是民族解放和國家發展的需要，近代需要，當代仍然需要。許多哲學肯定了這樣的認識。梁啟超在《墨子學案》中認為：“革新舊社會，改造新社會，就是墨子思想的總根源。”^[13]韋政通先生也指出墨子是偉大的改革家：“如果説孔子是一位偉大的道德與人文的教師，墨子扮演的則是一位苦行卓越的社會改革家的角色。”^[14]

三、新墨學的復興和發展

如果按照儒家的説法，將朱熹的思想説成是新儒學、是儒家思想的新階段的話，那麽墨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也斷斷續續有很多亮點，呈現出不少轉機。

唐代韓愈强調孔墨相用，建立新儒學，實質也構建了新墨學。韓愈認為孔墨相同，直接利用，包括：愛的内涵、思想來源、聖人崇拜、貴王賤霸、尚賢、尚同、天神等七大方面；主張孔墨互補，甄别利用；同時注意孔墨不同，謹慎利用。韓愈的一生是對孔墨精神的踐行，是孔墨互用的典範。韓愈對墨家的歷史價值給予了客觀的認識，他認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韓愈集·讀墨子》）韓愈把墨子的“兼愛”視同孔子的“愛人”。韓愈在《韓愈集·原道》明確指出：“博愛之謂仁”；在《韓愈集·原人》裏説“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是博愛的根本原則和規範；在《讀墨子》中强調：“孔子曰泛愛衆，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韓愈集·讀墨子》）這些説明了孔墨的仁愛與兼愛兩者實質相同，强調了兩者可以互相融通或者替换。明確揭示博愛就是仁，韓愈是第一人。這是韓愈對中國人道思想的一個發展。

韓愈的“原道”，主張一視同仁的博愛，創造性地吸收了墨學成果。宋儒張載《正蒙·誠明》説：“愛必兼愛”，正是繼承發展了韓愈“孔子必用墨子”、“博愛之謂仁”、“一視同仁，篤近舉遠”的思想。朱熹集大成，發展成“仁是愛的道理”、“以愛名仁，是仁之迹”。在近代，梁啟超指出：“墨子的兼愛主義，和孔子的大同主義，理論方法，完全相同。”（梁啟超《墨子學案》第二章）“兼愛”説更受到孫中山的稱譽，比之於“平等，自由，博愛”之屬，把它作為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好道德，以號召國人建設新社會文明。孫中山指出：“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15]

俞樾在為孫詒讓《墨子閑詁》寫的序言中説：“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日本學者塚野剛史的“關於韓愈《讀墨子》”一文指出，韓愈《讀墨子》儒墨尚同、兼愛、尚賢、明鬼完全一致，韓愈這樣對待墨家是儒教的革新^[16]。歷史上對韓愈孔墨互用説進行了評説，認為孔墨互用很有必要，肯定了韓愈的積極貢獻，其中有蔡元培、馮友蘭、陳寅恪、英國著名漢學家葛瑞漢等。

韓愈思想淵源於儒家，以儒家正統，融合墨家，表現了對文化發展的整合。韓愈客觀地評價了墨子的歷史地位，主動吸取墨家思想中能被儒家利用的精華，符合歷史事實，順應文化發展趨勢。秦家懿（Julia Ching）博士指出：“儒家作為正統思想，滲透了法家、墨家和道家思想，也有佛教的影響，是各種各樣學説相互介入的結果。”^[17]韓愈在唐代佛教、道教盛行的局勢下，試圖恢復儒家的正統地位，吸收墨家的思想，難能可貴。由於韓愈不是專門研究哲學思想的歷史人物，正如馮友蘭所説“韓愈不能成為哲學家”，墨子的深入和全面研究仍有欠缺，有的判斷僅僅是思想的閃光，缺乏論證，特别是《原道》、《讀墨子》讚揚肯定墨子和《與孟尚書書》貶低否定墨子，大相徑庭，在歡暢讚揚後立即進入無情鞭撻，缺乏邏輯一貫，給墨學的復興當頭棒喝，失去了千載難逢的機遇，留下了千古遺憾。社會學家費孝通揭示了文化發展自覺選擇的意義和總體原則，將不同文化的和諧發展概括為“美己之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18]。韓愈當年試圖孔墨相用，但是卻没有持久，非常值得我們反思。

王桐齡對墨家思想的復興或者新發展進行了總結，他在《儒墨之異同》中，指出，墨子學説雖然中絶，但是“墨學之理想猶隱伏於後人腦筋中，固未嘗完全消滅”。在歷史上，墨學經歷了許多次復活，並將繼續得到發揚光大：

第一次：東漢後佛教進入中國，慈悲思想流行，與兼愛主義一致；

第二次：明朝以來，耶穌進入中國，博愛流行；

第三次：清初，明末忠臣秘密組織哥老會、天地會等，抑强扶弱；

第四次：清末，民國先烈徐錫麟等組織暗殺滿廷大臣；

第五次：民國先賢翻譯西方學説，輸入共和理想，主張尚賢、尚同；

第六次：近代密爾功利主義進入中國，和墨子實利主義一致；

第七次：墨子非命主義，因為翻譯《天演論》復活；

第八次：墨子國家觀念，因為翻譯盧梭《民約論》復活；

第九次：墨子經濟思想，因為翻譯《原富》復活；

第十次：墨子非攻主義，因為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和平而復活；

第十一次：墨子物理學、軍事學，因為西方知識輸入而復活；

第十二次：墨子尊天主義，因為猶太教、耶穌教而流行。^[19]

不復活墨子的危害，在歷史上已經暴露出來。“墨教之中絶，理想之大同主義同時消滅，而暴君察相，益以專制手段束縛人心，使先民思想無自由伸縮及自由發展之餘地，中國之不幸，亦即東亞各國進步遲滯之遠因也。”^[20]

我們認為從近代以來墨子思想有兩次復興：

其一，是近代的復興。這是梁啟超等一批學者開拓的，包括梁啟超、胡適、章太炎、馮友蘭、錢穆、嚴靈峰等。民國時期至現代梁啟超、伍非百、吴毓江、張純一、欒調甫、葉瀚等，在墨子研究上都有獨到見解。嚴靈峰客觀説明了梁啟超在復興墨學上的貢獻：“清末新會梁啟超，所著《墨學微》一書，泛論墨子學説，蹊徑獨辟，别開生面，為墨學研究創歷史之新頁。從兹各方探究之成績乃漸可觀，梁氏倡導之力也。”（《墨子集成·序》）

其二，是當代的復興。20世紀80年代後，張知寒先生率先摇旗呐喊、身體力行地組織各地學者進行墨子研究。任繼愈、費孝通、（臺灣）王贊源等著名學者大力支持，孫中原、鄭傑文、李廣星、李紹昆、韋政通等做出了突出貢獻，積極參與者更是不勝枚舉。例如，張知寒先生主編的《墨學與當今世界叢書》（1997年）共10本，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初步闡述了墨家學説的現代價值，包括張斌峰《墨子與世界和平》，姜寶昌《墨學與現代科技》，李殿仁《墨學與當代軍事》，楊愛國《墨學與當代經濟》，李廣星《墨學與當代教育》，吴晉生等《墨學與當代政治》，鄭傑文、黑琨《墨學與新倫理道德》，顔炳罡《墨學與社會文化建設》，秦彦士的《墨學與當代價值》，莊春波的《墨學與思維方式的發展》。張知寒先生還將他主編的叢書郵寄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國高層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墨子研究如火如荼，為世人矚目。任繼愈主編《墨子大全》，2002年開始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這被認為是墨學復興的里程碑。為弘揚墨學，山東大學與滕州市聯合成立了墨子研究中心、中國墨子學會，先後召開了五届大型國際和國内墨學研討會，在國内外學術界産生了較大反響。山東的滕州和河南的魯山，為墨子故里争論得不可開交，兩地紛紛舉辦研討會、出版論文集、建設或者恢復墨子紀念場地（場館），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墨子的偉大。這樣的争論是墨子研究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未來的墨學思想，必然獲得人們的普遍肯定和廣泛運用。王桐齡指出：“就目下形勢而論，墨子學説之傳播力，乃正如日出東方，光焰萬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觀矣。”^[21]伍非百説墨子精神與大禹治水為國的理想是一致的，有了這樣的精神，才能振興中華。“讀《墨子》者，當時時有大禹之人格與社會在。誠如是，豈惟中夏民族是賴，將再建一九州外之九州，環瀛海而禹域之，其功豈不偉歟！”^[22]蔡尚思説：“斷言：墨學被禁錮於古代，決不會被禁錮於後代。認為墨學有當代價值，今後值得弘揚。”^[23]

（作者單位：武漢科技大學文法學院）

【注释】

[1]基金項目：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項目“墨子倫理思想的當代審視”（項目批凖號：11YJA720022）。

[2]《張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頁。

[3]孫中原主編《墨學與現代文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頁。

[4]表格見孫中原主編《墨學與現代文化》，第14頁。

[5]孫中原主編《墨學與現代文化》，第19頁。

[6]胡德平《十家論墨》序，載蔡尚思主編《十家論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7]轉自蔡尚思主編《十家論墨》，第12頁。

[8]史墨卿“科聖愛情觀”，載王裕安主編《墨子研究論叢》（五），齊魯書社2001年版，第97頁。

[9]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頁。

[10]蔡尚思主編《十家論墨·杜國庠論墨子》，第194頁。

[11]蔡尚思主編《十家論墨》，第330頁。

[12]同上，第3頁。

[13]同上。

[14]韋政通《中國思想傳統的創造轉化》，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頁。

[15]《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44頁。

[16]［日］塚野剛史《韓愈「読墨子」について》《，中國哲學論集》（21）1995年。

[17]Julia Ching，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New York：Kodansha International/USA，Ltd.，1977，p.62。

[18]費孝通《論文化與文化自覺》，羣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頁。

[19]轉自蔡尚思主編《十家論墨·王桐齡論墨子》，第59～60頁。注：王桐齡在《儒墨之異同》中只明確提出前四次復活，後面的復活没有排列次序，為明確起見，我進行了排列。

[20]蔡尚思主編《十家論墨·王桐齡論墨子》，第59頁。

[21]蔡尚思主編《十家論墨·王桐齡論墨子》，第60頁。

[22]蔡尚思主編《十家論墨·伍非百論墨子》，第99頁。

[23]蔡尚思主編《十家論墨》，第16頁。